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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伯与祝英台”，但是如果用原来只在江浙一带流行的越剧去演唱的话，到了北京人们就听不懂了，到了外国更不易理解。后来，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用小提琴协奏曲来表达，成功了，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流传到国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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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多：我刚才提到怎么样来沟通和理解。我又想到了一幅新的图景。比如说在北极附近居住的爱斯基摩人，因为他们生活在冰天雪地的世界，所以他们描绘雪的词特别多，比如说有30个词来描绘雪。再比如说，在非洲沙漠里有一个部落，他们生活在沙漠环境中，他们可能有30个不同的词来描述沙子或者石头。当爱斯基摩人和非洲沙漠部落的人遇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很难沟通。爱斯基摩人脑海里想到的是冰天雪地的情形，而非洲沙漠部落里的人想到的是一片沙漠，一片荒芜。他们想到的是不同的图景。在这种情况下，要打破这种交流上的障碍，就要寻找一个他们能够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说，食物和水。因为不论谁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都要去寻找食物和水。要寻找他们能够共同理解的话题。
赵：如果在大学里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的学生一定会很感兴趣，就会深究“语境”（context）的内涵。实际上，中国人用的词汇和西方人用的词汇有一部分的解释是完全相同的，如物质名词：原子、分子、桌子、椅子。但是只要和思维有关，和人的感情有关，那可就相差较远了。比如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黑格尔著，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他原来是用德文写的，该书的英译者在他的前言中特别强调德文和英文的差异，比如说智力、意志、精神这些词都不能一一对应，因此他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英文版和德文版还是有区别的，英译本是穿上英国衣服的《历史哲学》。实际上，德文和英文比起德文和法文等语言还是比较接近的。即使这样接近的语言，翻译起来都有难以逾越的困难。由此可以想见，由于中文和西方语言的巨大差异，在文化上、语言上的不可翻译性的存在，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话会显得尤其困难。
多：我百分之百赞同您的观点。有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人们好像有一种惯性，并不想去认识新的事物，而往往是根据自己已知的来判断事物，根据他已有的观念来作出判断，而不是重新去掌握新的知识。
赵：确实，温故而不去知新，应当是认识过程中必须避免的偏差。实际上，中国人用的字典和美国人、欧洲人用的字典有很多解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市场经济”。在30年前，中国人认为它是属于资本主义的，是一种落后的经济制度。但是现在不同了，在中国现在的字典里的解释变化了，由此也使中国人理解资本主义更多一些。又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被公认为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且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和法律权威的发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奈插话：是一本很好的书。）以前，我们不大读这样的书。现在，中国在*的指引下开始采取了许多市场经济的做法，实际上我们改变了在30年前对市场经济的定义。
奈：我还想举一个例子。差不多在一年前，就是2008年的时候，我在天津大学给一些学生做报告。当时很明显全球金融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金融危机已经初现端倪了。有一个学生就问我：美国将如何应对这次金融危机？如果和美国20世纪30年代应对大萧条的时候相比，会有什么措施？当时我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可能会采用一些社会主义的做法。”比如说向企业注资，这是采用社会主义的做法。简单地说，中国现在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美国实行的是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在向前发展，而美国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向前发展。也许会有交汇的地方。
不要另眼看待另一种文化
赵：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沟通，刚才说过是跨文化的沟通，才有好的效果。中国人需要有跨文化交流的本领，西方人也要有跨文化交流的本领，都不要另眼看待另一种文化，这样就容易了解对方的真实的情况，包括真实的心理、真实的思想。
要逐步减少跨文化交流的困难，就得克服思维的惯性。比如说对中国的看法，由于中国的执政党是共产党，因此许多西方政治家摆脱不了冷战思维，这个思维的衰减确实是很慢的，甚至会以当初观察斯大林和杜鲁门时代的观点来观察今天的中国，不可避免地是错误的。
这种意识形态的鸿沟会使人产生偏见。我曾经和一位美国著名的犹太人组织的领袖有过一次对话。我说，我很钦佩两个犹太人，一个是*，一个是爱因斯坦。他回答我，您只说对了一半。也就是说，很多其他民族的人至少认为*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是他作为同胞，却不承认*。这完全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否定了自己民族的杰出代表。
奈：这个故事很有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多：我们的讨论已经渐入佳境，已经逐渐深入，我还想回到我前面提到的邻居的例子。一个邻居搬入一个新的街区的时候，周边的邻居就会散布很多关于这个新邻居的种种谣言，也许有很多邻居先入为主地接受这些谣言，日后才会发现事情的真相。而这个新搬入的邻居可能也有一些历史包袱，应该如何来面对？我认为有两种方法：一种当然是报喜不报忧，你只说你光彩的一面，不说你过去的那些事情。还有一种是坦诚面对：我有很多有光彩的地方，但也有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当然了，这样做也并不容易。比如说奥地利，从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的历史中走出来，整整花了50年的时间，才坦然地面对了它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但是，现在周边的邻居就要求这个新邻居立刻坦白一切，而这个新邻居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自己家庭内部的历史。
赵：这使我想起了孔夫子的一句话：“德不孤，必有邻。”（语出《论语·里仁》。）中国人相信如果自己品行好，就一定能得到邻居的理解，有好的邻里关系。
奥地利人很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那段历史之后，会给奥地利带来新的荣誉。中国有一句话叫“放下包袱，继续前进”。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有时也会幽默地说：希特勒不是我们国家的，而贝多芬是我们国家的。
您喜欢用邻居的例子，我把它再发挥一下。在一个社区内，某一个家庭有内部矛盾，也许要离婚了。这时候，让这个家庭团结起来的办法就是去和邻居吵架。当和邻居有冲突的时候，这个家庭的内部矛盾就消失了。在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有两位金融界重要的人物说，都怨中国人，因为他们买了美国太多的国债，让美国人觉得自己有钱，因此无度地花钱。因此，当家庭内部有了矛盾的时候，就去骂邻居，这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奈大笑）
多：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人就失去了他们过去的敌人，就没有靶子了。
奈：我曾经私下里会见过一个俄罗斯官员，他提到，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曾经对一位美国人说：“我们将对你们做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会拿掉你们的敌人，我们会让你们失去靶子，失去敌人。”因为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就没有它既定的敌人了。你就不能再把你的错误推卸到苏联的头上了，失去了替罪羊，没有靶子了。
讲中国负面的故事，有媒体本身的商业目的
赵：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并且讲中国负面的故事，有媒体本身的商业目的。因为讲危言耸听的故事报纸容易卖，这样呢，也会培养自己的读者——喜欢看中国负面故事的读者。而这个媒体呢，就进一步刊载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媒体在培养自己的读者，而读者也在培养这个媒体。就像现在日本的几个大的照相机厂商，如佳能和尼康。他们不断地说，数码照相机的像素，10万的不好，100万的好，于是大家抛弃了10万的，买了100万的。这时候他们又告诉大家，1000万的更好，因此大家又要求他们生产1000万的。可能照相机厂商这样说并没有错，他们也由此不断获得了利益。我觉得有些西方媒体就是因为商业利益而喜欢登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但是他们和照相机厂商不同，他们的消息和评论不客观、不公正。
奈：我有一点不太赞同，就是那些西方媒体通过所谓的敲打中国就能牟利。从理论上看，这可能是一个挺好的观点，而且肯定也会有一些人同意，但是我不太赞同这个观点。我认为那些西方媒体若真的想赢利，其赢利的核心就是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不管是关于名人的，还是关于国家的，只有耸人听闻的、听起来不同寻常的、有些近乎疯狂的内容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比如说像过去发生的中国生产有质量问题的玩具的事件，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制造商，所以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注。像美国的好莱坞和其他的一些商业行为，他们都会重点关注新闻是否耸人听闻，因为只有相关的报道耸人听闻，才能给他带来商业利益，当然这当中会包含一些关于中国的耸人听闻的话题。
赵：您说您不赞成我的观点，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对话如果没有冲突就不精彩，但您后面的解释似乎和我接近。（与奈一起大笑）
人只有凭借自己的能力或努力来赢得尊重
赵：刚才主持人递给我一个条子，说约翰和我年纪大了，需要休息了。让我休息我很高兴，但不要说我们两个年纪大了。
我感觉我们两个人的精力不比他们两个人（指多丽丝和翻译张洪斌先生）差。你们觉得呢？
多：年龄不是问题，你们俩看起来非常有活力。我看大家都不在意我们的年龄。
赵：在中国，年纪大的人往往更受尊重。在奥地利是不是这样？
多：在奥地利，对那些年长者的尊敬程度并不是特别高，而且那些年长者并不拥有太多的优势，并不是说你的年龄增长了，你的智慧也就增长了。当然也有很多愚蠢的年轻人，也有很多不那么明智、不那么智慧、不那么聪明的年长者。在对待上了年纪的老人时，人们可能会稍微有礼貌或者温和点。但是你并不能够因为比他人年长几岁就能获得更多信誉。
赵：奈斯比特先生恐怕不会表示赞同吧？他可能会认为年长者往往有更多的智慧。
奈：实际上，我还是赞同多丽丝的观点。也就是说，我认为人只有凭借自己的能力或努力来赢得尊重，不是说你年纪大了就能自然地获得尊重，你要去赢得别人的尊重。
赵：是这样，年纪大了，也不能倚老卖老。当然，年长者受尊重也还由于他们曾经对社会作出了贡献。我们的观点接近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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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崭新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
奈：我们前面提到，中国应该更好地把自己的故事说给世界。那么怎样才能把中国的故事说得更好呢？我有一个想法，但还不是很确定。我觉得中国应该培养更多讲故事的人，通过更多、更好地讲故事的人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也应该变得更加透明，应该欢迎更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访问，应该鼓励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介绍中国。我不是说只靠中国人自己来讲自己的故事，而是要让外国人来讲述中国的故事，把中国的信息传递出去。
赵：我完全接受您的建议。外国人要讲中国的故事，得有中国人——就像您的助理张海花这样的人——来告诉他一些中国的情况。现在能够和外国人非常流畅地沟通的中国人也不是很多。我现在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我在培养学生，让他们学会讲中国的故事的本领，包括与外国人沟通的能力。我想邀请您和夫人一起，在方便的时候去那儿，给几百、上千的中国年轻的大学生们讲一课，一定会引起轰动。
奈：好啊，我们很愿意去。
我知道人民大学是中国很棒的一所大学，也知道您在这所大学的新闻学院做得非常好。我非常愿意去人民大学作讲演。
对于中国人来讲，要讲述自身的故事，就面临一些困局。比如说从语言上来讲，如果你还是用一些旧的词汇来讲述现在的故事，可能你的效果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