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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健力宝营业额345万元，利税46万元，这个数字在随后几年更是气势如虹地不断往上倍增。是年，健力宝开始锁定体育营销，不仅赞助了中国奥运军团，更是成为当红的中国女排的国际性比赛饮料。同年，健力宝便打入了香港和澳门市场。当时，李经纬还做了一个当时堪称大胆的决定：从次年开始，每年提供价值26万元的健力宝作为中国13支代表队的运动员专用饮料，这个数字比1984年健力宝一半的利润还要多，而国家当时给这些代表队的饮料费，却只有区区6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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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1985年星星之火
1985年星星之火
“妈，我要出去做生意。”这是1985年，广东汕头乡下的凤壶村，一个天主教家庭的16岁儿子对母亲说的话。不久，这个16岁的孩子就和他19岁的哥哥一起拿着母亲给的本钱外出闯荡了。这个贫穷的家庭并没有多少钱，这本钱还是母亲借的高利贷。
日后这个当时16岁的人回忆道：“我当时有一种感觉，我想走出汕头，到外地去谋求一种生路，当时也没想要发展得多好多棒，就是不太愿意在当地做事。”这个孩子没有采用当时汕头常见的方式，逃到香港去谋求发展，而是和他的哥哥北上去了内蒙古。
这“孩子”便是日后创建国美电器的黄光裕，他一度成为人们景仰的财富偶像。但在1985年的时候，他所想的仅仅是走出农村那块土地，在城里找口饭吃。
但“去城里找口饭吃”对16岁的黄光裕来说，也绝非易事。多年以后，黄光裕回忆道：“当时农村人想要走出来，有几条途径，一是靠读书，读书出来后可以在城里弄个正式岗位。二是靠当兵离开农村，我也想过当兵，但没走成，当时当兵也不是说你想当就能当的。最后我选择了经商，也是因为没别的路可走。应该说这时候有一番激情，就是想改变生活环境。并不是说，非得发大财我才想出去的，当时是怀着挺简单的一种目的。”
也正是在80年代中期，广东潮汕一带出现了数以万计的“订合同”大军，这批生意人离乡背井地跑供销、闯市场，足迹遍布全国。1985年，黄光裕也成了其中的一员。尽管改革开放已是第七个年头，但计划经济的实质并未有什么改变，紧俏商品依然是稀缺的，一些人甚至因为有一些关系，能搞到一些“批文”便成了暴发户。譬如1985年的一家电视机制造企业，在全国的销售人员只有六个人，全国所有要货的商人，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各种关系去找到他们。那么，这些人往往也就能拿到中介费。
黄光裕起初的生意之旅说来也并不复杂，他和哥哥黄俊钦坐火车到内蒙古一带寻找市场，与要货的人签订合同，然后回广东发货（当时广东有很好的货源优势）。这种行为在1985年还被称为“投机倒把”。这年的10月10日，黄光裕和哥哥一起开始了他们的“投机倒把”之旅，这一趟，他们在内蒙古整整待了45天。相关内容参考《105亿传奇：黄光裕和他的国美帝国》，吴阿仑著，中信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也正是“黄光裕们”的努力，这一年，不少家电企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尽管私人企业还藏身于各种各样的外壳之内，尽管市场上还是国营企业占据着主流，但自由市场经济的星星之火，却再也无法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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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成长中的家电企业
成长中的家电企业
是年，广东已经有五家电子工业企业年产值突破了一亿大关。佛山市无线电一厂、深圳华强电子工业公司、粤宝电子工业公司、广州市白云山无线电厂和海南无线电厂（此时海南还属于广东省）被称为广东的“五朵金花”。
不过，在1980年，这些厂大多还只有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的营业额，新市场和新的想法无疑给了它们莫大的机遇。佛山市无线电一厂由于对“市场信息”的通晓，把产品更新了三代。在1984年，他们的总产值已经达到了1？2亿多元，利润也突破了1 000多万元。
突破旧有的经营模式也是这些“金花”们成长的方式。1980年还在山沟里的华强电子工业公司自从来到特区深圳之后，从做加工入手，开始了一些“外引内联”，先是和日本三洋电子公司合资经营了华强三洋电子有限公司，后又和香港天丰实业有限公司合资经营了精塑有限公司。在国内，华强也和北京方面合资成立了燕华联合企业公司和生铁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过去的四年，华强每年都实现了产值和利润翻番。
这“五朵金花”在市场营销上也开始有所突破。“用户第一、顾客至上”逐渐成为它们的共识。广州白云山无线电厂已经开始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不断地宣传他们的产品，他们的产品此时已是家喻户晓，甚至一些偏远山区也知道了他们的摩星牌收录机。“音响技术精益求精，摩星收录机与您共度美景”这样的广告语现在也经常出现在广东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上。前一年，中央电视台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文艺晚会上，更是把摩星牌收录机作为了礼品赠送给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的选手。这个1976年只有几十万元产值，从生产无线电零配件起家的小厂，此时有了亿元产值，在全国29个省，已经有了差不多30万个用户。
广东顺德县美的电风扇厂此时尽管发展迅速，比起这“五朵金花”还是有不小的差距。但不管怎么说，“杂牌王”的帽子算是摘掉了。继1984年被评为“广东省和国家农牧渔业部优质产品”后，1985年美的又创造了一个“三连冠”（这“X连冠”一词也是80年代从中国女排连续获得世界冠军的赞誉中所衍生出来的新词语）——三年中先后有台扇、落地扇和窗型专业式电风扇获得“广东省优质产品奖”。
美的几乎每年都有进步。这年的1月到9月，电风扇销量达到了28万台，又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一倍以上。这家企业和“五朵金花”不同的是，从1979年创立至今，它都还是一家乡镇企业。
这个乡镇企业的厂长何享健此时还被媒体取了个外号：“电话迷”。说来这个外号还有点来由。1981年之前，何享健所创立的美的还只是一个生产电风扇零件的小五金厂，日子并不好过。1981年，他们想转产电风扇，可此时电风扇厂已经有了很多，一哄而上的结果是有的改行，有的停产。但何享健却不觉得这里面没有机会，他在做了多方调查和联系之后，认为并不是顾客不要电风扇，而是一些厂生产的产品质量太差，款式也过于陈旧。于是，何享健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贷款100万元，引进设备，扩建厂房，转产电风扇。
一些同行颇对他的这个举动感到讶异：“何享健，你要跳大海呀？！”但何享健却用事实证明了他决定的正确。转产电风扇的第一年，各种新款的美的台式电风扇就陆续诞生，在各地畅销，甚至当年就盈利了100万元。
农村干部出身的何享健把他当年管理农村生产的经验和管理美的的经验做过一个对比。当年管理农村的生产，只要骑辆单车，在田头转一转就完了，但做一个厂长却没这么容易。何享健认为，市场瞬息万变，所以及时了解行情很重要。于是，1985年最快捷的传递信息的手段——电话，就成了他的重要“武器”。
早在1982年美的准备开发海南市场的时候，某天深夜，厂里的值班人员叫醒了何享健，说是接到驻海南供销人员的电话，告诉他，现在有好几个竞争对手厂家的电风扇已经在装车运往海南。海南原本也是美的准备开拓的一个新市场，但由于运输紧张，按原计划要两个月后才能将产品运到。何享健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决定用汽车发运。第二天一支车队就带着近千台美的电风扇向海南出发了。结果，美的比竞争对手抢先到了海南，把预计的展销会计划提前了两个月。仅在这年的夏天，美的在海南就卖出了近万台电风扇。
电话于是成了何享健必不可少的工具。哪怕是在家里，何享健也要求家人在他出门时把别人给他的电话内容做好记录。何享健回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有电话找我么？”如果出差在外地，何享健会随时把住地的电话告诉工厂，所以不管在哪里，工厂也总能找到他。有一次何享健带几个人外出调研市场，了解各地对电风扇的产品需求，当他了解到市场已经从一般的台扇转向新款的坐地扇和鸿运扇的时候，马上连夜给工厂打了电话，要求减少台扇的生产，增加坐地扇，并着手研发鸿运扇。不久，美的坐地扇和鸿运扇就进入了市场。
1985年的电话还远远没有普及，但何享健却给厂里所有中层干部的家里都装了电话，为的就是及时获得这些市场“信息”。1985年美的已经从电风扇厂成为美的家用电器公司，在海口和北京也已有了两个子公司，还有了几千平方米的新厂房和两条自动生产线以及不少的先进设备。被称为“农民企业家”的何享健还在这一年被顺德县北滘区委奖励了5 000元奖金并晋升了两级工资。
此时顺德已经从昔日的蚕桑塘鱼之乡变成了广东电风扇生产的重要基地，整个广东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电风扇是由这里生产的。此间现在已经有八个电风扇厂家，3 200多个为此工作的工人。这年的头五个月，整个顺德电风扇的产量就已经达到了200万台，比1984年增加了2？4倍。
顺德的电风扇厂家以前大多是为外地品牌加工零配件，或是生产一些杂牌电风扇，但近几年来，顺德引进了不少先进的设备，并参考国外的资料更新了一些设备，先进的电风扇生产线也已经有了九条。何享健的美的和桂洲电风扇厂的TMT吊扇便是个中翘楚。与上一年相比，顺德电风扇的业绩又是翻了一番。
此时，中国家电市场已经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广东省家用电器工程学会在这年发表了一份题为《广东省家用电器工业发展趋势》的报告，认为中国的家电市场目前正是电冰箱、洗衣机、彩电的热销高潮，未来几年，各种各样的家电产品消费高潮还将一浪高过一浪。作为现时全国家庭人均收入最高的广东地区，无论是电风扇、电冰箱还是洗衣机、录音机，拥有率都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不少。借助着本地的市场基础，广东家电企业此时也是一马当先，跑在了全国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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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1986年理想与现实（1）
1986年理想与现实
五年前曾任日本《每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的迁康吾是年已不再把目光简单地聚焦在他1981曾经关注过的“自由市场”上了。此时的他已是日本东海大学的教授，对中国立志要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充满信心。
在迁康吾眼中，此时的中国，“改革”已经深入人心。无论是北京的职员还是上海的工人或是杭州摆摊的老太太，迁康吾所见的每一个人都欢迎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或是认为这种改变是无可避免的。尽管迁康吾还是很留意“文革”各种的痕迹，并且认为这种痕迹还未能全部消除，但是，他还是认为那种担心再搞“文革”或是“左派”全面卷土重来的气氛已经淡薄了，改革已经深入人心。即便是那些抱怨改革带来的混乱和弊端的人，也不希望拿现在与十年前相比较，而是更希望改革更扎实、更顺利地进行下去。
这几年来，迁康吾一直在对上海、北京、成都和广州等地进行定点考察。在相隔14年之后，迁康吾再次来到广州，又参观了他1972年曾经到过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所在地原本是孔庙，在“文革”期间，这里曾竖起巨大的毛泽东雕像。但现在，这些都已被拆除了，相邻而建的毛泽东纪念馆现在成了广州市图书馆。当时的室内陈列展品都是与毛泽东有关的东西，现在的展品则忠实反映了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历史。
迁康吾认为尽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假若中国能找到战胜当前无数困难的方法，并消除弊端，中国的前途还是很有希望的。
对模式的探索
彼时的中国商业界正热衷于找出一条通往现代化之路的捷径。“横向经济联合”是其中之一，各种各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命名与争论也在1986年频繁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