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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了。
一个人这辈子任劳任怨只走自己认准的一条路，而且是一条道儿走到黑，是很需要些勇气和耐力的，这点我哥的确比我强太多了。
只是他那点儿“职业病”忒让人看不惯，总带着“官儿架子”，就连过春节给我儿子压岁钱，都像是领导干部下基层慰问“五保户”。于是大家背地里叫他“三结合”，即“领导的派头、兄长的风度、大爷的牛×”。
我哥在电话里不紧不慢地说：“你把咱们家的那点儿陈糠烂谷子都弄到报纸上去了？”
我说：“是啊。”
沉吟了一下我哥又说：“唉，其实也无所谓，只是太陈旧，应该说点咱家积极的事儿。”
我说：“您圣明，敢问什么是咱家积极的事儿？”
我哥清了清嗓子说：“比如……比如我继承爸的遗志，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
我说：“得嘞，大爷您放心，下回有机会一准儿把您抬举上去。可前提是得先把《北京晚报》变成个带把儿的烧饼，好让我拿在手里想怎么啃就怎么啃，要不然人家凭什么听我的呀？”
我哥说了句：“无聊！”就把电话给挂了。
您瞧，哥俩就这么点儿话。
百年家事细说从头3
我们家的仨孩子，姐姐是“明珠”，哥哥是“理想”，我呢，什么他妈都不是。
听姥姥讲我妈在生我的时候难产，差点就给憋死。父亲当时斩钉截铁地跟医生说：“保大人！”就在医生护士们叮叮当当地准备好了“十八般兵刃”正要下家伙的时候，迎着夏季一缕金色的晨光，踩着窗外“大跃进”激昂的鼓点儿我自己出来了。那是1958年7月9日的早晨，天刚亮，所以给我取名叫白明。
这件事儿不论什么时候跟人家说起来，都觉得自己倍儿潇洒。可无论从哪方面讲，生我又都是多余的，尤其是按照人口学家的理论，我应当是被蛤蟆骨朵给吃了的“零碎儿”（据说五十年代民间曾流传吃蝌蚪避孕的方法），这“偏方”在当时也就是昙花一现，因为有人吃出了毛病。照说应该是“饮活蝌蚪少许”，有胆儿大的偏招呼半盆。结果孕没避了，差点把命给“避”了。我妈当年吃没吃过蛤蟆骨朵儿？甭问，肯定是没吃过。老人家一辈子是素食主义者，到今儿个连牛羊肉的荤腥都不沾，哪咽得下去那玩意儿？所以就爱谁谁了，所以咱注定就是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角色。
小时候父亲常跟亲戚朋友说：“老大心细，女儿嘛。老二踏实，是块材料。三儿不成，他除了会出幺蛾子，没什么出息。”
关于爱出“幺蛾子”父亲还真没冤枉我，可能是天性吧，这在“文革”期间曾有过一次“精彩表现”：
上小学的时候有个同学，名字现在死活想不起来了。那时候同学串门儿从不敲门，都是在门口喊。这位仁兄每回都是一进胡同口儿就扯着嗓子，拉开长音儿喊：“白——明——白——明——！”嗓门特大，我姥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纸糊驴”，居然还就叫开了。
有一天纸糊驴跟我说，看见家门口造反派斗争“地富反坏”，他受到了“启发”回家就把他爸的“反”给“造”了。
我问：“你是怎么造的反呀？”他说：“忒简单了，从作业本儿上撕张纸儿写了个小号的大字报，贴在了我爸的床头。后来你猜怎么着？”
“后来怎么着了？” 我问。
他在我耳边小声说：“他给了我一块钱！你回去也试试吧……”
我特敬佩地看着他，心想：纸糊驴呀纸糊驴，你丫可真有两把豆儿。于是把脚一跺说：“成！”就跑回家去了。
回到家看见我妈正在和棒子面蒸窝头，就说纸糊驴昨天已经在他们家造反了！
我妈说：“怎么着，你是不是也想跟我造反呀？”
我搂着她嬉皮笑脸地说：“不能够，跟您造反了谁给我蒸窝头呀。——可我想造我爸的反。”
“那你就造呗。”
“我爸不敢怎么着吧？”
“谁敢惹造反派呀。”
我心想“有门儿”，就激动了起来，跳到我爸妈的床上（那时候父母的床孩子是不准上的），踩着被垛喊口号：“打倒白纪元——白纪元必须低头认罪——”我妈用粘满棒子面的手攥着根笤帚疙瘩把我给赶了下去。
晚上躺在床上想，这“反”要是“造”成功了，不给一块给五毛也成，可大字报都写些什么呢？就写“白纪元的十大罪状：一、像南霸天似的动不动就给人俩耳贴子。二、有一回忘了是因为什么还踹过我屁股几脚。三、好吃的都给我姐。四……五……”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妈把我叫到父亲面前说：“你不是想造他的反吗？当面造吧。”睡了一宿觉这事早忘了，现在把我提溜过来不是成心整治人吗？心里骂我妈可真够德行的。
父亲在吃早点，正一丝不苟地往一块烤热了的窝头片儿上抹臭豆腐，那做派和那认真劲儿就像他当年在起士林里吃法国大餐，真叫一个份儿。
我斜腰拉胯地站在他们面前不敢吭声，过了好一会儿，可能是父亲感到不耐烦了，甩过来一句话：“去你妈的，该干吗干吗去！”
“哎！”我无比愉快地答应着，转身撒腿就跑。跑出去半条街了才想起来没拿早点窝头，哪还敢回去取呀，就径直奔了学校。
碰上了纸糊驴，他问我：“白明，昨儿个跟你爸造反了吗？”
我狠狠地搡了他一把说：“去你妈的，你丫该干吗干吗去……”
说完就晃着膀子走开。尽管肚子饿得咕噜乱叫，但觉着这派头已经变成我父亲了。
其实父亲给我的评价说对也不全对，我的确从小就不安分，但也的确是家里最豁达最实在的一位。别看父亲不待见我，可咱偏偏是个大孝子，晚年父亲羸病残阳，却得了我的济。床上床下、屋里屋外地伺候，恨不能他哪儿难受我就哪儿难受。临死前他曾说：“老三呀，我欠他的……”
父亲最后的一口气是在我怀里咽的，走得还算安详。从那时候起我就想，父亲和家里的这点事儿其实挺“传奇”的，总有一天得把它写出来，写成一本好看的书。这想法一想就是十五年，一直想到现在。
百年家事细说从头4
报纸的风波还没有完全过去，写书的心病又袭来了。
写吧，怕老太太受不了，为此我得落全家老少三代的埋怨。再有，虽然干了近二十年的编辑工作，可我从来没写过书。当编辑和当“作家”不是一个劲儿，我再清楚不过了。这书最后到底能写成个什么奶奶样，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不写吧，胸中块垒不吐不快，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夙愿”。况且，是有出版社“约稿”，让我有机会能在文人的行列里插一杠子，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馅儿饼不是谁的脑袋都能挨得着砸的。
机会终于来了，可我却有点肝儿颤，有点闹心。
是夜做了个梦，梦见我到北方出差，父亲却找来了，他给我拿了一件大衣，说这地方天气凉你别冻着。
“这该是我妈干的事儿，怎么让您来了？”我问。
“人老惜子！”父亲只说了一句，就转身走了。
我这个追呀，可怎么也追不着，一下子把自己给累醒了，出了一身的汗，一看表是夜半时分。
我把老婆给捅醒了；说：“哎，宝贝儿你醒醒嘿，好不当的又梦见我爸了。”
老婆不耐烦地说：“我还梦见我爸了呢，这有什么新鲜的。”
我说：“你不知道？现在这举动闹大了，该不是惊动咱家的祖宗了吧？”
老婆也醒了，凑过来说：“哟，没看出来你还挺迷信。”
“这可不是迷信，是心灵感应吧。”
“那你就抽工夫去给老爷子扫扫墓。”
“对呀，就你是明白人！”
说着话便翻身下床去穿衣服，老婆一把拉住我说：“你要干吗去呀？”
“我现在就扫墓去！”
“半夜三更的，你没毛病吧？”
“怎么没毛病？有毛病的才敢写书呢。老爷子没骂错我，就爱出幺蛾子，您就多担待着点儿吧。”
说着话我已经走出了房门，身后传来老婆的叫骂：“臭德行，神经病……”
我这人一向说风就是雨，十来分钟的工夫，车子已经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了。
5
这是一片回族的墓地（忘了介绍我们家是回族），四处弥漫着穆斯林特有的圣洁和静谧。这地方我来过太多次了，父亲和家族所有已故的亲朋好友都葬在这里。他们每个人的位置包括墓碑我都特熟悉，就更不用说父亲的了。
我很快就找到了父亲的墓碑，便坐了下来。
望着满空的星斗和天边的残月，我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几口，心想：我他妈的是有毛病，为写本书半夜三更跑到坟地里找灵感来了，至于的吗？得亏坟地里没有寻夜的，要不然不是把人家吓死，就是被人家给掐死。可是要给自己的“家事”著书立说，非同小可，这事儿必须得跟父亲唠叨唠叨。
又点上了一支烟后，开始对父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我说：“爸呗，最近儿子闹腾了点事儿，怪对不住您和家里人的。儿子把咱们家的故事都给捅到报纸上去了，惹得我妈特不高兴。这还不算，我还要把咱们的家事儿写成书，书里边写我爷爷、写您、写我自己。您老人家1949年就参加了革命，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入党您申请了一辈子，党也考验了您一辈子，到死您也没入上……这能怪谁呢？怪就怪那时候咱家的成分忒复杂，又赶上您点儿背，可这些都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您真是挺冤的！现在一狠心我把它们写出来，让人们知道其实您心里早就入党了，这多好哇，您说是不是……”
吸了口烟继续说：“就知道您最不待见我，要是您还活着，看见我这么敢干，肯定就是一顿大耳贴子。没辙，谁让您才六十出头就撒手不管了呢？在这本书里我要写好多的故事，有快乐的也有倒霉的，有浪漫的也有愚昧的，有出人头地的，也有窝窝囊囊的。总之，要把它们细说从头。但保不齐也会添油加醋，您还别骂，打小我就好这口儿，这您最了解呀……”
点燃了第三支烟，我说：“爸呗，要是您能活到现在兴许会帮助我这么做，您信不信，时代就把您给变过来了，您多圣明啊。可这老太太怎么还是老脑筋呢？您要是不嫌麻烦，抽空给我妈托个梦，开导开导她，别让她老是一惊一乍的。要是您也怪罪我，那您就先存着，俗话说得好，爱国不分先后，入土没有大小，早晚都得到您这儿报到。那时候您爱怎么罚就怎么罚，可今儿这事就这么着了，爱谁谁了。我先给您老磕头，算是向您请示过了……”
说完了以后，我就跪下来轻轻地磕了三个头。抬眼望去，天边已经泛白，天就快要亮了。
忽然间我的两眼模糊了，我在想：母亲所害怕的，绝不是怕她自己会被怎么着，她都快八十的人了，谁还能怎么着她呀？她真正担心的是她这个最小的儿子，会不会自己给自己招惹是非。妈哟，垂暮之年了还让您这么操心。
父亲呢，死了都十多年了，可您那些“传奇”的经历还在为人提供素材，冥冥之中帮着我把它们捏拿成文章。人们读了之后不管是喜是悲，其实都是在品评您那时乖命蹇的人生和不安的灵魂。爸呗，实在是太对不住您老人家啦！
想到这里，我不禁潸然泪下，既而泣不成声，最后是号啕大哭。哭声惊起了枝头的几只宿鸟，在头顶上喳喳地叫了几声，倏地向远方飞去。
心中暗想：兴许父亲他听见我说的话了？
二○○四年冬三月
跺脚进皇城
大清朝同治年间，京师的顺承门——也就是现在的宣武门一带已经很热闹了，凡是走卢沟桥这条道儿进京的人都在这一带聚齐。从这里进城的多为老百姓，不是做小买卖儿的就是逃荒要饭的。可要是打这儿出去却“有头有脸”，不信您瞧那串串囚车，一路直奔菜市口；都是等着开刀问斩的。城门外不远的地方就立着一块石碑，那上边赫然刻着三个大字：“后悔迟！”
其实对那些快挨刀儿的人来说，这碑文不看也罢了，它主要是给活着的往来过客看的，别的不说，先就把皇城的“威严”撂在你跟前儿了。
这座“生死之门”每天照例是车水马龙，行人如织，人群中有一对父子行色匆匆，挺招人注意，因为这爷俩除了梳着大辫子之外，每人的头上还顶着个小白帽儿，一看便知道是回族。别瞧风尘仆仆的，但却透着穆斯林特有的一股子精神劲儿。
虽说他们一路不是要着饭过来的，但也很是拮据，好在回民有个传统，爱接济人儿。只要是回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