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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饼”其人
生活在这个独门独院里，更加深了父亲那孤僻、多疑的性格，为了保持“革命干部家庭的优越性”，杜绝胡同里其他小门小户市井阶层的“干扰”，他便明令我们在家“闭关锁国”，与邻居家的孩子即便是“鸡犬之声相闻”，但却是打死不能往来！
他制定了这么条“国策”，恐怕跟我们家那该死的、见不得光的西厢房里的“秘密”有关。
隔壁院子里住着一户陈姓人家儿，陈家有位年轻的先生，是个老大学生，人品极好，学问一流。只可惜他身染肺疾，生得一副细高挑儿的瘦弱身材，跟我们家那病爹好有一拼，只是眼镜的度数比父亲的还要深，远看他的两只眼睛，像是遮着一对儿放大了的麻将牌里的二饼，因此在这条胡同里得外号就叫“二饼”。
陈家在这里也是个收藏颇丰的大户，据说还是印尼华侨，陈先生是这家最小的儿子，因受肺疾的困扰常年独身一人，未曾婚娶。
这二饼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一天到晚总爱鼓捣收音机，那时候叫“电子管儿的话匣子”，同时，还特别喜欢帮助大一点的孩子做“矿石收音机”。为这事，把我哥给馋的，哈喇子二尺多长，没事儿就抻着耳朵往隔壁院子里扫听。
这事儿让我爸知道了以后，对我们就吹胡子瞪眼地说：不准跟那家人往来，谁知道他二饼是在鼓捣话匣子呢；还是在偷听敌台或者给台湾“发报”呢？
二饼的侄子，也就是陈家的长孙，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建平，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哥俩脾气特对劲儿，好得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于是，我就第一个开始偷着往陈家跑，没事听二饼老叔讲故事。
二饼鼓捣的话匣子里，时常播放出动人的歌曲，我记忆挺深刻的一曲是：“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呦下工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眼儿里头热乎乎。哎——好像那，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呀，小苗儿挂满了露水珠哇……”
这歌曲常常是在每日的上午播出，那时候的小胡同，四处是非常静谧的，谁家话匣子里的音乐声稍微大一点，就能让六门八户的人一起享受。
二饼就教我和建平以及建平的弟弟建安唱这支歌曲，学会了以后，我又第一个打破我爸那“闭关锁国”的禁令，把建平他们带进了我们的家门。
我偷着把建平带到家里的头一天，就告诉他我们家的西厢房里有“白毛儿鬼”，你敢进去吗？建平说：“怎么不敢！”就捏着拳头往里闯。可刚一探头，见里边黑糊糊的，就又退了回来。
于是，哥俩一商量，找来了“崩弓子”，喊着“一……二……三！”冲了进去。进了屋我们就对着爷爷奶奶的相片一通“射击”，愣把相片的玻璃框给崩碎了。
晚上我爸回来后问我：“为什么要‘崩’爷爷奶奶？”
“怕他们半夜出来掐死我！”我说。
我爸就揪着我的耳朵骂：“我先掐死你吧，小兔崽子。你这叫欺祖！”
我妈跑过来拦住他说：“这能怪孩子吗？谁让你们总是用老家儿的相片吓唬人来着？”于是，公母俩就先打起来了，但谁也不知道这事是我和建平一起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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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改”革命歌曲
真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自打建平哥俩走进这个独门独院以后，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他们和我姐、我哥加上我一起玩儿藏闷儿、玩儿逮人儿，今天你和我好，明天我跟他玩儿，香仨臭俩的事情经常发生，但总的来说关系是越玩儿越铁。
一般情况下，在我爸下班之前这哥俩就必须得“颠儿鸭子”。算来也是“百日串门无事故”，于是大家就放松了警惕，就大撒巴掌了。
有一回我们哥俩和建平哥俩在我家的小院子里，唱起了建平他“二饼叔”教给我们的那首歌曲，唱着唱着就走板儿了，把“及时雨”拉长了声儿唱成“鸡——屎——雨”；把“心眼儿里头热乎乎”给改作“屁眼儿里头热乎乎”。
谁想到我爸这天下班早，那破自行车的轱辘一撞街门，我们方才发现情况不妙。就在开门的一瞬间，在我爸的呵斥声中，建平哥俩跟耗子似的“刺溜”就钻跑了。这下子我家可热闹啦，我爸说：你们这是在篡改革命歌曲呀！胆子忒大，不打不足以接受教训。
我爸就在家里开展了“镇压小反革命运动”。这事儿发生在“文革”前夕，我还太小，不属于被“镇压”的对象，倒是我哥被打得满屋子瞎跑，吱哇乱叫。
傍晚时分听见有人敲门，打开街门一瞧，哟嗬！是二饼。我心想这下可坏啦，是不是人家找我爸打架来啦？只见二饼那瘦高的身影晃来晃去，跟个弯钩儿大虾米似的，我爸则挺起了一个革命者的胸脯，挡住了来人的路。
借着昏暗的灯光看上去，嘿！您瞧这俩人咋那么像：都是“四眼儿大花猫”、都是瘦了吧唧、都是面带菜色，就像扑克牌里的两张J在互相对峙。
这时二饼从兜里掏出了个精巧的“内画烟壶”，他跟我爸说：“对不起白先生，这是我们家那个小不点儿建安在贵府厢房里捡到的，我以为此物不该是‘捡’的。孩子不懂事，顺手拿去玩了，您别见怪。我现在给您送回来，好在没伤着它的彩头……”然后他把嘴凑到我爸的耳边说：“大哥，这物件的确是叶仲三的作品，实在难得！”我爸吃惊地看着二饼又看看我，我的心就快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了。
原以为这“两个阶级阵营”的人得打起来呢，结果工夫不大，双方干戈化玉帛，而且这“阶级敌人”还被请进了厢房密室，什么“青花加紫”，什么“珐琅彩”啦，净说些别人听不明白的术语。从此二饼成了我们家几乎每天晚上都登堂入室的“上客”，夜半都不肯离去。咦？难道他们就不怕我爷爷奶奶“掐”他们？
二饼的到来自然是让我高兴得不得了，但兴奋之余却也十分纳闷儿，无论如何也没让人闹明白，您说这对“肺痨”他怎么这么快就化敌为友了？一钻进那几间黑屋子里就有说不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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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玩伴
建平，是我一生中永远都不会忘怀的儿时的玩伴，尽管我们相处的时间甚为短暂，但却有着抹不掉的“135”黑白照片时期的友谊。
自打二饼到我爸这儿“投诚”了以后，建平哥俩就跟我们哥俩成一个“炮楼”的了。论玩打仗，他不是司令就是军长，我不是军长就是司令。论玩烟盒（也叫“拍三角”），他的技艺比我高，再说他们家是华侨，烟盒的花样也多，少不得让我赚点小便宜。论玩弹球，他却不如我，可他们家有一副用弹球做的“跳棋”，五颜六色的煞是让人看着眼儿热。
建平很大方，可能他的骨子里有南洋华商的“范儿”，我“秘”他几张烟盒，“顺”他几个弹球，他从来就没太计较过，往往倒是我先不好意思了。
建平还有一项特别喜好的技艺——放风筝。
那时候他常偷着把家里夏天用的竹门帘上的竹篾给抽出来，点上一根蜡烛，在蜡烛的烘烤下将竹篾弯成各种形状，于是做出来的风筝有三角儿的，有方块儿的。他叔叔二饼的手更巧，三下两下又给他做出个“线框子”，建平再从他妈那儿偷一团缝被子用的“丝光线”，得嘞！一只风筝就跟长了眼睛似的，专往云彩里钻。我就跟屁虫一样跟着他跑，起飞的时候我得举着那风筝，从胡同的东口儿跑到西口儿，又从西口儿跑到东口儿，甘心情愿当“副驾驶”。
有一天建平新做了只风筝，约我一起试飞。偏巧我妈那天值班，我便跑到她们机关大院儿里“疯”去了，建平只得自己一个人“放单飞”。
那天的半夜，据说隔壁院子里是人声鼎沸，我因为白天玩累了，睡得跟死猪似的推都推不醒。可第二天一大早，却传过来一个五雷轰顶的噩耗：建平昨日放风筝，从胡同的墙头上摔下来，被摔死了！
记得当时我坐在床上惊得是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
我姐就在一旁念叨：如果你不到机关大院儿里玩，跟他一起放风筝去，他还会摔死吗？
如果……如果……我简直不敢再往下听了。
我爸抽着烟，一声声地叹息，我妈则一分钟都不带耽搁的就把我所有的风筝都给扯烂了。
几天以后，二饼带着建平的弟弟建安来到我们家，他一边擦眼泪一边对我说：“往后别再跟淘气的建平学，蹬梯爬高的放风筝那多悬呀，咱就玩弹球吧。”
说完让建安拿出来一口袋的弹球，正是那些五颜六色的“跳棋子儿”。
我搂住建安哇哇大哭，人生中我第一次为朋友流泪。少年的眼泪真挚而又纯洁，那泪水纯得流进了嘴里，都尝不出咸味来，这一年我刚好七岁。
在那个失掉了挚友的时节，我经常是半夜里一觉醒来，感觉到自己又孤独又害怕。孤独的是，最好的玩伴从此离我而去。害怕的是，建平该不会也跟我爷爷奶奶似的，躲在西厢房的某个阴暗角落里不出来，专等着夜深人静，我实在憋不住尿一个人上茅房的时候，他才抽不冷地从后边叫我一声……
去今四十年矣，这同样是胡同给我留下的记忆。却不知建平老弟在天国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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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妹的歌声
我小时候的大街上，看不见车水马龙，四周围也没有高大建筑。放眼望去，唯独民族文化宫的绿顶子；算是西单一带的“制高点”了。静谧的胡同里，尤其是在夏日的午后，你可以听见别人家藤萝架下蝈蝈的叫声，或者是一群鸽子在屋顶上翱翔，留下忽远忽近的哨音。
顽童们是从不午睡的，即便被姥姥按在床上，也很难真正睡着。然而搅和我午睡的不是人家蝈蝈的叫声或头顶上飞过的哨鸽，是邻居院落里的一群小丫头片子，她们总喜欢大中午的在家门口跳皮筋儿，唧唧喳喳地叫：
“小皮球儿，香蕉梨，马莲儿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这十三不靠，互不搭界的口诀，在她们嘴里反反复复地念叨，实在是让我觉着“烦死人啦”。就像现在的某天中午，您家的窗根儿底下有一辆小卡车，用电子发声器没完没了地提醒：“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倒车！……”那一准得让你起急，让你抓耳挠腮的，撞墙的心都有。
女孩子们的“皮筋儿谣”，大概就是我能记忆起的，胡同里最讨厌的聒噪之一。
然而，事情总也有例外。
赶上那么一天，在一个没有女孩子跳皮筋的中午，我还真就睡着了，睡得是甜甜美美，昏天黑地。其实让我铭记了大半辈子的，并不是那天的午睡怎样香甜，而是被一曲比睡眠还要香甜的歌声唤醒了。
唱歌的人是典型的“后院儿女孩”，小名叫玲妹。也就是我先前说的上小学的头一天，因为正确地回答了老师关于“树上有十只小鸟”的问题后，被指定当了“学习委员”的那个梳着歪辫儿的小丫头片子。可如今她已然做了我们班上的头把交椅——班长。
玲妹所唱歌曲的名字叫《日本孩子想念毛主席》，歌中唱道：“天上的白云呀，请你停一下，停一下，请给毛主席捎句知心话。隔千山隔万水，日本孩子日日夜夜想念他……”
对于音乐，我还没有那么深的感悟，其实令我诧异的是：这支歌把玲妹唱美了，玲妹也把这支歌唱绝了。玲妹的漂亮，怎么以前就从来没注意过呢？于是，我的内心深处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不安，生理上居然还有了一点点儿“反应”。
回想起来，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原始、最蒙昧的躁动。然而值得称赞的是，这一切居然是因为倾听了那首颂扬“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的歌曲才产生的，因此，从某个角度来看，我的这种“躁动”是具有一定“国际意义”的。
陈家的二饼率先敲开了我们那孤家寡人的“国门”以后，我爸就变得越来越开通，并义无反顾地带领我们加入了这条胡同里的“WTO”，于是孤独的小院从此不再寂寞。
玲妹建议在我们家设立“学习小组”，我是一百二十个乐意。自打倾听了玲妹唱的那首“准日本歌曲”之后，我便总也忍不住观察她的一举一动，越发的想入非非，不知玲妹是否也在注意我。
我曾偷出藏在我们家西厢房里的一串漂亮的珊瑚珠子（此物或许应该是清代官员佩带的朝珠）送给玲妹，玲妹就还送我几张她收藏的糖纸，花花绿绿的，仿佛带着她身体的芳香。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夹在书本里。
其实我并不喜欢糖纸这类女孩子的小气玩意儿，“爱屋及乌”罢了。
但做完这“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