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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眼镜，中山装，西装裤，解放鞋，衣装说得过去，不过有些邋遢，整个人好像不是很干净。唯有那一张脸似乎在起作用，那张脸瞬间的出现让我目不转睛。父亲的脸完全像一朵盛开的*，以鼻子为中心向整个脸部扩张，大概把整个脑袋都包裹了。我看过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那张脸的皱纹已经足够夸张，但我要说那张脸不是*，*是我们老家专门用来悼念亡灵的，有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意思，父亲的脸就像向日葵那样大的*，夸张得就像他现在从天而降一样。父亲见到我之后好像一直在呵呵呵笑着，声音含混不清。我也朝*脸笑了一下，但没有任何交谈，也完全不知道两个陌生人之间该交谈什么，我就跟着他走，算是跟着一个叫父亲的家伙走。这个我不认识的父亲，双腿有点罗圈，几乎同我一样，我忽然明白什么叫跟屁虫了，也许儿子永远是父亲的跟屁虫。这个叫父亲的家伙转身走进一家供销社之类的店铺，几分钟出来后手里拎着几个罐头，父亲好像身手敏捷，我完全不防备他会突然拐进一个阴暗的门洞里面去，我呆呆在门口望着一块斑驳的木制招牌不知所措。晚饭时我才明白那几个罐头的奢侈内涵，一个凤尾鱼，一个豆豉，一个菠萝，加上一大盆显然已经煮了很久的猪肉炖白菜，大肥肉白花花漂浮在表面，大概已算一种非同寻常的招待。
父亲的住地很像陕北的窑洞，一字排开，两人一间，三面土墙，十几平米拥挤两个砖砌土炕，靠窗一张桌子，桌上堆满书本，灯光昏黄中浑浊的男人味间杂着烟草味，满屋笼罩。门与窗对着一块黄巴巴的空地，边沿稀稀落落围种一圈白杨树，中间歪斜着的两个篮球架，显示这是学校的操场。父亲留场就业后，干过的工种依次是农工、瓦工、教工，这里把教师叫教工，称呼另类，学校规模看上去寒酸，我很快就搞清楚内部构造的不同凡响。千万不能小看中国西部劳改农场的师资水平，该校一共六个教工，却是六个大学生，六个*，六个劳改犯，六个就业犯，六个老男人，六个老单身，六个清一色，六六大顺，都被顺到唐格木农场子弟学校来了，恐怕全中国没有这样纯粹的教师队伍了。最让我触目惊心的，是六个人拥有六部半导体，看起来是当时最高档的那种，清一色可以收听短波，估计都用来收听*之类，知识分子的人心向背，这里恐怕是基地大本营了。父亲是之江大学，其他几个，一个复旦，一个清华，一个南开，一个山大，另外一个记不清什么大了。劳改农场的学校人才荟萃，玄机暗藏，不是大学毕业，就不会有缘千里来相会。大学生浑身一派天降大任的做派，就很容易降落到这里来，右派的右派，反革命派的反革命派，反动派的反动派，一网打尽到青海。这六个前反动派众口一词，反反复复说，我的到来，是几十年他们学校教工中第一个直系亲属的光临，他们颠来倒去说，稀客，稀客，稀客啊稀客。他们好像有点看外星人的味道，一个进，一个出，这个进，那个出，进进出出的都纷纷向我敬酒，弄得我好像是他们共同的儿子一样。
02劳改或青海（4）
复旦说：“小丁，喝酒，喝酒。”
清华说：“小丁，喝酒，喝酒。”
南开说：“小丁，喝酒，喝酒。”
山大说：“小丁，喝酒，喝酒。”
一个什么大说：“小丁，喝酒，喝酒。”
只有父亲没有向我敬酒，可能是激动，可能是他不知道该怎样向一个儿子敬酒，可能他觉得这时候应该把巨大的幸福先让给同志们或者牢友们分享，也可能仅仅是屋里挤不开身了。我看见他脸上*盛开，一个一个介绍他这些同事，一个一个介绍我这个儿子，口气有点骄傲的意思。他倚门站着，几乎仰靠在门上，一只脚门内，一只脚门外，两只手好像没地方放了。所以，我就有点自以为是了，我俨然一个慰问团长的姿态，一个一个轮流接待。这里人种繁杂，成分复杂，五湖四海，三山五岳，牛头马面，獐眉鼠目，唯有喝酒统一，见面三杯。我的车轮大战呈无限循环式，一轮过后，第一个出去的又转回来了，又重新开始新一轮的三杯。可能是疲倦，可能是海拔，也可能这种农场自产的简装白酒度数不低，我在喝了第三个三五一十五杯之后，我开始晕乎了，话也明显多了，我甚至不知天高地厚，从书包里拿出一份精心准备的1984年11月2日的《人民日报》，在他们的眼前晃来晃去。报纸上的一则消息说：据从公安部获悉，全国给最后一批“地、富、反、坏、右分子”摘帽子工作已经结束。我救世主似的拿出这份报纸，他们看都不看，一律微微一笑，说知道了，早就知道了。估计国内新闻媒体没有大事张扬之前，他们早就从西方媒体获知了。对于他们这种千篇一律的回答，我觉得很不满意，我摇头晃脑开始一个一个审问。
我问清华：“改革开放了，你怎么不离开这里啊？”
清华回答：“我老家没人了，回不去了。”
我问山大：“政策落实了，你怎么不离开这里啊？”
山大回答：“老婆早离婚了，儿子不认我了，回去没意思了。”
我问南开：“*了，你怎么不离开这里啊？”
南开回答：“习惯这里了，回去不习惯了。”
我问什么大：“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不离开这里啊？”
什么大回答：“回去还没有这里工作好呢。”
我惊讶他们回答的平静，好像很自然的样子，好像家乡在他们心里已经不存在了，岁月确实不饶人，岁月真是一个改造大师。复旦鹤发童颜，矮胖个，和父亲住一个屋，他的回答让我刮目相看，看了半天回不过神来，他好像没喝过酒一样，慢条斯理说：
“幸亏来青海啊，否则‘*’我们肯定死掉。青海救了我一条命，回去干吗啊，再来一场‘*’，肯定又死掉。说过七八年来一次，我光棍一个，无牵无挂，待在这里挺好。我命中注定是青海人，青海好啊。”
后来我知道，复旦其实是回去条件最好的一个。“四人帮”粉碎之后，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一步一步终于走到了劳改农场，到80年代初期，青海这里开始慢慢放人了，但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释放。从任何角度去考虑，都需要有计划有步骤，请神容易送神难，从前曾有百万雄师过大江，现在再来个百万囚犯回故乡，岂不又天翻地覆慨而慷了。据说当时是每年4％的名额，而且这4％的人回去需要一个大前提的条件，即必须要有老家直系亲属的同意接收。同意了，可以走，不同意，不能走，没人同意，没地方走。另外，青海的劳改农场的*到底有多少人，一般人不可能知道，据劳改犯们说，从1957年开始算，经过一系列天灾人祸，活到80年代初期的大约是1/3，换句话说，已经死了有2/3，活着的1/3里每年可以返乡的名额是4％ 。劳改犯的话不足为信，多年以后，那部《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泄露了天机，“第二节？收押？调犯”披露：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公安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分批调15万至20万名犯人支援青海经济建设。1958—1960年，从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陕西、四川、广东、上海等省市调犯95万余人（其中由上海调来女犯650人）……如此说来，这六个前反动派，大难不死到今天，绝对是幸存者。一场突然袭来的灾难，比如地震，几秒钟几分钟最多72小时生命存活的黄金时间，遇难者或幸存者基本可见分晓。要成为劳改农场漫漫几十年岁月的幸存者，要在劳改农场幸存漫漫几十年岁月，多少日子的大难不死，多少日子的临危不惧，这种幸存，没有人生底线，没有人生极限，好像慢性自杀，好像钝刀割肉，好像门背后等天亮，好像西边出来太阳。因为父亲，我对幸存者的研究产生浓厚兴趣，我觉得文学描述无法替代科学论断，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到处寻找这方面的专家。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专门研究幸存学或幸存者的居然凤毛麟角。再细分一点，政治灾难幸存、战争灾难幸存、恐怖灾难幸存、暴力灾难幸存、自然灾难幸存、经济灾难幸存、环境灾难幸存、生活灾难幸存，诸如此类，几乎一片空白。一位偏科研究、喜欢钻研国外医学材料、自学成才的毕姓心理专家告诉我，据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在重大灾难之后，幸存者的心理反应大致有“恐慌震惊”“短期反应”和“长期反应”三个心理应激反应阶段，在前两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强烈的无助、怀疑、焦虑、困惑，不愿承认眼前发生的事实和丧失亲人带来的不幸。有30％的人能随时间推移和自身复原力的作用，恢复内心平衡，但70％的幸存者可能会在之后8—12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处于慢性心理创伤阶段，甚至因极度的抑郁和悲伤，对未来失去信心，产生自杀念头。因而对这70％人群甚至包括对前30％人群的心理干预，应是一个持续、长期的过程，需要长远的灾后心理干预规划及实施。毕专家最后说，甚至，大人打小孩，母亲打儿子，都要注意下手的理由、下手的时机、下手的部位、下手的轻重，否则都会造成某种家庭灾难，造成受害方终生的心理创伤，不得了，不得了，呵呵。毕专家的话，至少让我对接受父亲回老家之后，有重大的临床意义，比如父亲的阴郁或者阴险，父亲的焦急或者焦虑，诸如此类，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时时刻刻都会在我们面前出现，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比如，那位清华老师说，老家没人了，时间一长，人生无常，这边还活着，那边已死了，老家已经空空如也，没人来接收他了，他已不符合回家条件了，他想回也回不了了。他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心理问题，他的灾难幸存者的心理干预，换一种说法叫危机干预，就没人会去管了。
02劳改或青海（5）
复旦可谓特例，他有一个哥哥在美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华人科学家，说起来中国几乎无人不晓。为了弟弟，哥哥不遗余力，通过中央*部，通过省里，直接通知他可以立即回家并且出国。哥哥一封一封来信，复旦置之不理，哥哥又将信一封一封寄给他们在青岛的妹妹，由妹妹转达，复旦还是置之不理。所有人没有人不骂他神经病的，据说农场一级一级领导没有不找过他的，好话说尽，办法想绝，软硬兼施，脸面不要，工作不可谓不做到家了，有人甚至都要朝他下跪了，拜托他做做好事，让他们能够顺顺利利完成任务，免得三天两头电话催命似的，让人不得安宁。甚至有人投复旦信佛所好，双手作揖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却一律微笑，一律摇头，也不作任何解释，每天按时上课，按时吃喝拉撒，大有老子要么不来，要来就永远不走的架势。在这个问题上，听说他倒是在同屋的父亲面前说过一句话，好像自言自语，说得没头没脑。复旦说：
“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复旦的话没人听得懂，大家都以为他得便宜卖乖，犯什么傻，摆什么谱。通过与复旦的同处一屋，通过第二天下午我充满好奇和复旦的彻底交流，我大开眼界，不要怀疑复旦的智商，也不要怀疑复旦的人格，复旦的性格正常得很，没有一点扭曲的迹象。他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一起床就念经，念完经就上课，上完课再念经，念完经再上床。复旦周而复始，每天念两次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气闲神定一副幸福的样子。我想，大家都没想通，是他想通了，他的青春在这里，他的人生在这里，他想永远在这里，他哪里都不去，打死都不去，他认定青海了，没有比老老实实待在青海更幸福的事情了。
与复旦同处一室的我的父亲丁无量，就完全两副模样了。复旦第二天终于向我揭开了父亲神秘的外衣，并一再叮嘱我，作为与父亲相处时间最长的亲密牢友，他不说就没人会说了，他不想把父亲漫长的劳改史带入天堂。他说他自己无所谓了，你们要记住父亲，你的父亲绝对与众不同，复旦的话让我久久无语。据说丁无量是整个农场乃至整个青海劳改局的申诉大王，据说从1957年进入青海农场的第一天开始，丁无量从未停止过申诉，可谓生命不息，申诉不止，不管有用无用，申诉成了他农工瓦工教工之外的第二职业。后来的事实表明，从他生命意义方面来说，可谓终生大业。丁无量申诉的失败已经显而易见，到现在照样在唐格木老老实实待着，照样与复旦同处一室。所以，父亲很顽固地认识到，只有抓住这有限的名额，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赶紧离开这里。后来父亲很阴险地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