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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耩豌豆，敬德搂着老包睡，一个黑头对黑头……”啦，等等，反正大体都是一些狼拉狗啃的东西，总是台上唱着，底下笑着。我揣摩，侯宝林大师的“关公战秦琼”的相声段子，弄不好是从这里受启发编出来的。
还有一条，说出来也是个公开的秘密。一到唱戏这几天，老人们都比较开明，也许是自己年轻时经验过，同时也好看戏，就放孩子们一马，因而年轻人就能够獐狍野鹿地疯几天。到唱戏的时候，方圆十几里的大闺女、棒小伙儿就互相观光，爱慕，很有点少数民族对情歌的那个味道，可见普天下是一个理儿，只不过都不挑明罢了。一进台子场，尤其是夜场戏，那肯定是小伙子们好挤，专朝那闺女场上逼，“轰”的一下子，一窝姑娘们就被挤散开了，有的脸蛋子挤得通红，有的小辫子被挤散了，有的姑娘趁机往小伙子们身上靠，让小伙子们摸摸也是有的，一到这时候，就一片笑声、骂声。还有一些早就眉来眼去的后生男女，一定会趁机会溜了出去，亲热去了。
最好看、最热闹的是“对戏”，又称“赛戏”。一个镇子上，连搭两个戏台子，“写头”们（联系戏班子的、相当于大会秘书处的人），把收集起来的“起会款”放在一起，最后奖给唱得最好的戏班子。赛败的就只管几顿饭了事。这种比赛，也是一种竞争，戏班子唱赢不仅可以得到实惠，而且可以一炮走红，所以办家、赛家、看家都很用心，卖力。戏班子一到这时候，到处搬“大把势”（好唱家），前台后棚，所有人员，都忙得不亦乐乎。
你想，有这种民风民俗，二哥能会没有用武之地？栾二哥在各种剧团里都干过，各个剧种都滚瓜烂熟。自打二哥从县里回来，一身本事，不愁没有事干，他一头扎进了我们大队的戏班子里。他在县剧团干过，艺术细胞增加了不少。如果我们大队不用他，自然有其他大队的剧团抢了去。二哥很受宠，唱一季子戏，能够分到不少钱或者粮食。当然二哥也不是谁请都去，哪台戏请的唱家好，他就上哪台戏上去，鸟往旺处飞嘛。
一年冬天，高级社社长刘大爷亲自出马，不放二哥出外，要他教好寨子里的戏班子，争取在赛戏中赢戏。二哥没了瓢敲，只好猫在家里干。刘大爷特别嘱咐他：
“二哥，你是闯过大笼子的，今年到了三月十五，咱马寨要请‘长脖的’戏对戏，只准赢，不能输，事不大你看着办吧。”
“哎哟，我的妈呀，你这不是往死里逼我吗？你砍我一百瓦刀也不一定中哩。”二哥一听就着了急。
刘大爷说：“中字头上有个窟窿——那算中透气啦。若不中，我可饶不了你！当心你的核桃瓢！”刘大爷与二哥是老交情，平时对二哥也不赖，就这样算拍板了，二哥犟也犟不出。
第二天一大早，二哥蹲在牛屋院的东山墙脚，初升的太阳把微小的热力很少的一部分洒在了他的身上。小宝的爹正好挑水路过，看见他待在那里吸闷烟，就给他打了招呼。他说：“老大，你挑水后过来一下，帮助我定定弦。”小宝他爹挑过水后，蹑手蹑脚地走到他的身后，他只顾想自己的心事，一锅接着一锅地抽烟，嘴里嘟囔着：“日他个妈，吸了烟动手。”待一会儿又说一句：“日他个妈，吸了烟动手！”小宝他爹也不知道啥事，忍不住问他：“动手干啥？”
他吓了一跳，一看是小宝他爹，一笑说：“动手还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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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戏（2）
接着，他把如何组成戏班子，给小宝他爹讲了一遍，听听小宝他爹的意见。小宝他爹一听，直叫好，只是让小宝他爹唱“大红脸”，小宝他爹感到拿不下来，建议叫东头西章哥演，他也同意了。
这年冬天，剧团里一共排了十来折戏，二哥真是拿出了十八般武艺，又是“音乐、唱腔设计”，又是“总指挥、总导演”，一开口不是“里格隆冬”，就是“一字深黄”，几挂弦子、锣鼓家什叫他调制成了一块韵儿，后棚这一摊子，足抵上县级水平。前台的演员们，也都十分卖力，一看剧团里动这么大阵势，几个总往外溜的好演员都不好意思出去，一副不夺金牌誓不罢休的样子。正月、二月，在方圆附近，一口气唱了几十场，连正月十五谁也没有在家过，一个个吃百家饭吃得红光满面。
三月十五到了，这是我们寨子一年一度的贸易大会，每到这几天，方圆四五十里地的人都给吸来了。十三起会，十五是正会，也是最后一天，人山人海，寨子内外，做啥生意的都有，光那杂烩汤，少说也有二三十家。人们都是穿红着绿，在这阳春三月热闹一场，顺便采购好三夏生产的物资。
在寨子南边的河坡里，扎下了四台大戏，这几台戏都是大队组织的，管饭。那时，县剧团有电打布景，这里没有电，所以不会来，就让我们当地这几个大戏班子顶替了，反正是老规矩，赛戏，“写头”们（会务办公室）把会费集中起来，专奖优胜者，其他三台戏只稍微补贴一下开支。因而各台戏一台比一台卖力，各自使尽绝活，争取在最后一夜十二点以前，把赶会的大部分人吸引到自己的台下，那就算是赢了。
这年，我们寨子里的戏还是越调戏，“长脖的”戏是梆子（豫剧），因女主角长得漂亮但脖子稍长一点而得名。“老刚的”戏是曲剧，“小河里的”戏是二黄戏。二黄戏第一天下来就唱黄了，第二天只唱了一晌就拔了营盘。由于我们的班子大，名气大，老刚的戏自知不抵，非常体面地找到二哥，说愿意帮助我们赢了“长脖的”戏，把他们的漂亮角儿送来跑龙套和最好的戏箱送给我们用，因而戏台子虽然没扒掉，也只是唱了两天戏。
最后这一夜，只剩下两台，旗鼓相当，开始了最后的角逐。我们寨子里凡是能跑得动的人，还有狗，全部来了坐在台下捧场。刘大爷手心里攥着汗，跑前跑后，给演员们打气，下死命令。二哥也在想绝招，定了能够发挥越调特长的《收姜维》。
人家长脖的梆子戏，也真棒。长脖是个大闺女，唱《西厢记》当红娘当出了名，谁都爱看她那个浪劲儿。另外几个坤角儿（女演员）也都长得非常苗条、漂亮，加上豫剧的唱腔本来很优美，所以很叫响儿。他们最后这台戏，就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唱《十二寡妇征西》外加《西厢记》的《拷红》这一场。
大战在即，一触即发。天刚擦黑儿，两台戏的人就把汽灯烧得明灯火烛。锣鼓铿锵，唢呐悠扬，台子下坐满了黑压压伸着脖子看戏的人。孩子们都爬到台帮子上，也有的就抱着台子马脚，有的骑在树杈子上。我们大队的剧团，二哥亲自出马，演了“垫场”，底下的人笑声一片。长脖戏台下的人就有一大些往这边拥来。寨子里捧场的人在周围撒着，帮助维持秩序，一看这阵势，大家像是已经赢定了，精神更加抖擞，真他妈的来劲儿。
长脖的戏真存气，唱《十二寡妇征西》时，长脖根本没有出场，人渐渐地有些稀落。等《西厢记》一开始，长脖出场了！不见她抬脚，人就到了台子中央，一开腔满棚喝彩，这边的人呼啦一下就走了一些。
二哥把四弦交给了发旺哥，跑到后棚，让演员们存着气只管唱。只掂走了一盏马灯，拿了几盒子油彩，从后棚的箔篱子钻了出去。我们也不知他卖啥狗皮膏药，但他一走就有点慌了神，这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呀，砸了锅一年也抬不起头来，装裤裆里去吧。
当那边唱到最高潮的时候，人们像潮水一样向那边涌去。说时迟，那时快，二哥回来了！他叫戏台上正在唱的演员下来抓紧卸装。演员们一肚子不高兴，戏还没有唱完哩。这时，奇迹出现了，只见二哥把大袄一扔，光着脊背，肚皮上也开了个大花脸，加上上边一个，两副大花脸怪诞极了，他叫锣鼓队大敲起来，自己从台口开始，一溜串打了十八个大跟头，一站定，“哇哇”地怪叫起来，三四里都能听到，又一“洼腰”，两副大花脸都会叫唤，这时就有人往这边跑。他又怕人看不见，哧哧溜溜爬到大杉篙上，又大声来了几腔，领班的一看，人都正在往这边跑，叫锣鼓擂得更响，差点把鼓皮敲破，只见杉篙一摇一晃，二哥在上面耍开了刀山。观众们一定认为这边出了个怪物，人呼啦一下子全部撤了过来，二哥一个跟头打下来，就煞了戏。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赢了！
第二天发奖时，长脖说啥都不依，揭发我们捣鬼，二哥就给她胡搅蛮缠。会务领导没法子，就贴出公告，评我们一等奖，长脖的戏二等奖，把钱一多一少分配，才算结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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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1）
我用这种时空交错的办法写书，你一定会觉得凌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在我们那慢腾腾的日子里，生活如同牛车碾出来的车辙，漫长而混沌。几千年的日子累积在一起，没有多大起伏跌宕，没有多少时差，没有多少先后次序，可以认真地加以区别。尽管如此，其间仍然发生了许多不得不说的故事。下面，还有一些故事，让我慢慢地告诉你。
比如七太爷看自行车的事情，就得说上一说。那个时候，自行车很少见。只有公社的曹书记、胡社长和张武装部长各有一辆。曹书记和胡社长骑的是天津产的永久车，张武装部长骑的是上海产的凤凰车。两种车子的车把和泥瓦有点小差别。而且张武装部长骑的自行车破得不像样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辆凤凰车，轮盘龙，慢撒气，电镀过的地方掉皮，浑身上下都会响，只有铃铛不会响。
七太爷能够看到自行车，是他唯一没有跑出去的一次。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交通工具，因为自行车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就没有人在他面前说起过。
自从曹书记、胡社长和张武装部长骑了自行车来上班，让他见到后，惊奇得了不得。为了看人家骑自行车，他摸透了几个领导的规律，到了曹书记、胡社长他们来上班或者回家团聚的日子里，他就守候在路边不眨眼地看，有时还要跟上跑一大截儿。
曹书记他们几个干部很奇怪，这个老头怎么啦，没有事儿干了追我们？后来才知道他老人家是在看稀奇。曹书记停下车子，笑眯眯地对他说：“咋样？你也想骑一骑？”七太爷说：“我老了，不中用了，让我摸一摸就行了。”曹书记就把车子推给他，让他上上下下摸了个够。七太爷说：“摸了半天，我也没有弄明白这种车子是公的还是母的。”可惜那时候没有摩托车出现，要不然，依七太爷丰富的想像力，看到摩托车下边的排气管，一定认为摩托车是公的，自行车是母的。公的轱辘宽，就像男人的脚大，跑得快；母的轱辘窄，就像小脚女人，跑不快。
曹书记听了，觉得很有趣，哈哈大笑着说：“老人家，自行车不分公母，远看一条龙，近看铁丝拧。骑上它，比走路快多了。到了共产主义时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人人都会有一辆自行车。你就等着过好日子吧！”七太爷两眼放光，很快又灰暗下来，不无遗憾地说：“我是怕过不到那一天了。”曹书记哄他说：“快了，快了。”
打那以后，七太爷有感于曹书记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逢人便说曹书记了不得，你看人家像玩杂技一样，把两个轱辘的家伙骑得滴溜溜转，沿着很窄的小田埂走，也不下车子，真是当领导的就是领导，比我们老百姓有本事。只有两回事儿，让他对自行车转变了看法，那是张武装部长的自行车在山路上行走，让芥丝葛针扎住，放了炮，张武装部长心疼车子，怕砸坏了轮胎，肩扛着车子回公社院。背了十几里路，虽然走走歇歇，照样累得龇牙咧嘴的，出了一身臭汗。又一次是下了雨，道路泥泞，胡社长推着车子，走几步停下来，用一根小木棍，捅车子泥瓦上糊得满满的泥巴，边捅边骂骂咧咧的，要跟自行车的娘发生肉体关系。这两件事儿正好让七太爷碰到，七太爷后来对提拉孙子杜小宝说，让车子骑着人，还不如走路哩。
再如七太爷看飞机，也是不需要跑远路就可以看到的。那时，天上偶尔会飞过一架飞机。当时，我们那里的群众不叫飞机，而叫“飞艇”。最早的“安二”型飞机有双层机翼，声音很大，飞得较低，清晰可见。天上只要有这种“飞艇”飞过，“隆隆”的声音就从天边传来，大人小孩听到响声，都要用双手打着眼罩子，抬头观看，在天上寻找“飞艇”的踪影。“打着眼罩子”，是因为在太阳光线强烈的照射下，向天上观看很耀眼，人们又急于看到飞艇，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办法。有人打趣说：“心急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