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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中国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预测中国至少要用100年的时间才能摆脱贫穷。30年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领导层以自己的方式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得到“人民的统治”８９％的认可（根据美国民意调查机构Pew的数据），在Pew调查的其他任何*政体里都没有可与此匹敌的数据。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着怎样的坎坷，中国在维持稳定与和谐的同时也得益于多样化。
中国立足于她自己的历史、价值观和需求，正在塑造一个纵向*的政体。她将在多大程度上与西方的*观念一致？这一问题只会使西方烦恼不已。中国有她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如何实现？她的人民将会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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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模式
*（以下简称赵）：很高兴又一次在北京见到你们。祝贺你们的新作的中文版（指《中国大趋势》，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9月版。）和德文版出版。
奈斯比特夫妇：谢谢！
赵：阅读你们的书，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你们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独特的分析方法，提出了对中国的见解。现在，世界各地的媒体每天都在谈论中国，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像你们这样下工夫，他们对中国的评价许多是肤浅的和混乱的，自然引起了读者的困惑。
约翰·奈斯比特（以下简称奈）：是的，的确如此。大多数西方记者根据他们自己的意见和倾向，根据西方历史和西方文化来评判中国。这是一种来自中国外部，而不是内部的观点。
赵：我们希望能看到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报道。至于评论，那是由作者的立场决定的。
多丽丝·奈斯比特（以下简称多）：西方期盼有关中国的采访报道更加开放、更加自由。
赵：西方记者怎样理解中国的开放和自由，有跨文化和跨意识形态的困难。西方记者在中国的工作条件年年都有改善，他们应当感觉得到。
奈：每一方都有自己的观点。中国不能改变西方记者针对中国而写的东西，但中国能够改进与西方媒体的交往。
赵：当然从我们这方面来讲，在与西方媒体交往时也会遇到文化差异的障碍。你们二位对中国的观察之深入是可称赞的，调研方法是周密的，态度是积极的。对于你们这本新书，你们期望的反馈是什么？
奈：我们期待《中国大趋势》能吸引公众的注意。西方认为中国只有采纳西方的*模式才能持续发展。这是他们的侧重点。中国符合西方的价值观和标准究竟有多少？我们所讲的中国故事以前在西方是闻所未闻的。如果西方不欢迎它，我们不会感到惊讶。
赵：我预计想要了解中国的西方读者会欢迎它，也会或多或少同意书中的观点。但是在政界和传媒界，就会有人不接受它的观点。一向的思维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
虽然我们是少数，但是我们行驶的方向是正确的
多：我想我们将面临两种反应。一种是很好的反应，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芬兰听到的一些反应。记者在采访结束后对我们说：“我以前怎么不知道这些情况？我怎么一直没有听到过所有的这一切呢？怎么就没有人在你们之前讲述这些呢？”瞧，这是积极的反应。另一种反应就大为不同了。
我和约翰认为它更像一则在奥地利众所周知的笑话。说的是一个司机驶进了高速公路，驾车走了一会儿后，收音机里广播了一则警告：“４号向西高速公路，方向维也纳，小心有一个幽灵司机。”
奈：幽灵司机是驾车逆向行驶的司机。
多：对，所以收音机里的声音大叫：“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高速公路上有一个幽灵司机。”这个司机看上去愁眉苦脸：“他们在说些什么呢？许许多多的幽灵司机正朝我驶来！”如果用这个笑话来比喻对中国的报道，我们就是里面的幽灵司机，对着车流逆向行驶。但是，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正在行驶的方向是正确的。有些记者已经告诫我们可能会撞车。
赵：您这个很德国式的比喻是告诉人们，有时在许多人看起来是正确的习惯，甚至是习以为常的规则，其实未必是正确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很多率先提出真理的人往往是少数。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手中。当初哥白尼相信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的时候，是少数。在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很多物理学家都不赞成，但最后是他胜利了。所以说，虽然是少数，但是他们可能更接近真理。
科学的真理由于有实验或者计算数据的支持，能够比较快地被大家承认。但在社会科学以及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见解，被大家接受就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也更需要提出真理的人有勇敢、坚强的精神。
多：我们不只是应对人们对事实的质疑，还要面对非常情绪化的问题。用理性的事实与各种情绪论辩是很困难的事。情绪往往无视事实。
奈：在讲述中国的故事时，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西方不想听它。这些中国故事与深烙在他们思维中的中国印象大相径庭。中国崛起如此之快以致能够与伟大的西方相抗衡，看来就像西方自己那样，这使得西方甚为愤愤不平。这就是情绪的由来之处。西方人一想到中国正在取代西方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就容易情绪激动。事实上，权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
赵：历史上和现在的几个西方强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和崛起之后，都曾经欺负过别的国家。他们若以此经验猜测中国，就会不放心，所以情绪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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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观察，西方的企业家往往比政治家更客观
赵：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当然是由于该国政府和该国人民的努力，要看他们的政策是否正确，资源是否丰富，人民的智慧和勤劳是否得到发挥。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部条件也是一个国家发展必须考虑的因素，所以中国很希望世界对中国的发展有较为正确的判断。反过来看，中国则是他们的外部条件。如果对中国的分析感情用事或意识形态用事，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对他们也是不利的。所以，正确地认识中国不仅是中国人所希望的，也是西方明智人士应当持有的态度。
奈：总体来讲，和记者相比，西方的工商界人士更愿意了解和接受关于中国的信息，他们乐于倾听中国的真实的故事。但是，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有自己难念的经，都要考虑自己局部的经济情况，都有他们自己的计划和希望。所以，要让他们对更宏大的景象产生兴趣常常很困难。
赵：对中国的观察，西方的企业家往往比政治家更客观，因为他们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必须仔细地观察中国的投资环境，并且要计算他们的投入和产出。他们如果不客观的话，就会导致他们的企业走入泥潭。所以，在美国国会举行关于中国问题的听证会的时候，企业家的意见往往更加实际，也更加正确。比如说，几年前在讨论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时候，绝大多数美国的500强企业都是赞成的，他们向国会说明了中国应该享受最惠国待遇的理由。他们这些建议也起了作用。
除了您刚才所说的，西方的一些人对中国强盛以后在世界上起什么作用表示担心，还有种种不正确的想象。其实，观察中国也不容易，因为中国太大，变化太快，现在又是一辆疾驰的列车，你必须开着另外一辆车子——像你们夫妇这样，跟上中国车的速度，才能观察到中国这辆列车是什么样的。如果你站着观察，即使用望远镜观察，你也永远看不清楚。
速度与稳定之间要有一个微妙的平衡
多：我来提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刚才您提到中国现在发展速度太快。作为一个西方人，我会说：“对呀，中国高速列车现在行驶得已经超过限速了，因此，中国必须减速。”
赵：这几年，我们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必要每年保持甚至超过10％的增长。我们感到需要稍微放慢一点，稍微控制一下速度，较全面地、用心地考虑一下中国发展中出现的关系国计民生的不平衡问题、文化发展问题、环境建设问题。这符合中国领导人*近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不只看GDP增长速度，还要看整个社会的进步，并保持可持续的发展。
奈： 我觉得发展既要有速度又要有质量，在这两者之间其实要维持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我知道对于中国来讲，维持稳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你要想维持稳定，就需要有一个持续的经济增长，也许不是每年GDP增长10％，但是你应该保持一个持续的经济增长。总之，你要在发展速度和维持稳定之间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非常微妙的平衡。
赵：这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个考验。中国这几年大家愿意谈的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如何在保持持续的发展当中，保证适当的速度；另一个是如何在保证适当速度的同时，还要焕发人们的文化自觉性。就是说经济进步和文化进步应该同步，发展太快容易忽略文化的建设。这是中国人近年来普遍的看法。
我曾对中国的一些大学生说：“当你们在运动场上进行100米赛跑的时候，会把暂时多余的衣服都脱掉。在跑的时候什么也不想，就是拼命跑。跑完了100米，还得走回来，把你们的衣服再穿上。”学生们听明白了，也就是说文化不能丢。中国的建设是很长久的事业，应该像跑马拉松那样跑下去，总是用跑100米的速度去跑马拉松是不合适的。中国要调整到一个合适的速度，以适应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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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主动及时地向西方记者提供充分的信息
奈：我们接着幽灵司机和超速列车的比喻继续探讨。我觉得对于中国和西方来说，双方都需要努力克服彼此之间存在的偏见或误解。
在此，我想到了一个历史的事实。过去的500年以来，西方国家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最后由美国创立了现代*。拿交通来讲，几乎所有这些交通规则，都是由西方来制定的。他们希望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能够遵守西方制定的交通规则，这个规则成了国际的规则。这对于整个世界来讲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西方还有一个观点认为，西方所制定的这些模式，比如说*模式，实际上是最完美的，是人类社会最终的规则、最好的模式。就如同美国的弗朗西斯·福山（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美籍日裔学者。兰德公司顾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历史的终结》、《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等。）教授在他那本《历史的终结》中所言，“我们眼前看到的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点，西方的自由*制度作为人类发展的最终形式被普遍接受。”他认为西方的模式就是人类所追求的终结了，是最好的了。所以，他希望其他国家都能够接受西方的这些规则。
当然我们不一定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现在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体系，中国也相应地在制定自己的一些新的规则，这些规则可能比西方的现有规则更适合中国。我觉得，从沟通上来讲，中国有义务也有责任向西方记者及时提供充分的信息，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就西方记者而言，他们也有责任尽可能及时、全面地搜集关于中国的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告诉他们的读者。但是我觉得目前这两个方面做得都还不够。从中国方面而言，可能并没有很及时、很全面地把信息提供给西方媒体，而西方媒体在客观报道中国方面可能做得也不够。所以，两方面都需要改进。
赵：您提到弗朗西斯·福山的这本书我读过，但是并不能苟同他的观点。就是在本周，他对日本记者又说了一番话。他说，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他认为中国今后的*法制建设不太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而更可能采取立足民生、务实渐进的方式，围绕环境污染、土地征用、基层官员*等具体问题，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磨合，逐步实现制度的进步和升级。他还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历史终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参见日本《中央公论》2009年9月号对福山的专访：《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
多：我们很赞同福山先生的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