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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时候我睁开了一只粘满眵目糊的小眼睛，偷着瞥了父亲一眼。
按说名字这玩意儿，不仅仅是个简单的符号，自打被书写进户口本儿里，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个人具有法律意义的“商标”了。在这“商标”上爹妈要是肯下点子工夫，保不齐日后就能给您家里创造出个品牌儿来呢。
可我爸我妈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不可能有什么“品牌意识”，他们带着某种偏见给我“注册”了这么个平庸的“商标”，于是就注定让我大半辈子，活得是白不呲咧的，还谈得上什么品牌？
每天下午，我母亲这个“超龄团员”都偷着跑回家给我喂奶吃，久而久之就成了不能克服家庭困难的“落后”表现，在入党问题上轻而易举地让别人抢了先。我父亲不干了，两口子心一狠，就把我给扔进了一个街道幼儿园。
那时候的幼儿园可比不了现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一个阿姨带百十个孩子，跟放羊差不多。那个破幼儿园里有个倒霉阿姨，见天儿的把我给捆在床枨上，吃喝拉撒都在眼巴前屁大点的一块地界儿，俩眼睛哭得跟烂桃似的。幸亏我当时不懂人事儿，要不然，非告她虐待祖国的花骨朵儿不可！
还就仗着姥姥每天接送，看着我那“惨相”，老太太急了，跺着脚说：“没人看我看！”便把我打“虎口”里救了出来。
于是，本人这一生的记忆，就从拽着我姥姥的衣襟儿起，一步步地伸展开来……
我们家就住在长安街的边上，姥姥买菜、串门都要带着我。后来可能是因为不方便，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架竹编的破童车，把我往竹车里一搁，再把竹车往马路旁的树干上一绑，老人家就该干吗干吗去了。
嘿，我姥姥个纂儿的！她可真放心，就不怕我被“拍花子”的给拍走喽？
其实您不知道，五十年代的北京，那可真称得上是“黄金时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和人的亲和力还特强。我们伟大的党和政府在开国的头十年，用计划经济打造出了一个让所有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们“回味无穷”的和谐社会。但也有遗憾，就是家里头的早餐，永远是烤在炉台儿上的那几块红瓤白薯。
姥姥每天带我到长安街的边上玩，哄我看马路上的大汽车，她就一边择菜一边和小脚老太太们聊大天儿。
长安街上的那些刷着红蓝两色油漆，努着大鼻子，“突突”冒着青烟的柴油汽车，老半天才过去一辆，我就没了耐心，倒是趴在破竹车里，每每长街西望，但见蓝天如洗，群山延绵。那山近得，仿佛就在我们家的后院，最多是我住的这条胡同的西口儿。层峦叠嶂，郁郁葱葱，迈腿即往，举手可及。
那雄峰百仞，去天一握的西山，让我的小脑袋里浮想联翩：大汽车开到那儿该怎么走？飞过去？我特别想知道是不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于是就闹着要进山，我姥姥自然是不答应，于是祖孙俩面向西山“对”得楹联一副。
上联是：“姥姥带我去。”
下联是：“望山跑死马。”
正赶上父亲下班，又给了个横批：“歇菜！”
晚上，钻进姥姥的被窝里，仍旧对“后院”的西山念念不忘，就没完没了地叨唠：“姥哇，您说那山上都有什么呀？”这个满腹文章的老太太，出口便吟诗一首。
诗曰：“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盆儿，盆儿里有个罐儿，罐儿里有个碗儿，碗儿里有个小孩儿讲故事。故事讲的是：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盆儿，盆儿里有个罐儿，罐儿里有个碗儿……”于是，我就睡着了。
翘首长街览西山——这是迄今为止能回忆起的，在我的人生中最久远、最深刻的记忆，它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1960年以前。
我的记忆既然是从山开始，也算是有“山缘”了，一位朋友曾掰着手指头“算”，让我在一张白纸上随便画点什么，我就顺手画了座高山，于是他就撇着大嘴说我是“土命”。
我认头了。土能生金，土养万物，咱何乐而不为？
成人后游历了不少名川大山，拜谒了许多古刹禅庙，尤其是在喜欢上了收藏古代陶瓷以后，没事儿就能想起我姥姥说的庙里那些“盆儿了罐儿的”，只是一件也没有“捞着”，却满眼是破塑料袋儿和垃圾，好不令人扫兴。
幼儿园里的“幺蛾子”
1960年以后，我被送进了“国家民委幼儿园”，境况就大大地改观了，那可是一个“五十多个民族五十多枝花”的欢乐大本营。六十年代初，我们国家好像还没有最后确定是五十六个民族。幼儿园是一座灰色的二层小楼，和民族饭店一南一北的隔着长安街，斜么茬儿的打了个“照面儿”。
晚上趴在窗台上，能看见民族宫的霓虹灯，那是西长安街在入夜前唯一的、短暂的缤纷，总是让我产生一种莫名的激动。每当电报大楼的钟声还没敲完，孩子就都进入了各自的梦乡。在这里，我慢慢地就不想家了，甚至不想我姥姥了。
大约在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我那爱出幺蛾子的秉性便开始显露出来，成了班里最淘气的“孩子头儿”。
有一天中午下大雨，我光着脚偷跑出去淌水，淌了两脚的稀泥，上床以后觉得这脏脚丫子没地儿放，一抬腿往墙上一踹，“吧唧”白墙上就是一个黑脚印。坏了！这黑脚印怎么擦也擦不掉，只好用手捂着。
午睡的时候管生活的阿姨要来查房，给小朋友盖被子。她看见我有一只胳臂露在外边，手还贴着墙，就命令：“躺好喽！”我佯睡不语。阿姨过来把胳臂拽开，一眼看见墙上的黑脚印，就将我从被窝里提溜出来，这才发现那两脚的黑泥。阿姨的火可就大啦，抡开巴掌就在我的屁股上招呼。
她一边打一边骂：“小白明呀，你可是坏死了！这脚脏了可以洗，墙脏了怎么洗？你还挺聪明，知道用手捂着，捂得了今天捂得了明天吗？”
这会又进来了几位阿姨，一齐查看“现场”，她们惊讶地看着我说：“哎哟喂！你看这孩子坏得嘿，这不是掩耳盗铃吗？”说着话就肆无忌惮地打我的屁股。
“掩——耳——盗——铃”，在一顿结实的巴掌下，牢牢地记住了这四个字。日后，我特爱拿这句成语“批判”别人，把别人给数落急了，人家就问：“你丫干吗跟这四个字儿那么亲呀？”我心里说了：咳，这种事儿干过呗！
更有甚者，我在地上捡了个没头的破铅笔，发觉蘸着煤末子可以在台阶上画画儿，用煤末子当绘画的原料，那可是太便宜啦，锅炉房里有的是。于是就号召小朋友们往裤兜里装煤末子，每人都装得满满当当的，再撅一节树棍儿，蘸着煤末子逮哪画哪。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把这茬儿都忘了，脱了裤子就上床，照例管生活的阿姨要给我们叠衣服，提溜着裤脚一抖搂，“哗——哗——”天女不散花，改撒煤末子了，满屋子黑尘滚滚，掩人耳目。气得阿姨扯着嗓子大叫：“都给我爬起来！这是谁教你们干的？”
小朋友们就异口同声：“白——明——白——明。”
我被“押解”到园长室，这回阿姨没抡巴掌，妈的改用手拧了。敢情这“拧”比“打”还厉害，疼得我吱哇乱叫，赶紧认错坦白。阿姨一边掐一边问：“还出不出幺蛾子了？”
在幼儿园生活的那几年，我没少挨打，五六十年代，当阿姨的急眼了“呱嗒”孩子几下不算什么，没人特别在意。另外，严师出“高徒”，记得在幼儿园里学到的东西，让我的小学一年级上得就特别顺利。
记得刚上小学的头一天，老师在黑板上画了十只小鸟，对下面的学生们说：“树上有十只小鸟，被猎人打下来三只，还剩几只？”说着话就用板擦擦掉三只小鸟。
一个撅着歪辫儿的女孩子举手起立说：“老师，还剩下七只。”
“好，你回答对了，你就做我们班上的学习委员！”老师高兴地说。
我扑哧一下子就乐了，老师问笑什么？我说：“她回答得不对，树上没有小鸟了，都给吓跑啦。”
老师也笑了，用教鞭敲打着我的课桌说：“大家在讲算术，没讲故事。你个小不点儿的，挺会出幺蛾子！”
其实这算什么呀？幼儿园里学的玩意儿多了，随便抖搂抖搂都能混他个“师长”、“旅长”的干干，只是不稀罕表现罢了。
可有一样到今儿个也没整明白，40年前在幼儿园里学到的那段低智商的关于“打鸟”的贫嘴笑话，怎么就成了今天这跨时代的，而且是特别时髦的“脑筋急转弯儿”了？看来历史还真有倒着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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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墙与护城河
我的小学是在北京西城的一所小学上的，而那“一年级的小豆包儿，一打一蹦高儿”的日子，又是在这所学校的“分校”里度过的。
分校位于北京城西边的老城墙根儿，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一个不大的“文昌庙”，主殿早已坍塌，东西配殿被用做教室，好像只有两个班的学生。这个分校里没有操场，教室的门外，靠着墙根儿放着一个“文昌君”的石头坐像。
每逢下课，学生们总跟这个石头祖宗过意不去，围着它上蹿下跳，不是“扒肩头拢二臂”举着树杈拿它当鬼打，就是顺着它的脖子往下出溜，又做滑梯玩儿。应该说这是个有点年份的文物，只是我眼见着在“文革”初期就被砸毁了。
这“文昌君”被刻凿的面目呆板，鼻直口方，那“长相”酷似小学校里看门的老头儿。看门老头儿是大家喜欢又不喜欢的人，喜欢他是因为每隔四十五分钟他就举着个铃铛，围小庙摇上一圈儿，冲着两个教室喊：“下课啦！”不喜欢是因为还没等撒完一泡尿的工夫，他又摇起那破铃铛：“上课喽！”
天蓝蓝，水清清，我的童年是一幅画……
这种描述即便很落俗套，但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这样去写。现在电视台上那漂亮的天气预报女主持人，偶尔满脸堆笑地说上一句：“今天的气象指数是优，我们可以享受蓝天白云带来的大自然的温馨……”每逢此时，我就总有些牵强之感，说实在的，八十年代以后，我就没怎么见过老天爷正经的“开眼”。即便赶上个雨过天晴什么的，那好像还算不上是真正的蓝天，和儿时见到的“天的色谱”比起来差距尚大。
因为记忆中的天，实在是太蓝太蓝了！
在课堂上学生们大声地朗读：“一只乌鸦口渴了……”我就忍不住偷眼向外观望，透过小庙的破窗户，先看到的是一段高高的城墙，城墙上芳草萋萋，背后是无尽的蓝天。白得像丝绵一样的云彩，从城墙的头顶上飘过，那残破的城墙就活了。
间或有一两个“野孩子”在墙头儿上走来走去，手里举着粘蜻蜓用的竹竿，一声口哨响过后就都不见了踪影……
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约上几个伙伴去爬城墙，痛痛快快地当他一回“野孩子”。在蓝天白云下大声地呼喊，粘蜻蜓、逮蚂蚱，然后凑到一起，冲着城墙角下的文昌小庙撒泡尿，给他们来个“东边日出西边雨”……
“乓”！突然有一个小粉笔头儿打中我的脑门，这是语文老师提醒不专心听讲学生的“绝招”。
“啪”！脸上又着实挨了一巴掌，这是看了老师在作业本上写的“精力不集中，上课时思想开小差”的批语后，我爸抡圆了给我的那一个耳贴子。
对于“水清清”的记忆就更深刻了。
那城墙的外边是什么？是护城河呀。每逢盛夏，清清的河水“哗啦啦”的一路向南流淌，两岸是依依垂柳，不时地将自己那碧绿的发丝沁入河中，任凭洗涤。
某年我造访古城西安的时候，有一位考古界的朋友拍着胸脯道：“我们这里曾经是‘八水绕长安’！”
“您见过吗？”我问他。朋友挠着腮帮子无奈地说：“没有。”
“北京当年到底有几水我说不清，但至少我见到过‘一水走日下’。”
这年月，水是个特敏感的话题。我正经让咱北京城在那个位于中州的六朝古都面前牛×了一回。
我所说的这“一水”，指的就是当年被我们这些野小子称为“大河”的京师护城河。
对护城河的记忆，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丽，更是因为它的惊险神奇和十足的“野趣”，这里是当年我们游泳的最好地界儿。那会的孩子哪有游泳裤什么的呀，脱光衣服往石头缝儿里一塞，一边拍着屁股向北跑一边唱自己“编”的歌谣：
“嘿！嘿！我是工人老大哥，挣钱挣得多，买了一辆摩托车，骑着满街跑。你是农民老大嫂，挣钱挣得少，买了一件破皮袄，没穿就坏了（liao）……”
“我是司令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