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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页）
《狼图腾》的作者通过赋予狼以伟大的精神和高贵的品质，来完成自己的虚幻的文化乌托邦建构。这是一种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情绪和价值主张：以狼为师，率兽食人，只求成功，不讲道义。它把强权和蛮勇当作文明进步的动力，但却忘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进步，必须符合人道原则，是有着可靠的价值指向和健全的道义尺度的。正像唐君毅所说的那样：“人类固然要求进步，但求进步，只依于我们觉到一理想为真正有价值，因而以之改变现实。进步而不根于理想，只是求变迁、务新奇、失本根、离故常，此并非真进步，因而并不表现真价值，而只是轻薄。现代自由世界之人，其最大的毛病，正在轻薄。”（唐君毅：《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第44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然而，《狼图腾》赞美的就是这种庸俗的生存哲学和“轻薄”的伪价值。它把野蛮当作文明，赞美那些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强盗：“在狼旗下冲锋陷阵的草原骑兵，全身都一定奔腾着草原狼的血液，带着从狼那里学来的勇猛、凶悍和智慧征战世界。世界历史上，突厥兵又凶猛又智慧，西突厥被唐朝大军打出中国以后，就很快打出一块新地盘，并慢慢站稳脚跟，几百年后又突然崛起，一路势如破竹，攻下了连蒙古人也没攻下的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和古老埃及，统一中亚西亚，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奥斯曼大帝国，切断了东西方的贸易通道，垄断了东西方的商品交换，以强大的国立和武力压得西方百年抬不起头来。所有先进文明都是被逼出来的，西方森林狼被东方草原狼逼出了内海，逼下深海，逼进了大洋，变成了更加强悍的海浪。他们驾起西方古老的贸易船和海浪船，到外海大洋去寻找通往东方的贸易新通道，结果无意中因祸得福，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抢得了比西欧大好几倍的富饶土地，以及印加、印第安人的银矿金山，为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抢得了第一船原始积累。结果，西方海狼壮大成世界上的大狼巨狼，资本狼，工业狼，科技狼，文化狼，在反攻东方，捣毁了奥斯曼大帝国，最终击败了东方草原狼，而那些东方农耕羊就更不在话下了……”（第135页）作者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历史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过程的描述，不仅是简单的，而且还是冷酷的，缺乏最起码的是非判断和道德考量。好像没有一个无辜的人在“凶猛又智慧”的突厥兵刀下流血、丧命，好像西方的“森林狼”在“抢得”“银矿金山”的过程中，不曾给当地的土著人带来苦难和血泪，好像东方的“农耕羊”活该“不在话下”地被“西方海狼”蹂躏和虐杀。作者的历史观和生存哲学是*裸的“丛林原则”：强者即刀俎，弱者为鱼肉，弱肉强食就是人类社会的永恒原则。
2004《狼图腾》（5）
与这种缺乏历史感和伦理感的叙事相反，面对同样的叙事内容，那些优秀的作家给我们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叙事文本。在日本作家井上靖的长篇小说《苍狼》中，成吉思汗和合撒儿一起射杀了自己的兄弟别克惕儿。他的母亲诃额仑得知后“怒叱”道：“你们杀死了，杀死了一个难以替代的自家人。你们像乘风为害的饿狼，你们像逐其雏而食的鸳鸯，你们像动其卧穴而袭击的狼豺，你们像捕食无踌躇的猛虎，你们像横冲直撞的灵獒。”（井上靖：《井上靖西域小说选》，第30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当成吉思汗说自己的名字将“在历史上永存不泯”的时候，博学而正直的异族青年耶律楚材“毫无惧色地”回答他：“十分遗憾，我相信可汗的名字能在历史上保存下来，这是因为可汗让自己的部下肆无忌惮地尽情地杀戮。”（同前，第521页）勒内·格鲁塞则在著名的《草原帝国》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成吉思汗被看成是人类的灾难之一。他是12个世纪中草原游牧民族对古代定居文明入侵的典型。确实，在他的祖先中不曾有人留下如此可怕的名声。他使恐怖成为一种政体，使屠杀成为一种蓄意的有条理的制度。”（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17页，商务印书馆，1998）面对这样的基本事实，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地宣扬“狼图腾”？怎么能热情洋溢地赞美灾难的制造者？
如果说游牧民族和西方“大狼巨狼”因为凶悍残忍而成功的话，那么，华夏农耕文明正是因为不够凶悍残忍，或者，形象地说，是因为“羊性”太多而落后。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都认为，“华夏文明的致命缺陷就在于，这种文明内部没有比阶级斗争更深层更广泛的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第365页）。这种激烈的生存竞争，就是狼性化的生存方式。司马光说秦“以贪狼为俗”，本来并不是一句赞美的话。但在《狼图腾》的作者看来，这简直就是无以复加的赞美。秦始皇虽然是一个“狼性暴君”，但这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可以造成“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看么，秦朝虽然二世而亡，“但是，秦朝对中国历史影响极为深远，而游牧民族的狼性格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如果没有秦国君民狼性格的因素，中国历史决不会出现以后汉唐的辉煌上升时期”（第379页）。这实在是一个缺乏起码的历史感和事实感的虚妄判断。汉唐的盛世繁荣，恰恰是统治者“过秦”反思、力行仁政、轻赋少事、约法省刑、善制侵陵、与民休息的结果。而暴秦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狼性”太多，人性太少。贾谊在《过秦论》中总结秦败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司马迁则在伟大的《史记》中，借侯生和卢生的议论，表达了自己对暴秦的批判态度：“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又借樊哙之口道出了秦王的野蛮之本性与必亡之因由：“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秦朝因滥施暴力二世而终，项羽也是因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才兵败垓下的。在司马迁看来，暴虐寡恩，好勇斗狠，从来就是一种消极的道德和丑恶的激情。难道这些千百年来已经被人们广泛认同和接受的常识，也是靠不住的吗？也要被结构、被颠覆，从而用完全相反的结论来取而代之吗？
2004《狼图腾》（6）
事实上，《狼图腾》所宣达的简单而极端的价值观和生存哲学，一点儿也不新鲜。它与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尼采将“超人”与“庸人”对立起来：“权力意志不承认任何‘被容许’的界限：对于它说来，一切来源于权力和提高权力的东西都是善，一切来源于虚弱和削弱权力的东西都是恶。”（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第924页，商务印书馆，1997）然而，正像罗素指出的那样，尼采和他的哲学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他把自负升格为一种义务，因为他最钦佩的一些人是征服者，这些人的光荣就是有叫人死掉的聪明。……尼采轻视普遍的爱，而我觉得普遍的爱是关于这个世界我所希冀的一切事物的原动力”。（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326页，商务印书馆，1976）在一个功利主义价值观极为流行的特殊的社会转型期，我们更应该强调“普遍的爱”，更应该看到并强调人的生存方式与动物的生存方式的本质区别，否则，我们的社会就会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人人都会陷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存恐惧之中，其情形和后果，正像霍尔巴赫所说的那样，“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会互为仇敌。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生活，很少顾及他人。每个人只受自己的欲望支配，只考虑与社会利益背道而驰的私人利益。正是到了那个人对人是豺狼的时候，作为那个社会成员的人有时比起生活在深山密林中的野人还要不幸”。（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第10页，商务印书馆，1994）因此，虽然《狼图腾》迎合了这个功利主义时代的价值观，为人们满足攫取金钱和权力的欲望提供了精神支持，为人们释放自己的原始冲动提供了一种道德依据，但是并不能成为中华民族“性格”改造和实现“复兴”的可靠的信仰“资源”，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反人性、反文明的道德，除了制造“巨大的混乱”，除了让人们陷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存恐惧之中，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积极的、美好的东西。
延伸阅读
林希：《“狼文化”与市侩哲学》，评论，《光明日报》2005年4月15日
叶舒宪：《狼图腾，还是熊图腾？——关于中华祖先图腾的辨析与反思》，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6月15日
龙行健：《狼图腾批判》，评论，学林出版社2007年4月版
吉卜林：《丛林故事》，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
井上靖：《井上靖西域小说选》，小说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历史学著作，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政治学著作，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俄国民粹派小说特写选》，上卷，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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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小团圆》（1）
体裁：长篇小说
作者：张爱玲
首次出版：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台北）
出版时间：2009年3月
内地首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4月
（杨早 撰）
《小团圆》和《今生今世》的“纠葛”，也许在两本书问世前的多年便已经注定。至少在写《小团圆》时的张爱玲，时时有一个“顾忌”横在心头。这一点在张爱玲写给宋淇夫妇的信中，处处可以证实，如张爱玲谈到要赶写《小团圆》，动机之一便是朱西宁来信说要根据胡兰成的话动手写她的传记（张爱玲致宋淇夫妇的信，转引自宋以朗《小团圆》“前言”）。有意思的是，此前由于张爱玲很少谈及自己的私事，很多读者都只能根据胡兰成在《今生今世》的描述来“拼合”张爱玲印象，而此时的“赶写”，颇有争夺“话语权”的意味，显然是不满胡兰成对他们之间历史的单方面叙述。可以想见，在写《小团圆》时，已经读过《今生今世》的张爱玲，是有一个“对手”在的，她要在文字中颠覆的，是胡兰成笔下的民国女子；而现实中，她也得为《小团圆》可能被胡兰成利用来“炒作”担忧；更进一步，由于胡兰成的特殊身份，她还必须顾虑此书推出后可能产生的不良政治影响。凡此种种，皆成《小团圆》一改再改、迟迟不能推出的重要原因。
有评论家称，《小团圆》的出版会让研究张爱玲的人大为头痛：此前关于她的许多描述和定论将不得不被改写。而张爱玲最终选择以“小说”的形式来对自我进行建构，又为她最大胆直白的一次“私语”，加上了一层面纱。
即使一再推迟出版时间，直至书中的主要人物包括主人公自己都已离世，《小团圆》还是免不了备受争议的命运。据说，吴小如读此书后称其太“不堪”，便是书中的苟桦——被认为影射柯灵，在张爱玲的笔下，曾有过“汉奸妻，人人可戏”的举动。吴小如认为这种描写与史实不合，足见作者之“无聊”（袁良骏《吴小如先生谈<；小团圆>；》，《中华读书报》2009年6月17日）。
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小团圆》解读方式——把它当作张爱玲的自传来读。既是自传，当然其中人物可与现实中人物一一对应，也因此产生对张爱玲自我叙述中“真假”成分的争论。然而《小团圆》的自我定位却模糊得多，这种刻意的“模糊效果”在它的第一批读者身上就产生了效果。根据张爱玲和宋淇夫妇、李欧梵等人的通信，可以看出，这部小说的第一批读者显然也是将它当作“自传”来读的。所以宋淇才会在信中劝说张爱玲将男主角的身份改为“double agent”（双重间谍），而且还要死于非命，这样一来，胡兰成才无话可说。所幸张爱玲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因为这想法实在有些幼稚，即使照此方案进行大改，读者还是会从小说中找出无数条例证来证明男主角是胡兰成，而“九莉”便是张爱玲自己，原因便是张爱玲自己在书中毫无忌惮地留下了大量证据。熟悉张爱玲的读者可以将《小团圆》与她的《私语》、《对照记》等少数谈到自己身世的作品对照着读，很容易得出这本书是张爱玲自我写照的结论。《小团圆》中有不少细节，九莉的父亲如何在家中兜着圈子背诵古诗文、九莉祖父祖母的故事、后母来家之后将她的旧衣服给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