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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顽主》（5）
王朔语言狂欢中的这种悖论，在上世纪80年代末被遮蔽性地误读，肯定者多强调其边缘身份与消解功能。到了1993年，因为王蒙一篇《躲避崇高》引发了再次的争论。这次争论的双方调换了年龄位势。长者王蒙延续着80年代末对王朔的称颂路线：“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他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但相对年轻的一批知识分子则已经感受到世俗化浪潮与犬儒主义、欲望叙事对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巨大冲击，他们对这股潮流的始作俑者王朔已经不再怀抱同情、共鸣的心态，而是把他当作了一个“破坏者”，甚至称为“色彩斑斓的毒蜘蛛”。如张德祥认为“在金钱强化着人们的金钱观念、强化着个人利益、冲荡着道德价值的同时，他们的人生哲学正与这种强化不谋而合，无疑得到了社会响应，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金钱化、利己化、实用化、世俗化”（《王朔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张闳则指出调侃一切的姿态“冲淡了生存的严肃性和严酷性。它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识，不承担任何东西，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并且，还把承担本身化着笑料加以嘲弄，这只能算作是一种卑下的孱弱的生命表征”（《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1期）在整个“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王朔变身为新的标靶，被作为“市民文化代言人”遭受痛击。
王朔后来在自述中自称为“通俗小说家”，而且通过不断抨击港台流行文化如武侠小说、流行音乐来区隔“两种通俗文化”。这其实是比较准确的定位。王朔身上确乎有一种“大院子弟气”，表现在小说人物身上，其实不乏一种自我精英化的色彩。回头看“顽主”，他们的行为应当理解为在传统上升管道封闭之后，转而诉求以叛逆姿态寻求民众支持的另类救赎。正如王朔的自述：“他的反文化反精英的姿态是被迫的……他是聪明的，知道扬长避短，不具备的东西，索性站到反面，这就有话说了，不是咱不懂，而是瞧不上！”（《我看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王朔小说的某一方面被放大、定型，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社会意味。
王朔的小说最初对主流意识形态是有着消解作用的，如作品中对政治语汇的反讽性使用，对虚假崇高的调侃性再现，都体现了大众话语与政治话语长期积存的矛盾对抗。而由于政治话语的转变和大众话语的意识形态化，二者在某些层面上达成了一致。如在以民间方式制作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为例，《渴望》在刘慧芳身上寄托了一种理想化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使痛感商品时代人情冷漠的观众得到观赏性满足，但电视剧刻意淡化了刘慧芳的现代背景和内心矛盾，而仅仅是呈现了一个传统型的无怨无悔的贤妻良母形象，这就抽空了刘的行为背后的现代性伦理依据，使角色染上了“无私奉献”的乌托邦色彩，从而掩盖了形象背后的深刻的社会矛盾。《编辑部的故事》则摆出了嘲弄世象的姿态，但并不是将这种嘲弄引向对现行社会机制的怀疑和反抗，而是让矛盾最终自行得到解决（制造伪劣产品的商家良心发现，闹离婚的夫妻言归于好）。剧中人物虽然大都玩世不恭，但对政治话语如主编训导、法律判决，都表示了绝对的顺从，也从未为政治话语所伤害，充分展现了王蒙对王朔“机智”的赞许：“敢砍敢抡，而又适当地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们很适应四项原则和市场经济”。（《躲避崇高》）这种文学的流行一时和通行无阻是可以预知的，但它对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的依附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延伸阅读
王朔《王朔文集·谐谑卷》，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
王朔《王朔自白》，《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
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张德祥、金惠敏《王朔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1期、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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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一地鸡毛》（1）
体裁：中篇小说
作者：刘震云
原发刊物：《小说家》
发表时间：1991年第1期
（杨早 撰）
当刘震云在《北京文学》1989年第2期上发表《单位》之前，大部分评论者将这位供职于《农民日报》的小说作者看作现实主义作家序列中的一员，只是比一般的青年作者显得成熟，他的作品“几乎都是简净轻灵的白描，没有冗长的铺叙，对话也绝不说到一大篇”（曾镇南《花，开在人世的荆棘丛中》，《青年文学》1985年第4期），从早期的一系列中短篇作品，到《塔铺》、《新兵连》，刘震云的风格被评为“贴近生活原色、忠于生活真相的现实主义精神”（雷达语）。
比起所谓“85小说新潮”来，刘震云显得“像面包一样朴实”，描写的都是“最普通的人在最普通的生活中所发生的最普通的事”，这被有的评论解读成“对现实主义传统及其力量的信仰”，而“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历来被认为更贴近读者，更接近大众（方克强，《刘震云：梦·罪与感伤主义》，《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3期）。这种变化，是上世纪*十年代之交的大转向，我们下文还要提及。
九十年代之前的刘震云，似乎有些两头不讨好。尽管《塔铺》与《新兵连》看上去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并无二致，但这位新锐作家笔下总让人觉得有些与众不同。以经典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评论者不免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单纯的生命情感在巨大的生活背景中显得孤立寂寞，它所揭剖的是单纯的生命本原的情感躁动，缺少一种文化精神的观照……更多的是个体生命的感受，并没有融进强大的社会精神背景中”（王必胜《躁动的灵魂和艰难的人生》，《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5期）。
而刚刚经历了“寻根文学”与“现代派”这种压缩式的文学进程的批评者，则多少有些不满于刘震云写法上的保守内敛。李扬《文化：作为意志的表象——论刘震云小说的文化内涵》可以视为这种看法的代表。他在这篇发表于1990年的评论里，给了刘震云一个定评：
读刘震云的小说也往往让人感觉到他的思想胜于他的表达，知识高于他的生活感受力……他的学问、思想一方面使他的小说有了一定深度，但另一方面又阻抑了他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和文学语言生成的能力，这导致了刘震云小说语言的粗粝。因此，在“感觉爆炸”的新潮小说映衬之下，他的小说显得笨拙；而在“文体意识”逐渐增长的文学批评家那里，他的小说又显得那么一般；这也许是刘震云未曾被广泛注意的重要原因。（《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3期）
这里多少透出了一种困惑。这种困惑源自对于刘震云创作无法进行有效的命名与解释。因此，当“新写实”被提出与定名之后，刘震云迅速被列为这种新潮流的代表作家之一，而他之后的创作，似乎也在印证着这种判断的准确，并将这种潮流向前推进得更远。
“新写实小说”概念的提出是在1989年，其代表作品的出现则要早得多。具体时间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1987年下半年（雷达），也有人上溯到1985年（陈骏涛）。而“新写实”的命名，评论界也未能到得一致意见，分别称为“新写实小说”（张韧、吴方）、“新写实主义小说”（徐兆淮、丁帆）、“新现实主义小说”（雷达），也有的称为“后现实主义”（王干）或“现代现实主义”（陈骏涛），还有的坚持“生态小说”的提法（邵建）。不过在《钟山》编辑部1989年第3期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后，“新写实小说”的名称逐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 想看书来
1991《一地鸡毛》（2）
至于“新写实小说”的定义，评论界更是各持己见，莫衷一是。最初的两种代表性观点出现于《文学评论》、《钟山》1988年10月联合举办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文学“讨论会。一种是陈骏涛的“回归说”，认为这种回归了的新现实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相比，表现出三个新的特征：（一）重视表现普通人的生存境况，表现出一种求真意识；（二）从创造典型到典型的消解，从写外世界到写内世界；（三）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另一种是王干的“后现实主义”，他也概括了三个特征：（一）还原生活本相；（二）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创作；（三）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创作。
《钟山》编辑部则在“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中下了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褪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
除此以外，还有评论认为“新写实小说”与自然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而认为这是“对自然主义的一次回归”，“在新的层次上对自然主义作了扬弃，达到了一种新的水平，新的境界”（丁永强《新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回归》，《艺术广角》1990年第2期）。
基于概念的争执不休，“新写实小说”所涵盖的作品也是众说纷纭。除了池莉、方方、刘震云较少受到质疑外，其他作家如刘恒、李晓、朱晓平、王朔、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李锐等应否划入“新写实小说”阵营都有争议，更有评论将谌容、朱苏进、赵本夫、高晓声等作家的部分作品也纳入其中。也有评论认为，“‘新写实小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自觉的文*动或流派，而只是一种‘我行我素’的文学现象。这有异于新时期文学的‘朦胧诗’、‘寻根文学’等文学现象”，因此“新写实小说”象征着中国文学进入“没有主流，没有权威，批评和创作都我行我素、自言自语的‘后新时期文学’阶段”（陈旭光《“新写实小说”的终结》，《文艺评论》1994年第1期）。
笔者认为，“新写实小说”作为一个批评命名与文学史概念，基本是成立的，但其指向应当限于作品，而非作家。就以刘震云为例，早期作品（包括《塔铺》、《新兵连》）还是可以划归传统现实主义范畴，《单位》、《一地鸡毛》、《官人》等可以看作典型的“新写实”作品，后来的中篇《温故一九四二》和长篇《故乡天下黄花》恐怕要列入“新历史小说”比较合适，更不用说再后期的超长篇《故乡面和花朵》以及《手机》、《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等近年新作——作家有自己的创作发展历程，但时代的需求会对作家作品构成显影与形塑。
1991《一地鸡毛》（3）
“新写实”的命名，对*十年代之交的刘震云，既是一种向上的推力，也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遮蔽。它既凸显了刘震云作品对传统写实手法的改造与颠覆，又将刘震云当时的创作，按照“新写实”的定义框范成了一种“共性”。这种框范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对刘震云作品的认知与评价。
如果说刘震云的写作风格确实存在一个从现实主义向“新写实”的转变的话，那这个转折点无疑是《单位》。《单位》的原发编者石丛回顾读到这篇小说原稿的最初感受是“一种只有当编辑才能体会到的喜悦之情使我处于难以自持的激动之中”，“也许因为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