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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推己及人实现组织的目标。所以，就把仁更加系统地上升到管理高度的“仁政”上来，通过推行“仁政”，最终达到实现“大同”的理想社会。古人认为“政者”实际就是“正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尽心上》），其实这和道家个人管理目标的“内圣外王”有着异曲同工之意。
关于修身的作用，近代西方的管理学也多有品德成功论的论述。美国生物学家及教育家乔登（David Starr Jordan）说：圆满的生活与基本品德是不可分的。惟有修养自己具备品德，才能享受真正的成功与恒久的快乐。没有正常的生活，就没有真正卓越的人生。
看来，要想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就必须由内而外全面造就自己。现代社会竞争激烈，越来越强调职业生涯设计，无论是做一个平民百姓，还是做一名管理者，都要作好自己的人生规划。于是各类成功学以及励志的图书纷纷出来。其实无论怎样设计人生，首先是要考虑正人先正己，诚如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论语·颜渊》的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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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大”
“战略”，这个原来军事上的术语，成了现在企业界使用频率极高的名词；正如“老总”一词由原来对革命老帅们的亲切称呼一下变成了企业领导的代称一样。现在战略在有些地方又变成了“愿景”，总之怎么时髦怎么叫。这些年来各种咨询机构为企业作了无数的战略规划，从发展战略、人才战略到销售战略等，尤其是每到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头，大家更要忙上一阵子。中国似乎一下子冒出了一批战略家和战略指导家。我们猛然惊醒般地意识到人家国外就是聪明，什么都从战略上看问题，做出来都是大手笔。仿佛咱们过去尽是一些鼠目寸光的短见之辈。我们不否认，在改革之初，由于对改革政策的不熟悉，或是对前景不确定性的直觉，很多事情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缺乏更远的思考。但那仅仅是特定环境下的局部现象，绝不能说研究战略是老外的专利。
一、大局观
1。中国人的“大”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善于从战略上思考问题的民族，不过咱们把这种思考方式叫做“大”。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在古人的思想中处处闪烁着“大”的光辉。比如在国家政权建设上，韩非子说“要在中央，事在四方”，儒家管这叫大一统；在军事斗争中，《孙子兵法》中有“故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的著名论断，这应该都是最早的关于战略思想的论述。
在一般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了，我们首先要从长远分析一下有没有消极影响，这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不少高级管理人员常常教育员工要“居安思危”，这叫忧患意识，正如老辈子讲的“常在有时思无时”。
遇到矛盾了，我们经常提醒自己注意：小不忍则乱大谋。千万别因为一时的愤怒，坏了大事，这不仅是教人从大处着眼，更是教人从大处处世了。所以，中国的传统思想教育人做人要识大体，做事要顾大局，分析问题要明大理，培养孩子要树大志，临于危难要有大节，成功的标准是成大器。
为什么中国特别强调“大”字，因为我们文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其群体性或者叫整体性。中国人习惯在群体中定位个体，在整体中确定部分。就是在生活习惯上中国人也是从“大”开始，这种特点首先就表现在中国人的时空意识上。例如，中国人和西方人对时空顺序的表达有明显的不同。西方的顺序往往由微而巨，时间顺序的记述上是从时到日到月再到年，空间顺序上——比如信封上的写法是先写某某楼再写某某街然后再写某某市，最后才是国家的名称。有些头一次出国的人写信时常常感到不习惯，因为中国人都是由大到小，时间顺序是年月日时，空间顺序是国名市名区名再到街道名称，最后是几楼几单元几室，这和西方正好相反。这种时空表达顺序的不同，说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体入手的，在整体框架中安排个体的位置。它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
中国人的角色意识在姓名顺序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是先姓后名，这也表明了中国人对自己祖先的尊重和敬畏；而西方人的姓名是把个人的名字摆在了最前面，而姓则放在最后，表明了个性的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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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中医的辩证施治
最能体现这种从大处着眼、从全局出发思想的莫过于中医了。中医是把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注重辩证施治，作整体调理。钱学森教授曾说：“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整体观是中医的最大特点，全息论是它的一个具体表现。中医学整体相关的理论是用非常辩证的、科学的思维方式看待人体。这种观点不被西方所谓的正统医学承认。中医诊治强调的是对疾病的整体诊疗，做到表本同医。有人这样形容中西医的差异：比如一棵树上长了蘑菇，中医不是仅仅停留在考虑如何把它割除上，而是分析是什么原因让这棵树长了蘑菇，比如湿度、木料质地等原因，然后根除这些长蘑菇的原因；而西医则是把每一个方面切开来，量化分析，重技巧，忽视人的整体，重部位，比如动手术。我们在这里绝不想否认西医的科学性，而是在探讨中西方在思考问题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上的差异。西医看到的是清晰的局部，而中医看到的是模糊的整体，类似传统的中国水墨画和古典的西洋静物油画。前者勾勒出一个轮廓，模糊而写意；后者描绘出许多细节，精确而写实。但事实上中医的基本概念与现代生命科学有很多相似之处。
中医强调“阴阳平衡”，与现代系统生物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医强调“天人合一”，与现代西方科学讲的健康环境因素十分相似；中医强调“辩证施治”，类似于西方医学通过药物遗传学为每一个病人找到最适合的药；中医的复方理论，实际上就是现在的西方治疗学越来越强调的各种疗法的综合使用。
西方注重每一具体事物的实证分析，尤其注重模式的构建。包括诊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代医学在专业化还原的策略下分工越来越细，致使整个医疗系统和疾病治疗的实施过程逐渐趋于“破碎化”。但是几乎所有复杂性疾病都受到多基因和环境的影响，同一种疾病的不同亚型以及不同疾病之间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共性特征在破碎化的诊疗体系下会被丢失，使我们失去不少用简单方法进行治疗或早期干预的机会。
而中医往往强调“头痛医脚，脚痛医头”。因为它把人体当作了一个整体，就连足底按摩也能诊治人的五脏六腑。下面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有个小孩生病，父亲带他去医院诊治，医生诊断说：“孩子肚子里有虫，把虫子打下来病就好了。”但是，按照医嘱一连几天服用打虫药，却没能打下一条虫子。父亲一急，带着孩子到乡下看了中医。老郎中问明孩子的病由，说：“不要紧，只是吃打虫药的时间不对，你现在改一下，在下个月的上旬给孩子照服原来西医给的药，保管药到虫驱。”父亲将信将疑地给孩子试服，第二天果真打下一条大虫子。父亲便问老郎中：“同用一种药，一样的用量，只是时间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老郎中回答说：“西医只是从这种药能不能药死虫子的思路来考虑问题，而中医则是从整体上把握虫子在人体内的活动规律，从虫子什么时候一定会吃上药的思路上去解决问题。每月上旬，虫头朝上活动，容易受药，所以打虫效果极佳。”所以吴阶平说：西医是治人的病，而中医是治病的人。这话说得非常深刻。
对企业的改造亦如此。我们发现许多作人力资源规划的人，按照西方HR理论学说，严格按照岗位测评与定岗定员的方法为企业进行规划，强调根据组织的扁平化原则来设计层级。这自然没有错，的确起到了降低成本和增加工效的作用。我们且不说每一个岗的设计是否科学，作为企业高管人员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你减下来的人员往哪儿放？人力资源专家说，对不起，那不是我的事了。我就是做这一块的，至于这些人分到什么地方，那不是我的责任。他们恰恰忘了，在西方发达国家，有着相当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中国目前还不完善。这关系着多少人的身家性命啊！所以不少单纯按照西方那一套作的人力资源规划，结果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要么一开始就被束之高阁，要么是半途而废。就连时尚一时的流程再造也是毁誉参半，所以才出现了“洋管理水土不服”的说法。
那么究竟什么是大，什么是整体，什么是全局，这要因人、因事、因时而异。也就是说这个大局或整体对每个人每个时期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是把握总体目标，把握基本原则，掌握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发展方向。小中不是不能见大，甚至也能做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把游击战这种战术性的打法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来研究和运用，形成了人民战争的伟大理论；而改革开放后的温州人能够不拒其细，竟然把一个小纽扣做成了大买卖，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大和小的辩证法。
周易的整体思维
二、整体思维模式
1。周易的整体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从大处着眼的大局观，决定了我们的整体思维模式。整体思维又称系统思维，它认为整体是由各个局部按照一定的秩序组织起来的，要求以整体和全面的视角把握对象。整体观念在《周易》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易学的实质就是管理哲学，易学的自然法则、结构决定功能定律和全息结构模型在今天仍然具有高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应用价值。它不但包含了丰富的人文科学精神和价值伦理原则，还包含了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法则，蕴涵着丰富的管理方法、管理工具、管理模型。易学思想对现代管理学研究的领导、计划、预测、决策、组织、平衡、沟通、变革、控制等管理元素和企业资源具有系统分析、科学诊断、统筹优化和战略架构的功能。《周易》卦爻是一个整体，它主要有以下特点：
（1）八卦、六十四卦、五行生克等整体结构模式反映了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的共同性。八卦、六十四卦为两级全息系统。八卦是阴阳二爻三维组合体，六十四卦是阴阳二爻六维组合体。后者六个爻位上二爻为天道，下二爻为地道，中二爻为人道，天地人三才融为一体。
（2）宇宙整体和作为整体的具体事物具有统一的结构，遵从相同的演化法则，并由此导出天地一理、万物一理、宇宙全息的结论。卦爻符号模型是事物呈现的运动模式，筮法数字模型是事物潜在的运动模式，是人们根据对天地的推演、时间的发展、宇宙阴阳规律的变化作整体模拟，对万事万物的生成、分类、变化、运动作系统描述。六十四卦模式以“六爻”、“六位”关系为基础，以时、位、中、比、应、乘等为原则和标准，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从时间、空间、条件、关系全方位分析问题、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
易道的“一阴一阳”既说明人与自然具有对立性，也说明其具有和谐性、统一性。“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表示对立面的相互推移、相互转化与相互依存。《易传》提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认为不同事物只要同类就可相互感应、相互吸引，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反映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整体观念。《易传》将“保合太和”看成是“易”的最高理想境界。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对立与和谐、感应与交流被《周易》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周易》的基本思维理念，开创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特征。
象数学家在解《易》中，所采用的取象、取数的方法，正是反映了整体思维的特征。卦象、物象作为独立的个体，看似互不关联，《说卦传》及象数学家把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建立起卦象与物象、物象与物象之间的普遍联系，把原本复杂纷繁、互不连贯的宇宙万物加以整合，使之简约化、系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