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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火烧温州鞋事件在很多年里令王振滔和温州鞋业耿耿于怀，日后，王振滔和他的同行还将选择以同样的方式来挽回温州鞋的颜面和自己的清白。多年以后，在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时，王振滔还对当年武汉工商局查封他4 000多双皮鞋的往事感到愤愤不平。
但杭州的这把火，对温州皮鞋而言并不算过分。这些被查处的皮鞋，都是用劣质的纸板偷工减料制作而成。杭州的工商部门还把温州的这些生产厂家都列入黑名单，今后要再进入市场，就需要经过杭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抽样检测合格并出具检测合格证明方可销售。那些销售劣质温州鞋的商店和个体户也受到警告，如再被发现，将被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并且再处以非法收入15％～20％的罚款。对库存的劣质皮鞋，也将打上标记，以惩罚性价格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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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1987年时代的英雄（3）
温州皮鞋只是此时假冒伪劣产品盛行的一个缩影。这一年的10月15～30日，“全国打击假冒行为，保护名优产品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前四天就有4 000多人前去参观，不少人还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仅是展会开幕的头两天就达到了300多起。轻工业部之前甚至向北京市民公布了一个电话号码，用以向消费者征集劣质的轻工业耐用消费品，准备“作为提高产品质量的教材”在用做展览后由生产厂家回购。
一些电器产品的仿冒和质量低劣备受关注。这几年市场上质量低劣的电冰箱尤其多，这和电冰箱的需求旺盛不无关系。虽然工商局和物价局也为解决这一问题发了通知，“责成商业部门解决”，但利益受损的消费者还是很多。洛阳轴承厂的徐刚投诉他的孩子所在学校集体购买的电子琴，这个电子琴由江苏南通模具厂生产、上海无线电七厂监制，每台90多元，但用了一个多月就发现音调不准。山西古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的马庆军则是在前一年8月买了一台不知产地、厂名的金宝牌彩电，刚买来就发现亮度不好，到了这一年4月更是在屏幕上不时出现蓝色，从此，彩电变成了“蓝电”。
就算小到花生牛轧糖也有人假冒。1982年被轻工业部评为“优质产品”的百花牌花生牛轧糖就是这样一个受害者。由于假货盛行，是年他们的产品已经不再畅销了。一开始，生产这种产品的上海华山糖果厂还莫名其妙，等后来收到了大量的消费者投诉信，还真的以为是自己生产把关不严，便竭力抓产品的质量和检验，可是投诉信还是源源不断地飞来。一次西北的一位消费者的投诉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位叫龙魄的消费者在信中说，他买的花生牛轧糖有一股怪味，根本无法咀嚼。华山糖果厂的人这才明白原来是被假冒了。这些假冒产品有和百花牌一样的包装和品名，只是厂名不同，但这个厂名是被“巧妙地”包在里面的，根本注意不到。一些厂为了赚钱，甚至将发霉生虫的花生全都倒入锅里烘炒，糖浆里也根本没有奶油，有的仅是拌进了少量劣质奶粉。一个小厂的厂长更是直言不讳：“上海1 000万人，只要一人上一次当，我们就可赚大钱了。”这家饱受假货困扰的糖果厂甚至还无力打官司，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便是搞清了一些厂家侵权的事实，他们得到“有关部门”的答复却是“都是社会主义企业，让大家都做点生意吧。仿冒当然不对，下次不做就行了”。
假烟假酒也是泛滥成灾，在北京的这次展览会上，很多人来到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咨询处辨别香烟的真伪，被辨别出是假烟的有不少。
飞鸽牌自行车更是个投诉热点。不过，“飞鸽”的原因要复杂一些，有厂家生产质量的原因，也有经销“飞鸽”的各地五金交电公司的原因。“飞鸽”工厂在生产出残次品后，是打上副品的印记直接卖给各地五金交电公司当做配件使用的。但就有不少五金交电公司直接把这些副品车批发给了二、三级批发站，批发站又把这些副品车卖给一些乡镇企业和个人，一些人便靠这些副品配件组装成车，当作正品的飞鸽牌销售。一位消费者花了249元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骑了不到三个月就出现内胎裂缝、车轴滚珠不全、前杈变形等现象，修理费花去不少。
不仅是“飞鸽”，凤凰牌自行车也因为类似的原因导致副、次零配件大量流入市场，为不法分子造假提供了原材料。另外也有一些“凤凰”的配件厂管理不严，比如为“凤凰”提供贴花的上海贴花厂，就长期有专供“凤凰”使用的贴花流入市场，但这个厂一直声称不知道漏洞在哪里。上海黄浦区的金陵机修设备安装工程队，以前是主营汽车修理业务的，此时干脆做起了假冒凤凰牌自行车的业务，近一年这个仅有22个人的工程队就被查出非法制假的收入达到了15万元。
从1983～1987年，各地仅是被工商和公安部门查获的假冒凤凰牌自行车就有一万多辆。这些假冒产品严重危害了“凤凰”的声誉，消费者纷纷投诉生产“凤凰”的上海自行车三厂。但这个厂不少时候也只能是无能为力。就在金陵机修设备安装工程队的地下工厂被发现后，这个队的上级领导却还是以“不知道”、“情况不清楚”为由不肯配合清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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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1987年时代的英雄（4）
但“凤凰”出现这样的事情，也不能完全怪别人，被热捧的“横向经济联合”也难辞其咎。前一年被“横向经济联合”组织起来的“凤凰”和“永久”自行车集团几乎已经面临失控的局面。这两家集团此时已经有了45个成员单位，产量迅速增加，1987年的产量已经达到1 000万辆。但这两个集团都是跨各个省市和部门所组建，结构非常松散，内部的各种隶属关系、法人地位和财务渠道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集团内部的各个成员单位也往往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各行其是，“凤凰”和“永久”这两个龙头厂根本无法对他们进行约束。
由于可以用“横向经济联合”的名义挂上名牌的商标，于是不少联营厂都以猛增产量的方式来换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凤凰”的武汉、合肥分厂，“永久”的苏州、南通、合肥分厂，计划产量都大大超过之前的规划指标，并且质量堪忧。这让“凤凰”和“永久”的龙头厂十分担忧，他们认为自行车行业已是供过于求，因为这一年上半年各地非名牌自行车已经有700万辆的积压，到年底，这个数字将会达到1 000万辆。总厂的人也担心这样下去，甚至会把自己的牌子都砸了。
不过自行车行业的一些人士却有更为好大喜功的建议，认为应该把“凤凰”和“永久”两大集团合并，“联合起来发挥优势，联合起来向外挤”。
但即便是这些联营厂降低产品质量、猛增销量，奇怪的是，市面上仍然买不到“凤凰”和“永久”自行车。甚至在这一年的3月，不得不恢复“凭票供应”，但这依然没有解决问题。
上海市南市区十六铺工商所就这个问题专门做了一个小规模的调查，这个调查一共询问了51位买车的顾客。他们发现这51个顾客先后买了107辆自行车，只有7人是拿来自用的，还有13人是替亲戚买的，一共有25辆。另外的31人，居然是将买到的75辆自行车转手倒卖了。一位姓裴的购买者甚至一次就倒卖了24辆，赚了1 200元钱。倒卖最多的是中国纺织机械厂的工人罗某，倒卖35辆，赚了1 300元钱。在自行车敞开供应期间，上海的自行车行和商店门口经常会有一批人，一旦有车出售，就组织大队人马通宵排队，每次都要买下不少。调查中发现的一名工人徐某，一家八口先后从商店买下自行车26辆，没有一辆是自己用的。
一些批发单位甚至也成了这种倒卖自行车的主力，一家上海二轻局下属的供应站就专门雇用了七名退休工人套购自行车，每辆付给十元钱的报酬。但为什么这些套购自行车的人消息这么准确？据十六铺工商所的人调查，是这些人和自行车商店的人关系熟络，这些商店的营业员不仅与套购者暗中勾结，通风报信，甚至自己也参与其中。上海东门路上的星星车行一共才17名职工，被十六铺工商所查出参与倒卖就有六人。即便是重新恢复凭票供应后，工商部门也发现一些并不需要买车的人，在单位登记领取车票后又去卖给车贩子从中获利。
这些人在1987年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倒爷”。北京市场也大抵如此，只要是市面上紧俏的商品，或者重要的生产资料，国营商店买不到的，在“倒爷”手上却都可以买到，只是价格贵了许多。这年的1～6月份，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就从这些“倒爷”手上查获了81？3万元倒卖的外汇，一万多公升的汽油票。
但“倒爷”的货是从哪里来的呢？一些记者调查发现，这并非是“倒爷”有什么通天的本领，而是他们与国营或集体企业内外勾结的结果。“倒爷”们往往用好处或回扣打通这些内部关节，把这些货弄到手。北京的一个粮食“倒爷”，居然能把几十万斤的粮食倒卖出北京，一家粮店就拿过“倒爷”好几千元的好处费。
东北的一位叫刘世奎的烟贩子，在和石家庄糖业烟酒公司的人混熟后，甚至冒充这家公司的采购员到北京朝阳区工贸公司采购香烟，但他自己不提货，而是让买主直接到这个公司的仓库拉货。这家公司的仓库就这样成了“倒爷”的私家仓库，至少在半年的时间里，无人过问这样的事情。
◇欢◇迎访◇问◇BOOK。◇
第48节：1987年时代的英雄（5）
甚至连主要用于出口的吉普车也有人倒卖。这种车在国内购买十分困难，而“倒爷”手上却有100辆以上的货源，这么紧缺的商品，漏洞自然还是在于内外勾结。
“倒爷”还分成“小倒爷”和“大倒爷”，1987年对他们的定义是，“小倒爷”是指从事非法倒卖活动的个体商贩，“大倒爷”则是指那些取得合法身份或者假冒合法身份，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的企业。此时“倒爷”的活动领域已涵盖几乎所有紧俏产品的销售领域。一些“倒爷”也颇有了一些财富，烟贩子刘世奎这一年的头五个月就获利五万元，并且还把一家五口都搬到了北京，高价租了一套房子，有了自己的一辆吉普车。还有一个21岁的女“倒爷”，从陕西押运一车冒牌的西凤酒到北京，价值三万多元，被工商部门没收后，她根本不予理会，从未过问过一声。这个女“倒爷”到底赚了多少这样的三万多元，谁也不知道。还有一个“倒爷”，更是骗了上千万元的贷款，经常出入豪华宾馆、酒店，还不只在一个宾馆包房，并且长期租用一辆小汽车。
“倒爷”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假冒伪劣自然是违法，但“倒爷”倒卖的不少产品却是正货。批给他们这些货的正是那些国营单位中握有紧俏商品资源的人。并且，由于价格的双轨制，这些产品的国家定价和真正的市场价格之间差距甚大。如果都按国家定价销售，那些企业也很不情愿，因为根本无利可图。
但此时的中国社会，已完全不是保罗·马金迪九年前初来中国时那种“还没有任何堕落的现象”的中国了。外国记者在中国旅行时，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手提新式公事小皮箱的农民，这与他们眼中中国传统农民的形象大不相同。这些人高谈阔论的话题从飞机票、车票难买到走后门、送礼等等，还有一些让外国记者吃惊但显然他们却司空见惯的东西。难买的飞机票与车票，在这些人看来不成问题，只要出高价随时可以买到。他们也提到现在许多地方已经有妓女了，广州不用说，连昆明这样的城市也有。
在中国，以权谋私已经见怪不怪，甚至成了公众默许的做法，各个机关单位都利用自身的资源自寻生财之道。学校办起了工厂、开起了旅馆，科研单位去做测试工作，京剧团则开起了迪斯科舞厅。这些做法有的也确实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活跃，但从公开的集体自谋“照顾”到个人的以权谋私，这个界限却是很容易逾越的。
有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但有限的果实，人人都想先据为己有，难免私风大炽。是年纽约《北美日报》的记者丁一记录下了一段列车上农民商人的谈话，使他大为困扰，但这也许就反映了彼时中国商业的另外一面：
“要办什么事，不送礼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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