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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非常迷恋“代”这种说法，习惯称自己为70年代人，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自我定位始于一帮年轻学者所著的《第四代人的精神》，到了李皖的《这么早就回忆了》一文，这种强烈的自我认同感达到极至，最终被一本《六十年代气质》的书彻底点燃。
非常认同李皖对“代”的定义，他在《这么早就回忆了》中讲到：“代，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代就是一群人共同的命运。从一开始它表现为一种共同的经历；随后它表现为对这经历的无可奈何，以后的人生都被这经历所左右。”向前看，是60年代人已经不太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向后看，是80年代人日益膨胀的个人主义，作为70年代人，我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我们有共同的命运吗？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吗？我们是否也在对其无可奈何呢？
回忆一下吧。
在文革前后出生，对于那段历史的记忆几乎为零，稍大一点的还会在记忆中残留一丝伟人去世的片断，稍小一点的则将更多的敬意留给了为我们打开国门的小平同志，所以，降生于革命激情过后的萧条时期的我们，恰好错过了最有可能成为英雄的年代。我们的父母在生下我们的同时，已经开始怀疑和思考生活本来的意义，这种迷茫一直伴随我们的童年和少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生理的成熟期与父辈心理上的成熟期出现了惊人的重合。命中注定，一开始，我们就错过了最真诚的信仰。
童年的欢乐是每个人最最清晰的记忆，70年代人尤其突出。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过程中成长，每一位同学都曾写过这样的文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似乎不这样开头就写不下去。总是觉得21世纪我们都共产主义了，到那时什么机器人、宇宙飞船还不随处可见，我相信每个人都曾经绘声绘色地描写过这样的场景：２０００年回到母校，聆听机器人为我们介绍学校的现况，其实这都是上了《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当。做科学家是最普遍的理想，教师是最崇高的职业，最不济也要做一名战斗英雄，这样的理想说出去才会有人赞许，不过我们确实也是那样憧憬的，当然这种憧憬在进入初中后就彻底破灭了。
那时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我们会聚集在一起看动画片，因为那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电视。我们会放学以后不回家，不过是去田野、工厂捉迷藏，而不是去网吧。我们能够准确地分清小麦和稻谷，不只一次在夏天的晚上看到过流星和萤火虫。我们至少有十几种可供消遣的游戏，当然乐器、书法、芭蕾之类的不在其中。我们学习舍身扑火的赖宁和身残志坚的张海迪，男生传阅金庸和古龙，女生崇拜三毛、琼瑶，还有汪国真、席慕容、北岛、海子，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名人，却又无一例外都不是娱乐明星。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对现在的小孩来说新奇无比的故事，也就不一一道来了。因为生活相对稳定，只要父母是正式职工，什么都是国家统包，既无下岗失业的担心，更无医疗费无处报销的窘迫，这样一种稳定的生活让我们远离了贫困，暂时也还没有追求小康的欲望。因此，70年代人的童年有着太多的童趣。不过，读书的压力还是存在，在印象中，我老有做不完的作业，特别是小学，老师很变态，常常叫我们把词典里从第×页到第×页的词抄两遍，当时我们恨不得把词典裁掉一半。“不好好读书，将来就像我一样当工人。”每次不听话都会招来父母的这番教育，现在想想，大学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当个工人没有什么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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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70年代（2）
60年代生人其实是父辈的延续，依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一代。他们的启蒙教育浸透了革命权威，他们的成才教育弥漫着革命激情，虽然他们也怀疑，也迷茫，但是和父辈一样，他们具有最纯洁的思想、最真诚的心灵、最狂热的情感，他们真诚地相信，在主义的指引下，他们能左右历史的发展，达到理想的彼岸。但是，父辈具有的革命浪漫主义他们却没能学会，为此，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真诚的代价。因此，嘲弄践踏曾经奉为真理的理想，便成为60年代生人最最可悲的变化，也成为60年代生人与父辈在遭受了相同命运之后出现的最大的不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充满挫折的心理背景下长大的。虽然我们没有经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批林批孔，但是，大概是智力开发较早，我们毫无障碍地领悟和接受了父兄的情绪。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妄图通过人类的理性去改变世界是可笑的尝试。我们无师自通地选择了实用主义，同时也得到了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对这种倾向的下意识鼓励，因为这也是父母在改革大潮中摸爬滚打琢磨出来的心得。我们深深明白，物质比精神更实在，所以，80年代后期形成主流的商业文化被我们迅速认同。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已经习惯从效率标准而不是道德标准来衡量事物，我们嘴上不说，但却从心里赞同：奉献与牺牲在一个高效率的社会中是根本不需要的，如果每个人都较好地照顾了自己的利益，整个社会的利益也就得到了协调这样的观点。简而言之，就是我们生来善于走捷径而较少有道德上的障碍。至此，中国五千年的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划上了句号。道德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至少不是效率最高的选择，在这个激烈的社会转型期，需要的是智慧、活力、创造力，是高效率、高智商、高素质的精英，是完备、严谨，并得以严格执行的制度，而不是道德教条。
我们表面上对这个社会的缺点很宽容，其实是因为我们对社会缺乏强烈的责任意识；我们表面上藐视权威拒绝崇拜，其实是因为我们卑微得连崇拜自己都没有勇气。50年代的人想小芳、找孽债；60年代的人将婚外恋解析为身体背叛与精神忠诚的谬论；80年代的人热衷于讨论天亮之前到底说不说分手；而此时的我们却迷茫于对现实的选择，工不工作，结不结婚，丁不丁克。屈服于传统的束缚，是我们的教育所赐；不臣服于世俗的压迫，则是我们的天性所致。我们有藐视制度的勇气，却永远都缺乏挑战制度的魄力。我们被称为“飘一代”，表现在诸如谋职、恋爱、婚姻等行为细节中具有“飘”的某种形态。我们习惯了远离故土外出求学，习惯了放弃原有的工作，像漂泊者一样在异域他乡寻找生活的乐土；习惯了在同一个城市，却频繁地跳槽，体验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工作。我们处于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社会秩序相互撞击的风口浪尖，我们几乎和醒过来的中国一起成长，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我们的信念早在没有建立之前便已经被不断变化的时代敲碎了。我们像在夹缝中的不起眼的野草，没有姿态，却十分韧性，总试图以观念、行为的特立独行而悄悄地影响和改变着现代社会的生存方式。
在60年代人眼里，我们幼稚得一无是处，在80年代人心里，我们更是老土得一贫如洗，不被上一代人认同，下一代也对我们不以为然。我们刚刚登上社会舞台还没有熬好造型，就已经被挤到了青春舞台的边缘。70年代人的青春已经日薄西山了，我们只配在罗大佑的演唱会上忘情地唱恋曲1990，只配保持黄皮肤黑头发的本色，与花样男子更是八竿子也打不到。青春才是骄傲的理由，没有了青春，就没有了理直气壮，看着新新人类在扮酷，而我们却不得不依次戴上成年人的面具，心里难免有点不是滋味。电视上一个70年代生的歌手说：我们的青春刚刚来临，然而好像又要过去了。
过去吧，一切年少的纯情的日子都应该按时过去，还有那些不经意间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的日子，我们只是灌木，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按照自己的原始模样恣意地生长，然后静静地等待一把无情的剪刀彻底剪断我们与青春的脐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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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尽显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从这种观点看来，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
我以为这段话也适合所有70年代的人们。
多年前有个和我同年的人写了本书，名字叫做“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那本书里充满了无法盛载的时代印象符号。虽然如今我们在记忆里早已不知不觉忘记了曾经属于我们自己的坚持和渴望。
我们，谁不曾是忧伤的痴心少年呢？
那些路灯下一去不复返的告别，那些阳光下的草地和微风。
谁记得老狼的本名和一些中国最后的摇滚呢？
那时喜欢听关不掉的收音机和张弛温暖的声音。
有一天节目的最后他说：
天很蓝，爱在微笑，而我们正年轻。
可是，我们好像还没有真正成熟，就已经老了。
就像李宗盛的感叹：背后还有一帮天才在追赶，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
我看到有的朋友拼命装嫩，奔三之年还在耍酷，只是额头的皱纹让人怜悯。从而怀疑：那些十几二十出头的小孩会因此感激你的沟通吗？
也因此想起杜拉斯的情人。
那个小女孩幽幽地说：我还没有真正长大，就已经老了。
现在五六十年代生人人老成精，大都曾经在社会最底层多年打滚。社会经验和阅历积累使他们兼有农民的刻苦和城市的狡诈，这些人也许业务一般，但社交能力的强悍和人际关系的利用被发扬到极至。目前所谓的社会中间阶层绝大部分由这些年龄、社会经历相同的人牢牢占据。
他们也许不读书，因为所谓学校，所谓老师，正是被他们年轻时穿着红袖章，挥舞着武装带，一个一个打得吐血，再踏上一只脚，要他们永远不能翻身的。
他们怎会相信读书有什么鸟用？
酒色财气，才是人生真谛。
70年代人是无法在社会经验，人情练达上与之相比的。
然而还有80年代的人正不断起来。
我们的学习能力赶不上80年代人，社会资源占有程度也比不上五六十年代人，在两代人的夹缝中，我们挣扎求存。
所以，我们尴尬；所以，我们忧伤。在尴尬与忧伤之间，我们孜孜不倦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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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的一代…写给70年代的伤逝
总在思考70年代的虚无，直到遇着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遇到他的作品《万历十五年》。以前，看世界总是两面：好的、坏的，如今却不敢妄然断下，原来世界万物都是无比的千头万绪，令人诚惶诚恐。还感慨于环境与历史对于人本身的塑造，也就是说，你永远只是那个人，不可能提着自己的头发飞离地球。
那为什么要说伤逝呢？因为清贫，不是吗？60年代有理想，80年代有物质，70年代有的只是理想的破灭，物质的凋零，还有就是对世界太多的渴望。
没有了理想，故而精神变得清贫；没有了物质，生活本身变得清贫，一切就如淡蓝色雾霭下的早晨，清冷的刺骨，空寂的恕�
人是可悲的，因为生物本性的存在。你可以抗拒自己不去偷盗、爱慕等等，但你无法抗拒自己发源于原始本体的天性，如饥饿、性冲动、内分泌。70年代无以复加的怀旧就来源于此，来源于对旧日苦难的生物性的反刍，有时候想，这是否也是一种动力，一种推动70年代人前进不止的深层力量。
王家卫的《阿飞正传》里的那只无脚鸟是惟一让我感动的70年代人的标志，因为只有那只无脚鸟可以体会深埋在每一位70年代人心灵深处的孤寂、奋斗和野心。还有尼古拉斯·凯奇的《远离赌城》，一样的孤寂，一样的颓废，但诠释了70年代人难以泯灭的温情和距离感。记得当凯奇遇见那位妓女，就像寒风里的两只刺猬，互相温暖，只保持距离；而当凯奇看到那女孩因为生活又外出接客重操旧业时，凯奇仍旧喝酒，又叫了妓女，伤害自己又伤害了喜欢的人。这两个镜头让我无以抗拒地泪流满面，不是吗？70年代给了每一位7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