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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说，一个健康的经济应该是自下而上的模式而不是依赖涓滴式经济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在自下而上模式的经济体系中，对政府和行业的法规都是公正的和一视同仁的。在某个层面上，游戏场地是存在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人民的热情和动力可以发挥到最大。他们将感受到，自己的成功取决于勤奋的工作和坚韧的努力，而不取决于认识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亲戚。奥巴马相信，使经济迅速发展和繁荣的要诀是动员来的劳动大军不断思考着改进自己、自己公司的产品与服务乃至改进自己国家的方法。所谓让最富有的公民和财团发达就能产生大量财富进而惠泽下层劳工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给一个富人减税，他只会把更多的钱存入银行。在业已形成全球性资本流动的经济环境中，就世界货币总储量而言，如此小幅的储蓄增长对美国经济总体状况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反之，假如美国人人都有就业机会与合理的薪金，加之个人发展与进取的空间以及供养子女接受一流教育的能力，其结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是空前巨大的。让失业者重新工作，清除限制他们发展的人为障碍，必将迅速促动美国的经济增长；而最长远、最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造就则取决于今天我们的木匠或看门人的子女能够成长为科学家、医生或成功的首席执行官，他们在未来的能力才是决定性的。美国的发展正处于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一条是下坡路，沿途布满贪欲、内幕消息、腐败交易和仅仅惠及精英的官僚统治；另一条是上坡路，展示着彻底的开放、充分的经济机会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关怀。我们的经济繁荣与否就看我们走哪条道路了。美国未来的一代将会见证我们的抉择是否正确。有个人曾先于奥巴马言及：机会均等和公平正义是任何经济体系成功与繁荣的基石。说这话的人是罗伯特？肯尼迪，一位至今人们还念念不忘的最伟大的演说家。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年龄及不同性别的人们都曾为他的言语所感召。大家相信，他说的是源自诚实之心的大实话。令人耿耿难忘的还有1968年4月4日夜晚，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遇刺之后，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内城###上，面对焦虑万分的民众，肯尼迪那番充满智慧的即席演讲。一大群黑人民众等候了一个多小时，就想听听这位总统竞选人的说法。他们中间有些人甚至尚未听到金的死讯。肯尼迪个人甚至被警告说，不要听从当地警察总长的安排。不过，他还是坚持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对你们，这些频频被此类不义行为撩起对所有白人的满腔怨怒和不信任感的黑人朋友们，我所能说的只有：我怀有与你们完全相同的感受。我也有一位家人被刺杀，不过，是被一个白人凶手杀害的……
我最钟爱的诗人是希腊人埃斯库罗斯，他写道：“即使在我们睡觉时，那些无法忘记的疼痛仍会违背我们的意愿一滴一滴地落到我们心上，让我们绝望。直到智慧通过仁慈的上帝的恩典来到。”
在美国，我们需要的不是分裂；在美国，我们需要的不是仇恨；在美国，我们需要的不是暴力和无法无天；我们需要的是爱与智慧、彼此之间的同情以及对我们国土上仍有同胞身处不幸而生发的正义感，无论那些同胞的肤色是黑是白。
当然，把鲍比？肯尼迪简单说成一个伟大的演说家恐怕有悖于他丰厚的传承，就像把贝多芬仅仅说成一个钢琴师或者把米开朗基罗说成一个涂饰屋顶的油漆匠一样。而那些演讲辞仅仅是话语吗？不错，所有伟大政治家的演讲辞都是由话语构成的，但那些话语传递了伟大的思想。惊世骇俗的演讲是智慧的传达，代言听众未能凝练成话语的心声；它们道出真实；它们呼唤我们秉性中善的天使，重塑我们最基本的人性中同情、爱心和移情的本能。睿智隽永的话语本身就会美不胜收。
导言（4）
那些超凡脱俗的话语又是从哪儿来的？它们由智慧组装，是心灵的创造。它们源于宣讲者广阔的人生阅历。
鲍比？肯尼迪一生经历风云变幻。从一个百万富翁的儿子到不遗余力支持自己总统（兄长）的小兄弟；后来又成了一个善于思索、洞见深远的人物。他了解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他们的伟大之处。后来他站出来说话，为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民代言。他不怕面对践踏正义的现实，甚至深入各地去亲自观察。加利福尼亚菜农的怨怒、阿巴拉契亚产煤重镇上的饥荒，腹地城市的萎靡不振，凡此种种，皆了然于胸。
正如鲍比？肯尼迪自我说明的那样，他的兴趣在于统一美国。他看到国人无谓的明争暗斗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他相信，只要找出办法达成团结与协作，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自会从窘境中走出。同时他也意识到，那正是应该去做的事情。仇恨只能滋生混乱。而一旦我们学会友爱邻人，我们就会收获来自邻人的尊敬；学会诚心诚意地聆听，我们就会收获不同立场的人们对各种重大问题的见解。
1968年是一个逝去久远的时段。还有什么历史瞬间堪与斯世相比？在那一年，鲍比？肯尼迪正在竞选总统。他反对那场已经拖了6年之久、使数千名美国人以及数万名越南人丧命的战争。当时在位的总统出身得克萨斯，人们极为反感他对战争的支持，尤其是他迫不及待地做出决定，单方面动用军队和轰炸机而不利用外交谈判去解决冲突的做法。那场总统竞选最后的赢家，一名共和党人，从此被他的党内同仁视为名不副实的保守派，搭建了一个心虚的擂台。他劝美国人相信：在绕地球一半路程的那个第三世界国家解决一场小小的内战，是战胜某种意识形态的关键。所谓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他说——是对我们伟大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威胁。接着，战争又持续了漫长的7年。直至撤军，58000名士兵牺牲，而解决冲突的上乘招数仍然没有找到。在后方，当年的肯尼迪正在为维护公民权、反对非正义发动巨大的抗争，而其他人早就各谋前程去了。经济形势勉强说得过去，但其中大部分得益于过度的战争开销以及政府在限制预算超支上的无能。总体经济是在增长，然而美国为数庞大的公民却没能分享那种增长和繁荣。肯尼迪则传达给民众这样的断言：他们的生命权是不可剥夺的，他们与任何其他人一样，理应拥有相同的人权和尊严。肯尼迪明白，来自权力机构的声音在华盛顿不成比例。他写道：“只有在政府所维护权利的对象不仅仅是富人，或者持有某种特定信仰的人，或者某个特殊种族，而是全体人民，人类最可贵的人性才有可能受到保护并与世长存。
谁也不会想到鲍比？肯尼迪在经济理论领域会成为领军人物。他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经济发展最大程度上依赖的是比经济事务本身远为重要的制度与原则。1968年1月4日，逝世五个月前，他在加利福尼亚经济联盟俱乐部，就美国经济体系所做的演讲语惊四座，影响空前。援引寥寥数句便可略见一斑：
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确实惊人，数字接近8000亿。但是，我们能够以此为根据评判整个国家的状况吗？仅有此项业绩就够了吗？况且这个国民生产总值还应算进去空气污染、烟草广告以及战地救护车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穿梭的费用。还应该记入我们房门上多装数把大锁的费用，以及把砸烂那些锁具的行窃者关进监狱的费用。还要计入惠特曼步枪、斯比克刀具以及泛滥的影视剧目的费用——因为它们炫耀暴力，以求把更多的仿真玩具倾销给我们的孩子。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民生产总值，它既不能保障我们孩子们的健康，也不能保障他们所受教育的质量，甚至不能保障他们无忧无虑的快乐。它与我们工厂设施的严整以及我们住区街巷的安全毫不相关。它不包括诸如能让我们的诗句溢美、能使我们的婚姻坚实、能滋养公民谈吐的睿智以及能确保我们的官员具有磊落风范的要素。它既不能用于衡量智慧和勇气，又不能衡量学养和见识，更无法衡量我们对自己国家的热诚和责任。简而言之，它可以衡量一切，就是不能衡量那种可以让生命高贵，可以传承美国的精髓，可以让我们因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骄傲的东西。
导言（5）
除了认定政府在过分强调用经济指标衡量国家的富强，肯尼迪还指出，这种方式的衡量远不够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包括了许多不该包括的因素，就是没有把关乎人民健康与国家繁荣的实质性因素考虑进去。
千万别遗漏肯尼迪提到过的当年的GDP数字——8000亿美元。今天的GDP早已超过14万亿。用肯尼迪时代未经通胀贬值的货币衡量，这个数字也应该接近万亿。但如果把肯尼迪的观点也相应放大，今天这些数据又包含些什么？似乎有大量的非生产性活动涵盖在我们当今的经济数字之中，可那仅限于用以纠正因经济发展而萌生的种种危害。例如：在我们的GDP中有大约5000亿美元花在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设施上，这相当于，我们除了试图返回未开始大规模工业生产之前的初始状态而外，实际上什么也没干。我不是说我们不喜欢清新的空气，我只是说，我们在开始释放污染之前原本就该拥有好空气的。我们也不该把清除污染说成是非生产性活动，但是，这种生产活动也太怪异了，因为我们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要找回原先我们固有的东西——干净的空气和水，以及一个健康的星球。
还有许许多多如上的怪事包含在我们现在的经济活动中。有16％的GDP用于医疗保健，但是，究竟有多少身体或精神的疾病是由我们这个世界高速生产的压力及其对个人时间的挤压所直接造成的？为了国土安全，我们开发了昂贵的武器防御装备，却又把它们卖给世界上某些我们妄自认定的友邦；然而当那些家伙掉转枪口来对付我们，美国只好以更庞大的资金投入开发更复杂的防御系统。我们生活的城市另有别样的情形：我们的食品、衣物乃至儿童玩具一律需要从遥远的海外舶来；我们的工作把我们送到排放大量含碳气体的飞机上满世界乱飞；至于度假，我们得用数目惊人的花费过一阵子返璞归真的生活，也就是营造一种我们在踏上高速发展路径之前自家曾经享有的田园生活。
今天我们报告中的GDP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修正我们过去的失误，例如：治理污染；2）过度消费，是以借用后世子孙的财富为基础的；3）某些最近才刚被认定和报告为“生产性”的活动，例如：在过去，一位传统的母亲留在家中，做家务带孩子，都是无偿的；现在的母亲决定出去工作，用她的薪水增加GDP的同时，她需要花掉等量的钱财去雇保姆、聘家教、购买快餐、请保洁公司、招人除草，外加上下班的交通费和照料年迈父母的费用。所有这些事情原先由她来做，那都是免费的。就像《动物庄园》所描写的那群猪，我们被政府告知：按现在的GDP衡量，我们的日子已经好过多啦；至于大家感到弄懂其中关联的难度越来越大，倒也不足为奇。
我们GDP组成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我们日益增长的奢侈消费欲念，不断驱使我们花费更多的钱以求自己在朋友和邻人们中间显得与众不同，从而满足我们追求优越感的虚荣心。14000美元一辆的卡罗拉（Corolla）车（或者3500美元的二手雪佛兰车），与一辆价值120000美元的悍马车（Hummer），同样可以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只不过派头略显不同罢了。在驾驶名牌车的旅途中，我们的虚荣心得到短暂的满足；一旦到达终点，我们不见得比先前多出些什么。
如今，许多家庭都选择住进12000平方英尺的麦克豪宅（McMansions），不再考虑简朴的1500～2000平方英尺的小型住宅。建造那些畸形庞大的房舍给GDP带来戏剧性的增长，而叫人弄不清的是：究竟是生产力还是人民的福祉得到了提升。经济学者或可辩解说，由于有人在自由市场中并非被迫地购买了更大的房产，他们必定会格外珍视之，而这样的房产恰恰反映了他们更好的生活状态。但这里有一个事实被忽略了：社会和媒体一直在鼓励空前巨大的消费。
许多今日的美国人在持续追逐高收入与高消费之后很可能体会到某种空虚和失落，随之发现，金钱所能买到的幸福是有限的。在美国有为数不少的中年人曾经达到或接近过用物质占有定义的成功，他们在反身自问：“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 txt小说上传分享
导言（6）
我们的国家还喜欢把焦点对准股票市场水平和股指，用它们衡量国家的繁荣程度。但是，股票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