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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它是干的，开心得很。”
“那它到底跑哪里去了？”她想知道——一个她第一次问、此后又自问了不下数百万次的问题。 。 想看书来
《猫眼看天下》 2。失踪记（7）
我们一直不知道它究竟去了哪里。不过我们也终于明白，诺顿这一天的躲猫猫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它不喜欢父母不带着它就自己去度假一个礼拜（而且，相信我，现在只要我跟珍妮丝说，诺顿看起来有一点压抑，她就会像听到福音一样立刻检查她的公寓，并把每个房间的门都关上）。不过就在我们继续说话，而我试着让自己不要因松了一口气后精神崩溃，珍妮丝马上就生起气来。这次经验同样让她以自己的方式焦躁不已。我想那大概就像小孩子从很高的荡秋千上摔下来却没有受伤：一开始你为了他的平安而放下一百二十个心，只要能哄他开心你愿意做任何事情：等到惊吓结束，你就想揍死他，因为他害自己——还有你——经历这种折磨。
“这次不让它好过，”珍妮丝告诉我，“我觉得你今天晚上不应该喂它。”
“你说得对，”我猛点头，“我绝对不会喂它。”
“而且不要摸它亲它跟它说一切都没事。”她命令我。
“绝对不会，”我说，“我绝对不会那么做。我会很严厉。”
“是啊。”她的语气有些怀疑。
“没错！”我坚定地说，可能有点内疚。
“那么明天见，”她说，不太相信我，“还有我很高兴你那只笨猫没事了。”
“谢谢。我会告诉它。”
“还有，今天不要喂它。我说真的。这是为了它好。”
“从现在开始，”我坚持说，“它只吃面包和水。你就把我想成《自古英雄多寂寞》（Lonely Are the Br*es）里的乔治·肯尼迪饰演的警察好了。”
当我开始用珍妮丝没听过的电影作比喻，通常也是她觉得该挂电话的时候。我知道当电话在曼非斯挂断的那一刻，她一定转过身跟朋友们说，我绝对不可能屈服。我知道，她觉得我一定会在几秒钟之内跑去喂猫抱猫，但是我决定要执行她的命令。严厉的爱是我今晚最新的座右铭。
很不幸的，虽然有了这个座右铭，要抗拒一只喵喵叫的苏格兰折耳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尤其是它那种“我饿了”的喵声。
“你今晚没东西吃，”我尽可能坚定地告诉它，“你应该受到惩罚。就这样。”我猜它可能会因为我严厉的语气而感到害怕。但我才没那么好运。
它又喵了。我想到这一整天它带给我的焦虑和恐惧：我想起当我以为它湿漉漉、孤单又害怕地在纽约街头流浪时，我内心的感受；我还幻想诺顿的照片被印在牛奶盒上，旁边有一行字“你看过这只猫吗？”从我挂上珍妮丝的电话后，到现在总共只过了七秒钟。
“好吧，吃一点点心好了。”我批准了，而且立刻打开一罐它最喜欢的食物，挖进碗里，摆在它面前。感恩的诺顿津津有味地吃到心满意足为止。然后它过来试图一劳永逸地跟我和好。它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直直望进我的眼睛，开始呼噜作响。
“不可能的，”我宣布，“我收到明确的指令，不可以对你好。我不会让你饿死，但是也不必对你客气。”
它跳到床上，看起来有些惊讶。说老实话，它看起来简直可怜兮兮。这也许是它生平第一次遭到拒绝。我一时健忘，伸手摸它的头。诺顿立刻视之为投降的安慰举动，使出杀手锏——用它的鼻子用力磨蹭我的脸颊——对此我通常只有举白旗投降的份儿。
“嗯，”我告诉它，一边退后，“我不会软化的。”
现在它开始用身体摩擦我的腿。
“这是为你好。”我试着解释。这句话在珍妮丝口中超有说服力的。
它的呼噜声愈来愈大，眼神愈来愈温柔。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决心薄弱得非常迅速。过了几分钟，当它躺在床上，伸出脚在空中摆动，我的决心就跟我的脊柱一样坚硬——显然脊柱的成分是浆糊之类的东西。
“好吧，”我叹了一口气，“过来。”
就这样。我没救了。纪律被扔到窗外，我趴在床上，抚摸搔抓着，跟它说一切都没事了，我真的不介意它让我度过了毕生最悲惨的一天。只要它没事就好。
这个阶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它确定我已经完全原谅它，而我也确定它了解躲猫猫这回事以后绝对不能重演。
握手言和后，我去厨房犒赏了自己一杯啤酒。然后我回到我的猫身边，再跟它说了两句话。
“不要告诉珍妮丝。”这是我的第一项吩咐。毕竟，她不需要知道我有多么没用。很幸运地，从诺顿的眼神看来，我知道它会好好帮我守住这个秘密。我再喝了一大口啤酒。“然后你到底跑哪里去了？”我很小声地说了这句话。
然而这时诺顿把头转过去，不让我瞪它。过了一会儿，它回头看看我，安静地闭上眼睛，睡觉去了。
我猜，猫就是不愿分享某些秘密，甚至是对它最要好的朋友。
①尼尔·赛门（Neil Simon）从事戏剧写作三十多年，是纽约百老汇最负盛名的剧作家。
②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创作《推销员之死》（The Death of a Sale*an）的著名美国剧作家。
③伊西卡毕宝（Ishkabibble）：可能是出自1930年一出广播剧里角色的名字。表示轻蔑的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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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眼看天下》 3。新书首卖（1）
我们决定在普罗旺斯租一幢房子。
没有基于什么特别的理由，不过我们倒是遵循了一些逻辑：我们想住在乡下，不要城市。我们不想去太具异国风情的地方，因为我必须待在一个能够立刻修好坏掉传真机的地方。珍妮丝希望有温暖的气候，至少要还算温暖。我们希望那里要有美食，而且风景要优美。这样大概就排除了半个地球，然后我们开始认真地进行挑选和删除。
首先我们把不用英文字母的国家划掉；再删去任何可能遭到飞毛腿导弹攻击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淘汰任何会吃猫的国家。很快，而且很轻易地，就只剩下意大利和法国。我们删去这两个国家的某些区域——西西里岛不错，但我不想在开车的时候被炸成碎片；勃艮第可以认真考虑，但后来珍妮丝认为那里的天气就跟英国一样，总是让她觉得又湿又冷——想象一下阿诺主演的《终结者》（Predator）里的怪物，大概就可以想象珍妮丝在又湿又冷的天气里是什么脾气。很快地，我们只剩下托斯卡尼和普罗旺斯。我们比较了两地的酒和奶酪，比较了美元和里拉的汇率，做了所有该做的事，然后根据一个关键因素下定决心：意大利话一句不通，法文倒是会一点点；因此我们决定去普罗旺斯。
几年前，当我和罗曼·波兰斯基合写剧本的时候，诺顿与我曾在巴黎住了三个月。罗曼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出去用餐，通常是跟他的朋友一起。他的朋友有意大利人、波兰人、法国人、俄国人，什么人都有。因此我们在用餐的时候，会有人用法语说了什么，然后有人用波兰语回答，有人用意大利语、丹麦语或是美国俚语回答。每隔十五分钟左右，罗曼就会用保护性的口吻插嘴说：“好了，各位，请为彼得说点英文吧。”（翻译过来就是：“好了，各位，在场有一个白痴美国人，说点他听得懂的东西吧。”）我很少感到这么无能，因此当我回到纽约，我决心至少去学一种他国语言。
我高中时上过两年法文课，但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只记得很基本的东西。我会去、有、是等动词变化；我知道该怎么问最近的药房在哪里；如果有人送来适当的蔬菜，我会说：“太棒了，芦笋！”以示感激。有这么充实的背景作后盾，我开始跟一位住在上东区，有点古怪的女人学法文。她住在一房一厅的公寓里，养有六只鸟（包括一只从公园捡来的瞎眼鸽子）、一条狗、三只猫，还有几只老鼠（我想老鼠也是宠物，不过我不敢肯定）。她还喜欢把室温保持在大约华氏60度左右。但我还是辛苦地去上课，到了要选择一个国家的时候，我想我的法文已经可以派上用场了。
我们决定落脚普罗旺斯后，接着就是找一幢房子。我完全没概念该怎么找，但是我做了一次象样的尝试：打电话到法国大使馆。他们把我转到一家在美国设有分公司的法国房地产中介，这个中介商再把我转给几家公司，而这些公司则寄来录像带，内容是售价只要三百万的各式城堡。我甚至还打到法国的一个房屋中介那里，她说我要找的房子根本不存在，要我别再烦她。
最后我们通过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找到了房子。听起来很牵强，不过这绝对是找东西的最好方法。只要告诉你认识的所有人，说你想在法国南方租一幢房子，一定会有人说：“喔，佛列德两年前也租过。他在乡下找到一个很棒的农家——老天，真是便宜。”那房子也许不一定是在普罗旺斯——但多尔多涅又不是匹兹堡——而且佛列德租过的那户农家，现在的房租搞不好已经涨了三倍，但是佛列德在那里的时候可能知道还有其他地方、或是认识某某人，而这某某人认识的某人认识的某人，知道还有人要出租房子。 txt小说上传分享
《猫眼看天下》 3。新书首卖（2）
当我们要离开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我接到一位作家朋友打来的电话。他老婆认识一个住在巴黎的好友，在普罗旺斯有两幢房子，有时候会租出去。我打电话去巴黎，他们说房子已经不出租了，但是——这就是关键，也是为何随时与人攀谈必有收获——他们很喜欢自己住的地方，也很高兴知道有人想住在那里：所以他们问我想找什么样的房子，看看是不是能帮上忙。我告诉他们：我想在卢贝宏地区（Lubron）找一幢三到四间卧室的房子。我要旧房子，迷人，还要附花园；要在小村庄里面，但是不要太乡下（珍妮丝不想过于与世隔绝）。我们还需要一些方便的设备——像洗碗机和洗烘衣机就不错——但是不要太现代或太美国，让人觉得好像在大西洋城租了一层公寓。换句话说，我要的是完美。而且不能太贵。
让我惊讶的是，他们没有叫我到疯人院去替自己租一个小房间，反而说他们可能帮得上忙；一个朋友正好有我需要的地方。他们向那个女人提到我正在找房子——如果她有兴趣的话，就会回电给我。
隔天我收到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女人传来的八页传真，她不仅有我们要找的完美房子，还是一位高尚、可敬、非常好的女士。传真里有房子细致的描述——屋龄三百年，石墙，有四个房间和一间办公室，还有跟足球场一样大的花园。里面也有一个洗碗机、洗烘衣机，还有一辆宝马欢迎我们使用。她是法国人，先生是美国人（几年前过世了），因此房子是半法国（迷人的部分）半美国（方便的部分）的。哦啦啦！她强调那里非常乡下，不过装点得很舒适。“不要期望你们有煎饼锅，”她警告我，“那里还是法国。”我没问题。我想要的是煎蛋卷的平底锅，而不是该死的煎饼锅。
一切都安顿好了。我有一间办公室，珍妮丝有一个花园，诺顿则有三个世纪之多的老鼠可抓。现在要做的只剩下一件事。
很不幸的，为了要写出我该做的事情，我必须打破对一个密友所许下的郑重承诺。
好几年前，我和我的写作伙伴戴维立下一个协定。就我们的谋生方法而论，他是一位非常正直、有品位的人。这项协定就是：我们永远不会——就艺术层面而言——去吃自己的内脏。
事情其实远没有听起来的那么恶心。我是说真的。这句话的意思只是说，我们年轻时曾经立誓，若是有朝一日能成为成功的作家，我们绝不会写自己是多么地成功。以下是最最应当避免的事项：不可写当一名作家的艰辛处；不可写为何从来都没有人在乎当作家有多辛苦；不可写其他作家、编辑或是评论家，因为这些人的无聊程度令人咋舌；也不可写这些无聊的作家、编辑或评论家为何讨厌你；还有名单上排名第一的，永远，永远，不要去写你自己巡回宣传书的经过。这很不得体、不有趣，而且就是很令人讨厌（举例说明：“哦，是喔，你在波斯尼亚的时候是很辛苦没错，但你可不知道，当那个戴着难看假发的矮子把我的名字印错时的那种感觉。那才叫噩梦！”）。
总而言之，戴维，我不是真的在写我的宣传书巡回之旅。我已经准备好动身前往法国那幢有三百年历史的房子，保留我身为艺术家的最后一点尊严。我发誓真的是这样。反正也没有人想跟我说话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