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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申明的是，在现代，〃无为而治〃的政治观念在排除国家权力滥用的同时，也极有可能推卸国家的公共服务之责。对这一点，美国的全球通史专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注意到了：〃中国有句谚言说，治理国家犹如煮一条小鱼：不宜过分。因而，在现代世界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为社会服务的职责，中国历代政府均不承担更确切地说，中国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征收捐税、保卫国家免遭外来进攻和巩固王朝不受内部颠覆。〃［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在当代，如何区分和界定国家权力的〃无为〃与〃有为〃领域，如何在限制国家权力的同时提高国家能力，如何谋求国家专断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的均衡，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农民基于饥饿逻辑而自发兴起的包产到户，经过多次沉浮终成正果。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强制集体化所造成的粮食短缺与饥饿威胁一举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人们有理由深思：土地还是那块土地，农民还是那些农民，为何体制不同两重天？1970年代末以来，纠正政府失灵的市场化改革，开始冲破全能主义对个人身心的重重束缚，农民获得了空前的生产自主和选择自由，蕴藏于每个人心灵深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巨大的释放。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市场失灵问题日益凸显。同时，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在市场化改革中发生了迷失。缘起于城乡二元体制所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在市场化改革中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自19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以农民负担、农民工、强制征地拆迁等为主要表征的〃三农〃问题，在21世纪之交得到了最为集中的爆发。〃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经典表述。造成这种令人不安的农民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人口最多的农民反而会在利益博弈中被边缘化与弱势化？农民公民权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及社会转型有何逻辑关联？中国能否转向以尊重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发展？这是现实的困惑对我理论思维的刺激性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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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的憧憬即是我心中久藏的一个梦想，这就是在宪法的框架内，尊重、保障和实现农民平等的公民权，使每一个农民作为共和国的公民而在祖国的大地上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963年8月28日，美国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1929—1968）在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震撼美国和世界的反种族歧视的演讲——《我有一个梦》。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马丁·路德·金指出：〃在承认黑人的公民权利之前，美国将不会有安宁和平静。〃他梦想在他的国家，〃黑人的孩子将能和白人的孩子像兄弟姐妹一样携手联欢〃；他梦想有一天他的祖国〃将变成一块自由和正义的绿洲〃。参见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1963年8月28日），何怀宏译，载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115页。在当代中国，〃没有种族歧视，却有农民歧视。〃中国农民在多大程度上享有宪法规定和保障的公民权利，这不仅对于农民，而且对于正致力于和平崛起的东方大国来说，都尤为重要。〃如果中国能有未来，那么为未来而奋斗的人们应该为建立起码的公民权而共同努力。〃［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每个人心中都有梦，学者也不例外。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亦不管是规范研究抑或实证研究方法，它们决不排斥研究者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捍卫。顾炎武（1613—1682）指出：〃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拉贝莱（Rabelais）也说过一句值得学者们记取的名言：〃学问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转引自［法］路易斯·博洛尔：《政治的罪恶》，蒋庆、王天成、李柏光、刘曙光译，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并不意味着学者可以泯灭社会良知或丧失人类关怀。政治学者王沪宁声称：〃我一直认为政治学的研究和探索应该有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生活的完善。离开了这一原则，政治学的研究就没有生命力，就脱离了芸芸众生。〃参见王沪宁撰写的〃现代政治透视丛书〃总序，载陶东明：《公民政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总序第4页。党国英也认为：〃我们不想只做那种归于清流的学者，在农民痛苦的面前，在国家命运的面前，等待事变的发生，好让我们证明一个学理观点，得来一个学术的奖赏。我们要把事实告诉我们的官员，告诉我们的农民，告诉那些最可能决定中国命运的人士。或许我们共同打造的清醒使我们的力量得以增强，更深入的改革由此开始，农民的痛苦得以减轻，中国社会的转型得以平稳实现。〃参见党国英：《农村改革攻坚》，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项继权教授同样指出：〃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理论的价值在于社会的需要，关注农村、研究农村、为农村的发展和稳定、农民的富裕和农村的民主，以及国家对农村的有效治理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无疑是责无旁贷的。〃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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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人类文明的演进历史，我们发现，社会进步的车轮往往是那些有志于献身人类共同利益的勇士们的双手最先推动的。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没有公平和正义的学术理念，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学者。1835年，17岁的卡尔·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写下了自己的人生志向：〃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所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无声息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460页；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不同版本的个别词句的翻译有所不同。面对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恩格斯（FrederickEngels，1820…1895）明确提出要〃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1页。≈米≈花≈书≈库≈ ；http：//__
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观，一种是〃追求至善〃的政治观，一种是〃避免大恶〃的政治观。关于两种政治观的讨论，参见刘军宁：《善恶：两种政治观与国家能力》，《读书》1994年第5期。体悟这两种政治观，对于当代政治学者来说不可或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为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8页。对任何治理国家的执政者来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作为政治的动物，〃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不仅为生活而存在，实在应该为优良的生活而存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137页……通过对城邦政治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在同类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中，大家就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凡不合乎正义［违反平等原则］的政体一定难以久长。〃同上，第386页。与亚里士多德思索每个人在城邦都能过上一种〃优良的生活〃相似，中国古代圣人也为后人描绘了一个值得想望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篇》。在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增进了社会的财富和民众的福利，促进了公民权和人权的发展，提升了国家协调利益、整合社会的能力。福利国家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实践了大同社会的部分理想，其特点可以说就是让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和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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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追求至善的理想中，也始终伴随着一种恶的力量。正如卡尔·波普尔（KarlPaimundPopper，1902—1994）指出的那样，人类〃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准备的地狱〃［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陆衡、张群群、杨光明、李少平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求善与防恶，是政治发展的两个维度。界定和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体现了两种政治观之间的结合。
权利与正义是紧紧交织在一起的，一个正义的社会必然是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的社会，一个蔑视和践踏个人权利的社会必然背离正义、趋向邪恶。偏离正义的社会，必将危机四伏。治国若离开正义，势必自食苦果。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Rawls，1921—2002）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一个正义的社会，既不是多数人剥夺少数人的社会，也不是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社会，而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保障和实现的社会，是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一些不利于农民享有平等公民权的旧体制，可以通过新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而予以变革。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具有深远文化背景的种族歧视不同，处身于城乡二元结构之中的中国农民的不平等地位，主要是人为的政策制度安排的结果。凡是人为的不合理的政策制度安排，就可以通过新的政策制度安排予以改革或废除。中国第三代改革者推出的〃农村新政〃赵树凯将中共十六大以来改革者推行的一系列令人鼓舞的农村政策称为〃农村新政〃，其基本着力点有两个方面：一是给农村有力的经济支持，二是切实保护农民的权利。参见赵树凯：《农村发展与新的治理范式》，载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编：《中国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与乡镇政府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9页。，有力地支持了这个结论。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及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使中国第三代改革者登上历史舞台，中国改革进入第三波。笔者将中国改革30年来分为三个阶段三大波，并相应地将三个阶段的改革者分别称之为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改革者。在正在推行的第三波改革中，已经出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执政能力、和谐社会、免征农业税、粮食直补、新农村建设、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合作医疗、免费义务教育、改善民生、公平正义、基本公共服务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