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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百货大楼在这一年第一次挂出了春联，他们的优秀营业员张秉贵的事迹在这年的8月上了《北京日报》，张秉贵也成为“北京市特级售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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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1979年30岁的中国（1）
1979年30岁的中国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改革已经吹响了最初的号角。一些行业逐渐从沉睡中复苏，一些行业则迅猛发展，比如广告业。物价开始松动了，世界更多地注意到了这个正在变化中的东方古老国度。市场营销学这个专业，悄悄地进入了大学的课堂。
1979年春节过后，何永祺开始在中山大学商业经济专业的高年级学生中开设市场营销学课程，台湾学者王德声和姜显新编写的《市场学》被列为教材。多年以后，何永祺回忆说：“1979年我到肇庆，国家经委在那里开设了厂长、经理培训班，我在那讲市场学。那些厂长、经理听了以后兴致勃勃，差不多每个小组都讲‘学这个东西真有用’。” 1979年秋天，广州的暨南大学正式开设市场营销课。
这一年，曾在美国沃顿商学院研究生院学习的梅汝和教授也开始在上海财经学院招收市场学方向的研究生，这将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代由自己培养的市场学硕士研究生。在上海财经大学的网站里，他们称自己是“中国最早招收营销方向研究生的院校”。中国人民大学也宣称自己是国内最早设立市场营销本科专业的大学。
不过，中国的这些市场营销专业并没有为中国市场培养出多少实战人才，中国真正的市场营销知识和技巧还要等后来的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带进来。
无论如何，中国市场这块曾经的冻土开始复苏了。最能直接让人感受到经济在复苏的要算是服务业。外国人也越来越多地到中国来访问，并且记录下了不少自己的见闻。
30岁的中国
在阔别祖国31年之后，美国华裔作家董鼎山终于又回到了中国，并开始用他的笔记录他的所见所闻。这位1922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作家在1947年的时候去了美国留学，先后获得密苏里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硕士学位，在纽约《联合日报》主持过国际新闻版，也曾受聘于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任资料部主任，成为英美文学兼亚洲部分的资料专家和资深教授。原本打算去美国两年后就回国的他，一别祖国就是31年，直到1978年之后才有机会回国探亲。在美国，他娶了瑞典籍的妻子，有了一个女儿。
1978年之后，董鼎山的文章中有一部分就是写回国观感的，其中，有对祖国巨大变化的兴奋与欣慰，有对亲朋老友的真情怀念，也有对文艺界、新闻界乃至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的无情抨击。正如作家冯亦代后来所说，这后一点正说明了“他爱国之深使他忧国也切”，虽然“针砭时弊，说出这些肺腑之言对他是痛苦的，但是他不能缄默”。
1979年的时候他又来到上海。1945年董鼎山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之后，就曾在这里的《申报》工作过。在他给美联社的特稿中，他写道：“事隔30年，上海变了样。”董鼎山眼中40年代繁荣的国际大都会上海已经不见了，现在的上海是一个拥挤的中国化城市，虽然并没有失去以前“万国”的味道。
几乎所有的路名都更改了，广告在那时候虽然已经出现，但还是很罕见。40年代那种商店、戏院、夜总会、酒吧间和跳舞场外的中英文的广告已经见不到了。跑马场成了人民公园，办公楼成了上海市图书馆。法租界昔日的邸宅被分成了小单元房，破旧了很多，有些还亟待修缮。而在40年代，那里曾是有钱人和外国人居住的富人区，现在，这些景象已经消失了。
但董鼎山也注意到，社会主义中国至少“人人看上去都能吃饱穿暖”，至少董鼎山在上海的五天时间里只看到两个衣着破烂的女人，她们是干活的清洁工。曾经的上海贫民窟闸北区，现在是一排排的公寓房。
但也有人在上海看到了别的迹象，《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迈克尔·帕克斯就是其中的一位。这年的3月26日，他在他们的报纸上写了一篇关于上海的报道，题目是《上海重新出现旧风气和颓废现象》。
帕克斯写道：“上海正在重新出现它过去的生活习气，有人担心过去的颓废和下流的风气也会出现。”1979年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成双结对地走向照相馆，脱下“毛式”服装，换上西方传统的结婚礼服拍摄结婚照。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电影每天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莎士比亚的戏剧电影《无事生非》和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门票被抢购一空。年轻人积极学习外语，以期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找到工资高的职业。
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清教徒式的生活后，整个中国的生活正在松弛下来。但帕克斯不无忧虑地指出，这些松弛如果过了头，也是比较危险的。在上海，已经出现兜售涩情照片的事情；一帮一帮街头闲逛的十几岁青年也让左邻右舍感到可怕；大批旅游者和外国商人的到来，也导致了一些人卖淫。
上海的《文汇报》说：“如果我们忽视这种‘超自由化’的倾向，它很快会变成时代的潮流，中国的现代化将会落空。”这家报纸又说：“中国要学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管理技术，但决不仿效它的腐朽生活方式。”但是若干年后，中国社会将远远要比帕克斯或者《文汇报》所担心的更为“腐朽”，社会问题也更为严重，但中国的现代化也并没有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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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1979年30岁的中国（2）
上海的理发馆里，此时挤满了要烫发的妇女；服装店和百货商店里五颜六色的新式衬衫和服装，一拿出来便卖光。南京路到外滩一带的商业区里，每天都流动着数以万计的市民和外地人，手表、电视机、自行车一类的高价商品卖得就像家庭必需品那样快。
董鼎山这年在中国各地的旅行中还特别记录下了中国的美食。大概是吃腻了美国快餐的缘故，董鼎山把中国快餐描绘成又便宜又有营养，而美国快餐则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彼时中国的物价的确是便宜的，董鼎山在广州华侨饭店买的一份快餐，据他的描写有以下这些东西：茶、汤、鱼、鸭、炒蛋，加上不限量的米饭、馒头，才三元钱。现炒的热菜也不贵，回锅肉、糖醋鱼加上砂锅豆腐也只要四元六角。
不过，董鼎山所见的中国餐馆大多是很拥挤的，尽管菜肴便宜，但要找到个空位子却不太容易。在北京，董鼎山就吃了这样一顿饭——在一个回民水饺铺，他必须一看到有空凳子就一把抢来，端到一张已经坐满人的桌子边坐下，否则，他就无法吃到水饺了。
1979年，名厨恢复了他们的地位，而且过去一些有名的饭馆也重新开张了。上海著名的新雅酒楼仍在南京路旧址，但已从过去改名为“广州酒家”专为群众供应普通饭菜的情况下恢复过来了。
在北京，最早的北京烤鸭店全聚德恢复了昔日的光辉，向没完没了的外宾供应它那世界著名的特色烤鸭。在北京烤鸭店，董鼎山一行四人吃了顿全鸭席，共花了12元人民币。坐落在北京和平门路口上的北京烤鸭店七层新楼在这一年的4月25日落成开业，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饭店，建筑面积有15 000平方米，可以同时接待5 000名顾客。北京烤鸭店最初并没有直接使用“全聚德”的金字招牌，不过，到了1980年2月9日，北京烤鸭店就开始使用“全聚德”这个老字号了。
当然，华侨或者外国人来到中国，也并不仅仅是关心这些民生饮食，他们是来做生意的。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布卢门撒尔在1979年的春季来到中国。这位犹太人说来和中国还颇有点渊源——当他还是少年时，曾在上海的一个小弄堂里生活了八年。当年他作为“二战”犹太难民从柏林逃到上海时，才13岁。
但布卢门撒尔对他第二故乡的市场却并不怎么看好。他在1979访华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将不会成为美国商品的一个大市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
在布卢门撒尔看来，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富来购买大量的美国商品。他认为，重点必须始终放在提供最基本的必需品上。但是，布卢门撒尔也注意到中国正在日益强调生产消费品和发放生产奖金，而不是从平均主义的角度去看待一切。不过，当时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合作计划处负责人里奇·贝克尔·布斯则认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大家都排队去那里”。
日本人也认为中国经济潜藏着高速发展的能力。要不了多久，事实就可以证明日本人的判断要比美国人高明多了。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理事长金森久雄认为，中国经济的前途确实有许多难点，然而在经过若干曲折后正在向前迈出扎实的第一步。在奠定了经济增长的基础之后，中国经济就能够出乎意料地迅速发展。他认为中国在“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1976~1985年）中定下的年增长率8？4％并非不能达成，美国经济学家们是以成熟阶段的本国经济来判断发展初期年轻的经济增长力量。美国人的悲观结论在他看来“太保守了”。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多克·巴尼特则认为邓小平提出了历史上最为极端迅速地发展经济的宏大计划，中国将走向一种新型的经济制度：市场社会主义。对此巴尼特的解释是，1979年的中国正在讨论给予独立的企业单位有更多的主动性和自主性的问题，也在讨论现实的价格问题，强调物质刺激。巴尼特认为，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同时他注意到，中国正在破例地计划把上万名学生送到非共产党国家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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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1979年30岁的中国（3）
在日本人的笔下，中国正在进行的是“第二次长征”。《读卖新闻》甚至派出了一支记者访华团对中国进行访问。看得出彼时日本的新闻报道对中国是非常友好的，《读卖新闻》的记者山本和郎在他的报道中写道：“中国的辽阔大地上春意盎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十个春天。田野里，农民们挥锄春耕；工厂里，铁槌声叮当作响；而在越南边境，曾响起了春雷般的炮声。这是开始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中国繁忙的春天。这是九亿人争分夺秒，为把中国建设成‘繁荣昌盛的国家’，在新的旗帜的指引下行动起来的春天。”
中国在一年半前好不容易结束了持续十多年的剧烈动乱的年代，开始向现代化突飞猛进，以求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现在到处都是变化。上海的国营百货公司挂出了“百花齐放天地新”的招牌，出售流行服装，女装特别畅销。在南京无线电工厂，“四人帮”最猖狂时代下降到极点的出勤率已经得到了改善，日本人采访的数据是“据说上升到了平均93％左右”。但日本人依然觉得7％的缺勤率不能理解，这和日本人以为中国人为了提高生产而“像白家鼠那样辛勤劳动”的想法并不一致。
中国人对日本战后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很感兴趣，日本记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竞争”。在几年前，要是中国人听到这样的解释的反应一定是“中国没有竞争，只有斗争”。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中国人的目标不再是“阶级斗争”或者是“打倒修正主义”进而完成“革命”了。中国反省了这种错误，并试图把精神刺激改为物质刺激，从无竞争的社会转向竞争的社会。农业方面是保证自留地，提高农作物收购价格，容许自由市场；工业方面则是恢复奖金和年终奖制度，强调企业独立核算等。但在1979年，工厂的工人无论多么怠惰，他的上级把他开除的现象，还几乎没有。
《读卖新闻》来访的成员中有一些人在五年前也访问过中国，那时候，中国人无论回答这些日本记者什么问题，第一句话一定是“毛主席这样教导我们”，但现在，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话谈自己的事情了，就连好奇心和欲望也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一个随团的翻译“打算带着老婆作‘空中旅行’”这句无意间流露的话，表达了中国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很多人现在开始希望拥有更多的耐用消费品。这时的热门商品，是黑白电视机、电冰箱和立体声收音机或者是缝纫机，但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