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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西·道尔吉其人——刘湘晨
很多年前，一位友人将道尔吉介绍给我认识，他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他做的音乐，在一个叫“半打”的酒吧做乐队，在乌鲁木齐很偏僻的一个地方租了一间房，搞得屋外大半夜也有很大的动静；二是他因为爱犬（并非某类良种名狗）之死，最后伤心得心脏负荷过重被送医抢救。
前一件事或前一类事让人对道尔吉长久误读，总把他归于没多少沉淀的“潮人”。第一次接触，他的耳钉、服饰和言谈举止也在把他做很“潮”的强化，以致让人总觉得他比他的实际年龄小，他做任何很“潮“的事都不过分。后一件事，直到我八十岁了讲给别人听也会很传奇，常人很难想象因爱到痛绝被送进医院抢救的惊心动魄，很极致。事实上，我后来又有几次见到他绝痛的爱，依旧的极致，那种情景和那种情景中所有的东西与现实和琐碎相去甚远，介于偏执与疯狂之间，远非一个体重偏轻的人所能承受，很难确定这个性情最终会把一个人带向哪里。
如今，很高兴读到了道尔吉的书，原始动机启动了他生命记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沉淀，这部分沉淀，至少是对人们印象中他很“潮”的那部分内容的校正，让你知道他真正的内心和根基所在——那是容含了他整个少年时期的遥远的额济纳草原，那是他精神和灵魂的老家。
草色稀疏、春季时常有“白毛子风”肆虐的干裂荒原使道尔吉的生命背景有了完全不同常人的、让人更确信的一些沉淀，最终呈献给大家这个传统面临绝境而普世人心纠结的故事很正常，很“潮”的道尔吉能从很“潮”的现实中把他的注意力凝聚为若失和忧思，这不能说是“转型”，实际上是回到原本。
一个音乐家，开始把一种音乐的灵性变成一种纯文本的叙述，其间不难看出一个很极致的道尔吉在很极致地做一件事。同样的绝痛，把最极致的灵性和最纯粹的文本叙述结合起来。相信道尔吉能走得很远，我不止一次见证他绝痛的爱，让性情和心灵都达到极致。未来会怎样不确定，实际上，人要做什么，最终会走向哪里，这都是他内心秉性所决定的。
刘湘晨写于乌鲁木齐
2009年3月22日
刘湘晨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理事
新疆电视台高级编辑
新疆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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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麦》——探路之杖
新吉乐图
我本人就出生在草原上。对于牧区与城市文化来说，也算有近半个世纪的观察和体验了。作为一个蒙古族音乐家，除了关注一些有关音乐艺术的著作外，我平日也读过不少关于蒙古族古今变迁的著作。近年来网络也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使生活在今天的各族人民的视野展开了历史性的宽度。
前几年，经人介绍我曾有幸拜读了《狼图腾》，可以说那是不仅仅令我个人感慨的文学作品。尽管《狼图腾》把一些原始文明升华到了文学的境地，赋予了故事很高的诗意色彩，但那些事情大部分是真实可考的。如今，我拿到了由喇西·道尔吉所著的《呼麦》一书，首先惊叹的是，道尔吉是众所周知的蒙古族音乐家，可摆在我眼前的竟然是由他所著的厚厚的书稿。对于他的音乐我是熟悉的，大多数是一些为电影和戏剧谱写的音乐，我也知道他一直在搞剧本创作。前几年没有见到他，听朋友们谈论说他上高原了，一别几年了，这次回来便读到了他的《呼麦》。
出于好奇和兴趣，我很快阅读了《呼麦》的书稿。读完《呼麦》的最后一个字之后，很长时间我的情绪都没有平静下来。描写新世纪蒙古族现实生活状态的书，我看这是第一部，她如实和客观地揭示了当今一代人类文化去向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潜在矛盾。我个人的工作性质使我经常有机会发现那些矛盾，几年前，在我进行音乐教育的过程中，曾经在牧区发现过不少身怀高超歌唱技能的孩子，那时他们的歌声不仅仅感动了我，我相信他们更有感动世界的能力。几年后的如今，当我再次遇见他们时，很多人由于经过“专业训练”，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感召力。他们在追求着的无非是“名人效益”、“名师效益”、“名人品牌”等等东西。在这个追求中失去本真之美，无疑是令人惋惜的。对此我也曾与道尔吉兄弟进行过探讨，由于实事如此、潮流所向，我们时常感到无能为力。我们只希望在现今的风浪中不再失去更多的东西。
读着《呼麦》，作为读者，我情不自禁地会把她与前些年的《狼图腾》进行一番对比。如果说当年的《狼图腾》借助叙述我国蒙古族的一些古老文明来倡导人性的崛起，并掀起了人类的励志浪潮；那么我想在如今社会激流勇进的高度发展过程中，《呼麦》将为人类信仰的缺失和部分珍贵文明的流逝，敲醒不容忽略的警钟。或许她会成为现今一代青年勃发奋进中寻找方向的探路之杖。
新吉乐图
2009年3月9日
新吉乐图：内蒙古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新吉乐图节目部主任
蒙古族著名作曲家
呼麦 导言（1）
时常，会为血管里流淌着蒙古族血液的自己感到惭愧。在前往世界最高的高原进行关于音乐的采风和创作，翻越帕米尔高原数十个没有人烟、空气稀薄的冰峰达坂，游走于叶尔羌河上游的扎莱普相冰河两岸，辗转塔里木盆地，跨过天山山脉进入准格尔直至乌仑古河之后，受一种源于血统的情结的驱使，使我重新回到巴音布鲁克草原……这些都是上个世纪末的事情了。十余年之后，当徒步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头向右进入东疆茫茫戈壁，横贯库木塔格沙漠再次返回久别的阿拉善，东进锡林郭勒直至呼伦贝尔，面对游牧民族的整体文明，才发现自己还远远算不上是一个优秀的蒙古人。
地球上，在西起东经97°12′东至东经126°04′，南起北纬37°24′北至北纬53°23′的区域里有个极为古老的传说。相传一个游牧民族的远祖有两个漂亮的女儿，其中的一个与狼联姻生下了附有“狼性”的人。他们具有适应环境和与一切灭顶之灾骁勇抗争的能力，因此他们逐水草而生，间或为生存从事战争。 于是，那个传说中附有“狼性”的人和由他所繁衍至今的后代，在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星球上被世界所共知，并拥有一个古老和永恒的名字──蒙古人。在精神领域里，蒙古人崇拜狼，相信灵魂会被狼带到天堂。狼有时残害生灵，可更多的时候它们却又帮助蒙古人守护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致使蒙古人对狼的情结极其特殊。一方面，他们与狼作殊死的斗争，另一方面又会视狼为神的圣子。族人死后便行*，以身喂狼，以便由这个圣子来引领着，将自身的灵魂送到他们最终的安息之地──“长生天”上。
“长生天”，蒙古族对其的称谓是：宝日汗腾格尔。意为永恒之天，也是日常所说的“腾格里”。几千年来，族人在以狼、鹿为图腾的信仰之上，始终顶级膜拜的便是“长生天”。于是，对天堂的知觉、对父上的尊崇、对万世的追求、对生命的感恩、对美好的最大负载以及对人生终极宿命的追求，都凝聚在“长生天”上了。
这个由骑手形成的族群居住在叫做蒙古勒郭日⑴（蒙古包）的毡帐里，主要以马奶制品和肉类过活。在从事放牧和狩猎的过程中，他们顺应草原自然环境变化的规律：每当春雪消融，他们就向北迁徙到夏牧场⑵（夏季水草茂密的区域）；冬季来临，便向南转场，移动到冬牧场⑶（在冬季可以避风并稍温暖的区域）。世代生息在上述那个纬度范围里的中国北部地区。
靠近十二世纪末，蒙古人从完全默默无闻的状态极其突然地闯入了历史。在不久后的十三世纪，他们以最具进取性的入侵者形象，统治了那个世纪被人类所发现的整个世界大陆五分之四的区域，在这些区域里建立军事、政治以及经济系统。在此，我无意进一步叙述有关政治、军事在历史中的变迁，尽管文明是随着那些变迁在发展着的。在这个向前行进的历史时期，文化的融合和吸收也体现出史无前例的活跃景象。在艺术的领域里，蒙古人以最快的速度吸收了其他种族文明中最先进的那些部分；并且，当华夏灿烂的艺术经常被记录在脆弱而不耐久的原料⑷（如陶瓷、宣纸以及丝绸等）上的时候，当世界确信这些顶级的艺术拥有最优美的品质的时候，源自蒙古诸部落原始游牧、狩猎时期的传统技艺并未被摒弃，而是继续与其他的文化现象同步地发育和融合着。如舞蹈、诗歌、绘画、长调，还有曾经不那么广为人知的“呼麦”。
呼麦 导言（2）
“呼麦”，图瓦文“xoomei”的中文音译。英文书写为“Hoomii”。原意是指“喉咙”，实际上是“喉音”的意思，那是一种以喉咙紧缩而发生“双音”共鸣的泛音咏唱技法。表现为一个人在歌唱时同时发出两个或者更多的高低不同的声部。“呼麦”也称为“蒙古喉音”，作为一种歌咏方法，目前主要流传于中国内蒙古、南西伯利亚的图瓦、蒙古、阿尔泰和卡开斯等地区。 蒙古族中“呼麦”又名“浩林·潮尔”，是蒙古族复音唱法潮尔的演唱形式。它的发声原理极其特殊，用人体腔体内的气息冲击声带并随之震动产生共鸣。歌唱者运用闭气技巧，在气息猛烈冲击声带的同时引起其他发音体的共振，发出粗壮的气泡音，形成低音声部。在此基础上，巧妙调节声带的张弛及口腔内部形状产生共鸣，强化和集中泛音，最终发出透明清亮、带有类似哨子声的有旋律的高音声部，从而获得美妙绝伦的声音效果。
在此我们有必要讨论关于语言的问题。我们对旧石器时期的人的语言一无所知，可能他们根本不会随意谈话。他们对外形和态度有敏锐的感知，从那个时代的绘画上可以得知：更多时间里人类用姿势传达意思。语言词汇可能只是些惊慌和热情的叫喊或是具体物件的名称。所以最初的语言很可能是少数惊叹词和名词的集合。很缓慢地，人们的心思才发展到用形态的方式来表示行动和关系。现代语言发展到了几千个词，早期可能只有几百个。那时为了叙述的目的，人类宁愿用舞蹈而不是用嘴说。口语的成长的确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在随后的历史中，世界相继或者同期出现了如雅利安、闪米特、含米特以及汉语等语系。当然，与此同时越过雅利安和闪米特区域向着地球东北，一度有过一种更特异的语言体系，它曾被称为“图兰”语，现今被语言学界称作“乌拉尔──阿尔泰”语。它包括拉普兰语和西伯利亚的萨莫耶特语、芬兰语、马扎尔语、突厥语以及满语和蒙古语。无疑，这种特异的语言来自远古的游牧人群。这个游牧族群的生活状态所培植出来的情怀或者灵感以及对高原、森林、草原的特殊知觉，使他们在用舞蹈传送心情之外，产生了一种有旋律的语言声学传达系统。这种源发于游牧族群的声音系统就包含如今被称为“呼麦”的歌唱形式。由此看来，它暂时还没有发展到用“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之外的语言来演唱的时代。今天能够听到的“呼麦”几乎全部是用蒙古语来演唱的，但是，能够听到的纯正的蒙古歌声──呼麦，也像更多珍贵的艺术一样越来越少了。
权威历史学家赫伯特·乔治·韦尔斯在其论著的《世界史纲》里提出：随着人类的生长、繁衍和死亡，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保持不变时，便会一代比一代更能够充分地适应于这些条件。然而自然世界的生存条件是绝不会保持不变的。人们在变动的条件下生活，就会产生可能导致濒临灭绝的困难。
人类的确战胜了一些困难。随着这个看似永固的胜利果实的逐步成熟，诸多新的可怕的困难却由我们自己制造出来，并摆在了我们前行的路上。当我们自以为是哺乳类动物中最高级的生命，并历经坎坷跋涉到当今的世界上时，一种由我们自己盲目制定的制度和逐渐受物质财富引诱而形成的体制，便逐渐培植和保护了一个正在挥霍着文化的浪子群体。由于对历史的无知和对未来无度的索取，他们共同维系着一种森严的秩序，为这个秩序付出最大的忠诚。为了物质的拥有和享受，树立起各式各样的旗帜，并设计制作统一的制服组织阅兵式，向历史中最璀璨的文明宣战。为了赢取物质利润，他们受过严格的训练，形成了一个正在丢失着文明并拥有着奢侈生活的团队。那些致力于传承文化财富和延续人类精髓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