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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沫逝世之后，杨沫的儿子老鬼出版了《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一书，在书中大胆地写出了母亲杨沫的真实一生，不仅凸显了杨沫献身抗日救亡、写作《青春之歌》和晚年对世事人生的清醒与回归，写出她成功背后的艰辛、曲折和内幕，而且把杨沫人生旅程中非阳光的一面，乃至个性中被扭曲的一面，也如实地袒露出来，让人看到她的苦恼与孤独，世俗与无奈。其中谈到随着《青春之歌》出版尤其是被改编成电影之后，给张中行带来的种种烦恼，及张中行对此事的泰然处之，文中说到“其实，真实的他，要比书中的余永泽好得多。他有着中国文人的正直，从不干告密打小报告之类的事；也从不乱揭发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尽管杨沫在书中塑造的以他为原型的余永泽虚构了一些他所没有的毛病，矮化了他，让他背上了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他对杨沫的评价始终是肯定的，正面的，从没有什么怨言。而他的妻子就非常受不了，对杨沫很有意见。有人让他写文章，给自己辩解一下。张中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作者指出：“这一点来说，真比当今某些人动不动就对号入座，跟作者打官司有气度，有风范。”
延伸阅读
杨沫：《芳菲之歌》（长篇小说），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杨沫：《英华之歌》（长篇小说），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
郭开：《就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文艺报》1959年第4期
张虹：《林道静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吗？》，《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
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
何其芳：《《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中国青年》1959年第5期
马铁丁：《论〈青春之歌〉及其争论》，《文艺报》1959年第9期
王永生《小说〈青春之歌〉评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老鬼 《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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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关汉卿》（1）
体裁：话剧
作者：田汉
原发刊物：《剧本》
发表时间：1958年5月号
首演时间：1958年6月28日
导演：焦菊隐、欧阳山尊
演出单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刘平 撰）
在建国后至“*”前这段话剧史上，作品不少，好作品却不多。比较好的作品只有《战斗里成长》（胡可）、《万水千山》（陈其通）、《布谷鸟又叫了》（杨履方）、《茶馆》（老舍）、《关汉卿》（田汉）、《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等）等几部作品。在“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口号下，很多作家的努力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付之东流，直到今天，只有《茶馆》和《关汉卿》等几部作品仍在舞台上演出并受到观众的喜爱，这无疑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文化现象。
《关汉卿》创作的年代是“狠抓阶级斗争”、进而掀起“大跃进”狂热的时代，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戏剧界也出现了“全民办文艺”、“大搞群众创作运动”、“大放戏剧卫星”的“热气腾腾”的局面。在“打破各种迷信，高举红旗前进”、“创作不神秘，人人都写戏”、“政治挂了帅，新戏大批来”的口号下，人们都“发了疯似的”大放“卫星”，创作的“跃进指标”一天翻几番，谁也不甘落后，生怕被斥为“右倾”。
然而，在这样的形势下，田汉创作的《关汉卿》居然成功了。
田汉，原名田寿昌，1898年3月12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田家塅茅坪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受湖南湘戏和木偶戏、皮影戏的影响，对戏剧情有独钟。辛亥革命时他上中学，就仿照京剧的形式创作了《新教子》和《新桃花扇》。1916年去日本留学，受日本新剧和西方话剧的影响，立志做“中国未来的易卜生”，开始话剧创作。他积极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和创造社的活动。1922年回国，与妻子易漱瑜自费创办《南国半月刊》，组织南国社，开展戏剧运动。1930年参加“左联”，成为左翼戏剧运动的领导人。他还组织了音乐小组，创办“艺华电影公司”。创作电影作品有《三个摩登女性》、《风云儿女》、《忆江南》等，创作的歌词有《毕业歌》、《夜半歌声》、《洪波曲》等。1935年被捕入狱。抗战时期，参加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第六处处长，负责艺术宣传，足迹遍布武汉、长沙、桂林、昆明、重庆、上海，始终站在戏剧运动的最前线。建国后，田汉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他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被广为传唱，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建国后被定为《国歌》。1968年12月10日，田汉被“四人帮”*，含冤去世。
田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一位伟大作家，他多才多艺，热情奔放，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戏剧家和戏剧运动的领导者，而且在电影、音乐、诗歌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田汉50寿辰时郭沫若说：“他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夸耀的一个存在。”（《先驱者田汉》，《文汇报》1947年3月13日）夏衍说：“田汉是现代的关汉卿，我私下把他叫做中国的‘戏剧魂’。”（《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
《关汉卿》是田汉话剧创作的高峰，也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优秀之作。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58《关汉卿》（2）
该剧写于1958年，同年发表于《剧本》月刊5月号。最初发表时为九场，同月增写为十二场，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6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为十场，后又改为十一场，196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品的故事是从关汉卿路见官府处决一名女犯朱小兰引起的。贫女朱小兰，因受奸人张驴儿陷害，被官府屈打成招而杀头。关汉卿义愤填膺。他恨那些草菅人命的狗官，也恨自己手中无刀，不能为民除害。他的朋友──唱戏的朱帘秀鼓励他把这件事写成戏，揭露那些贪赃枉法的狗官，替屈死的女子们伸冤。他担心“戏写出来没人敢演”，朱帘秀斩钉截铁地说：“你敢写我就敢演！”梨园界的败类叶和甫威胁他不要写这样的戏，免得刺痛官府惹麻烦，还是写些“烟花粉黛”的戏保险。关汉卿不为所动，甘冒风险，赶写《窦娥冤》。戏演出后鼓舞了正义的人们，也惹怒了权奸阿合马。他威逼关汉卿修改剧本，“不改不演，要你们的脑袋！”关汉卿毫不畏惧，“宁可不演，断然不改！”勇敢的朱帘秀仍照原本演出。二人被捕入狱。义士王著受《窦娥冤》的鼓舞，喊着“为万民除害”扯旗造反，刺杀了阿合马，关汉卿和朱帘秀也跟着罪加一等，但他们都不怕死。“将碧血、写忠烈，作厉鬼、除逆贼，这血儿啊，化作黄河扬子浪千叠，长与英雄共魂魄！……”全剧在忠与奸、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成功地塑造了关汉卿“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的性格，也塑造了朱帘秀九死不悔的刚烈性格，充分体现了正义的力量。艺术上，作者遵循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在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艺术想象，甚至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也融注到关汉卿形象的塑造中去，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剧中既有生动的史实描写，也有浪漫的抒情笔调。一曲《蝶双飞》既赞美了关汉卿与朱帘秀的战斗友谊与爱情，也表现了他们身处逆境的乐观主义斗争精神。该剧充分体现了作者“为民请命”的创作思想和戏剧创作中的诗意化风格。
1958年6月28日，首都召开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的大会。当天晚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关汉卿》，导演焦菊隐、欧阳山尊，刁光潭饰关汉卿，舒绣文饰朱帘秀。周恩来、陈毅等观看演出。该剧的演出立刻“引起了戏剧界的震动”。欧阳予倩说《关汉卿》是“一个成功的好戏”！郭沫若称赞“写得很成功”。阿甲以“舞台上出现了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动人形象”赞扬这个戏的成功。很快，全国很多剧种如话剧、越剧、粤剧等都上演了《关汉卿》。
《关汉卿》的成功，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说，是人们对田汉的期待与刺激。
自担任文化部戏改局局长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以后，田汉整天忙于琐碎的事务工作，无暇顾及创作。从建国以后至1957年的几年间，田汉没有新的戏剧作品问世，只把《金钵记》改写为《白蛇传》，与安娥合作写了《金鳞记》。那时，除随时随地即兴作诗外，作报告、写纪念文章代替了他的创作活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也严重地干扰了他的创作心境。好些年不动笔写话剧，连他自己也感到“不止是手生了，心里好像也没有把握了”（田汉、郭沫若《关于的通信》，《田汉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一天，田汉去参加印度大使馆的晚宴，朋友陈家康对他说：“瞧你头发都快白完了，也写不出什么来了。就写一首旧诗送给我吧。”田汉当时笑着答应他，“心里却是很沉痛的”。他问自己：“你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吗·”（《关于的通信》）他不服气，“托尔斯泰七十二岁写了《复活》，我现在还不到六十，体力又好，吃得、睡得、走得、坐得，不弱于人嘛……我是作家，党需要我们写出新的作品来。”并说 “今年就写。”（黎之彦《田汉创作侧记》，《田汉创作侧记》，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 “不服老”的性格和剧作家的使命感，使田汉下了决心，马上着手创作剧本，并于当年（1958）创作出话剧《关汉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958《关汉卿》（3）
从主观方面说，《关汉卿》的创作“圆”了田汉一个“梦”。
田汉从小就有一个做戏剧家的“梦”。1916年，他舅父易象（同盟会会员）带他去日本留学，希望他学政治，他却喜欢文学、戏剧。在与日本新剧接触的过程中，他的“梦”也更清楚了。1920年，他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明确地说：“我此后的生涯，或者属于多方面，但不出文艺批评家，剧曲家，画家，诗人，几方面，我自小时来就有做画家的手腕，可是此调久不弹了，恐怕只能应用向文艺的描写方面去。我除热心做文艺批评家外，第一热心做Dramatist。我尝自署为A Budding Ibsen in China可就晓得我如何妄僭了。”（《三叶集》，亚东图书馆，1920）同年3月，田汉从东京去福冈看望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的郭沫若，两个人在游太宰府公园时，他们“手拉手”仿歌德和席勒铜像的样子照了一张像，两人内心里都“以歌德和席勒暗自期许”。然而，青年时代这“暗自期许”的“心约”却影响了田汉一辈子。此后，田汉不论在戏剧创作还是领导戏剧运动方面都有出色的成就，但是他却始终感到没有实现这个“心约”。他在《关于的通信》中对郭沫若说： “我的成就是太少了，太浅了”，“越是读席勒，看席勒，越觉得他的艺术赶上去也不很容易”。1957年，田汉随团去莫斯科艺术剧院看达拉所娃演席勒的《玛利·斯丢瓦特》，使田汉感到这位德国剧作家的伟大艺术“还以很大的力量震撼着我们，他的处理斗争、突出性格的手法如此的值得我们学习”。而国内掀起的大跃进运动更使田汉豪情满怀，跃跃欲试。为了实现自己青年时代的愿望——成为席勒一样的作家，田汉决意恢复“荒疏已久”的创作生活。
《关汉卿》的创作与纪念关汉卿的活动有直接关系。1958年，世界和平大会把关汉卿定为世界文化名人，决定当年6月为这位大戏剧家举行创作活动700周年纪念会。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也是戏剧界的骄傲。身为剧协主席的田汉听到这个消息更是激动，因为关汉卿是他景仰的作家。从这年的1月份起，田汉便着手准备在纪念关汉卿大会上的报告，集中阅读了《元史》、《新元史》、《元曲选》、《马可·波罗行纪》、《录鬼簿》 、《中国通史》、《关汉卿戏曲集》等资料，认真研究了关汉卿的剧作，尤其是《窦娥冤》。田汉感到，关汉卿处在那样黑暗的年代，却敢于写窦娥这样反抗性十分强烈的女子，实在难能可贵。单从窦娥的唱词中，就可以看到关汉卿“确是个不屈不挠地战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