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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的衡量标准来看，这些诗词虽然并非如编纂者所说的艺术性“达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是，在《天安门诗抄》里，是凝聚着百万人民的集体创作行为以及蕴藏其中的集体意志与情感，这些作品的背后隐含了一股强大的“动力场”——人民的力量，作品集中的每一首诗，都不是某个人的声音，每一个作品实际的书写者，每一种声音的实际发出者都是‘人民’这个范围巨大的群体。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有些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有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而已集》）郁积在人民心底的忧愤，终于以诗的方式爆发了。
1976《天安门诗抄》（2）
在确定《天安门诗抄》的时代意义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思考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历史的叙述并非是单元的而是多元的，并非是线性的而是复线的。历史在叙述自己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地遮蔽着一些“意义”。所以，当文学史叙述有意无意忽略另一些“天安门诗歌”时，历史本身就可能被戕害了。如1976年，当天安门诗歌运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时，“主流”的《诗刊》，扮演了政治风向的积极呼应者。在5月号上，不仅全文转发了“两个决议”，即《*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中央关于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均据新华社1976年4月7日讯）。还原文发表了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天安门广场讲话以及为胜利平定“反革命运动”而配发的一组诗。其中《两个决议捧手上》一诗，编者还特别为作者加了注解：“本诗作者在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曾分别荣立个人二等功”，以达到其宣传的目的。同期刊登的还有田间的《写在金水桥旁》和臧克家的《工农兵铁拳奇高举》、《声讨*》等诗。田间继续着他的战斗体的诗歌传统：“万里神州雷动，/痛击翻案妖风。//鲲鹏展翅九重，/蓬雀瑟缩哀鸣。//一出‘纳吉’丑剧，/妄图演出成功。//庄严天安门前，/岂容魔怪横行！ //无产阶级专政——/东风横扫残云。//两个决议公布——/红日喷薄东升。//金水浪花翻涌，/胜利不忘斗争。//翘首瞻望北斗，/高路继续攀登。”臧克家的诗歌，呈示了与当时天安门诗歌完全相对立的立场：“批邓声势如狂飙，/敌人性急作狗跳。/清明时节天安门前，/光天化日下鬼魔闹。//谣言、歪诗、黑传单，/妄把红白乱颠倒。/大好春光黑烟熏，/白日纵火毒焰高。”
这一期的《诗刊》及其他站在“天安门诗歌运动”对立面“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音在以后的文学史中并没有被提及，从而遮蔽了人们了解那个复杂时代的另一个视角。龙扬志在《叙述中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2期）认为，这些诗歌延续的是*批判的老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它们的意义在于提供了另外一种互文性的文本；并且可以揭示出一种言说方式对另一种言说方式压迫的内在根源。
1978年11月15日，*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1979年4月5日，《人民日报》在天安门诗歌运动3周年发表了社论：“四五运动是广泛的*运动。在‘四人帮’的高压下，群众没有议政的自由，就用花圈、诗词、警言来表达；没有倾诉的地方，就汇集在悼念周总理的场所；没有谁去组织，却是那样井井有条；没有统一的口径，却是那样的异口同声。人们正式在这样的地方，用这种特殊的斗争方式，行使*权利，宣传真理，伸张正义，打击敌人，真是扬眉吐气啊！”
同年11月，任中国文联主席的周扬在谈到天安门诗歌运动时也说：“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1979年11月1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976《天安门诗抄》（3）
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天安门诗歌运动一直被视为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分界点，被赋予了结束一个“旧时期”或开启一个“新时期”的文学史意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天安门诗歌运动”开始进入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如郭志刚等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所院校联合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等。在22所院校联合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总结说：“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运动中，诗歌是革命的炸弹和旗帜，是人民用以跟‘四人帮’拼搏的主要武器。……在中国历史上，人民群众用诗歌作为武器直接参与*，参与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斗争，这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的战斗作用，鼓舞作用，以致于团结群众的作用发挥得这样充分，这也是‘四五’运动中仅有的现象。”
在众多的文学史叙述中，大都肯定或彰显“天安门诗歌运动”的思想价值，而对其诗歌的艺术评价不高，主要原因就是认为天安门诗歌的政治性因素过强。张清华的《关于当代诗歌的历史传统与分期问题》（《泰安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一文具有代表性，他说：
在文学史中；关于当代诗歌变革发端的起点；过去通常是把1976年清明节爆发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作为其标志的。但现在看来；这一说法已经缺少说服力。因为“天安门诗歌运动”首先是一场反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是公众对*灾难的一次自觉的反省；而不是一次纯粹的诗歌和文*动；其次；“天安门诗歌运动”所采取的诗歌形式主要是古体诗在我国的“复兴”；人们之所以人人都采用旧形式；是因为这种方式易于传播沟通；易于产生所谓“兴、观、群、怨”的作用；从总体上看；它和当代诗歌发展的方向尚有明显的不一致处；第三；“天安门诗歌”中虽然有不少作品表达了对文化专制的痛恨和对*进步的强烈吁求；但也还带有明显的上个时代的思想痕迹；比如对周恩来的悼念也或多或少地带有*个人崇拜的情感因素在内。从这几个方面看；“天安门诗歌”并没有真正开启一个新的诗歌时代；它所包含的一些新的思想因素也未充分发育。鉴于这一些原因；考虑当代诗歌的变革起点；应做更深入的历史探察。
发生在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并非是一场纯粹的文*动，其中政治因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力。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正是因社会政治的黑暗、强权的压迫进而导致了人民的反抗，从而转变了政治、思想的格局，文学作为社会的镜子是无法置身事外的，考察天安门诗歌的价值离不开政治的因素，谈及当代中国文学史也不能避开天安门诗歌运动的价值。陈思和认为，新时期文学作家有两种构成：来自50与70年代末；新时期文学的来源，则是话剧《于无声处》《重放的鲜花》与天安门广场上的民间诗歌——《天安门诗抄》。（《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四十年挥指一弹间。天安门诗歌运动已成为历史记忆之海的一滴浪花，只有一本《天安门诗抄》还常常地警醒着我们，无声地讲述着那一段不应忘却的历史。
延伸阅读
童怀周：《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编辑组：《革命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张桃洲：《历史转换的悖谬与契合——“四五”诗歌运动的诗学意义》，《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武善增：《再论“四五”天安门诗歌在文学史中的定位》，《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龙扬志：《叙述中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江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977《班主任》（1）
体裁：短篇小说
作者：刘心武
原发刊物：《人民文学》
发表时间：1977年11月号
（李兆忠 撰）
1977年夏天刘心武在密云写《班主任》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此举将开启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中国新时期文学。尽管日后著作等身，艺术风格与时俱进，轰动效应不断，时过境迁，历史记住的，依然是他的《班主任》。《班主任》成了刘心武的“名片”。
《班主任》以张俊石老师接受一个小流氓插班的过程为线索展开情节，揭露“四人帮”对青少年一代的毒害，在当时产生极大的反响。小说中的宋宝琦和谢惠敏，一个是浑浑噩噩的小流氓，一个是品行端正、根红苗正的班干部，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精神的蒙昧上，在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无知上，却有十分深刻的相似，前者因“什么书也不读而堕落于无知的深渊”，后者轻信盲从，思想僵化，一口咬定《牛虻》是本“黄书”；鉴于这个触目惊心的事实，作者惊呼：“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
《班主任》问世的过程颇具一波三折的戏剧性。《人民文学》编辑部接到这篇稿子后，内部引起强烈震动。据当事人刘锡诚回忆：杂志副主编刘剑青读这篇小说时，“伏案流泪，情绪无法控制”，向他推荐是一篇“极为感人”的作品，但拿不定主意是否可以发表。时任小说散文组负责人的涂光群这样回忆：“《班主任》这篇稿件来到编辑部后，责任编辑觉得它对‘四人帮’的揭批是深的，但问题提得太尖锐……稿件送到编辑部负责人那里，他也说没有把握，这才送到主编张光年那儿，请他拍板定夺。”张光年审阅后，召集编辑部三级编审人员在自己家里开会，综合大家的意见后，认为：“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肯定了《班主任》，也提出些意见。经作者修改，《班主任》在《人民文学》1977年11期以头条位置发表。
《班主任》发表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雪片一样地飞来。杂志发行的第三天，作者就收到一位财贸系统的女青年写来的信，表示“在激动之余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思路才好”，认为《班主任》“冲破了‘四人帮’千篇一律的文风和概念化、公式化的束缚”，通过“艺术的、现实主义的描写，无情地揭露了、控诉和鞭挞了‘四人帮’这伙祸国殃民的蟊贼。”为此，《人民文学》1978年第2期专门开设栏目，刊登读者来信。与之同时，《文学评论》先后两次为《班主任》召开座谈会，一次是与北京第一机床厂青年工人和北京市第二中学同学的座谈，一次是文学圈内人士的研讨，前者对《班主任》的现实意义、教育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后者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认为《班主任》的出现，标志着“被‘四人帮’破坏中断了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传统的恢复”，并将它与“暴露文学”、“问题小说”、“批判现实主义”划清界限。老作家严文井激动地为《班主任》正名：“如果说《班主任》是‘暴露文学’，那是暴露‘四人帮’的文学；如果说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那是批判‘四人帮’的革命现实主义；如果说是“问题小说”，那么‘四人帮’留下的问题成堆，《班主任》提出了问题，这仅仅是开始，还应该有一大批这样的‘问题小说’出世才好。”在这样强大的呼声之下，1978年春《班主任》荣列首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榜首，中国作协主席茅盾亲自向刘心武颁奖。
1977《班主任》（2）
《班主任》能够在当时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决不是偶然的。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也就是“*”后期），中国社会已经走到新的历史拐点。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的文化激进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负面不断地膨胀，到“*”时期，已异化为反人性、反人道、反文明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合理的内涵至此丧失殆尽，终于走向自己的反面。1976年9月以毛泽东逝世为契机，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一片沸腾，共同庆祝，正是最好的表征。国家的意志，民众的愿望，知识分子的心声，此时形成合力，如此的盛况可谓千载难逢。然而，历史的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