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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房说一百，我借了一百元，又说不是一百元，是一百两，给了一百两，又说要小门包，像这样种种刁难，让人怎么受得了！我从清早到这里，已经十多个小时了，这才见到您，我好歹是一省的按察使，门房对我尚且如此，对那些府、州、县及佐贰小官更是不用说了。希望大人把门包的规矩定得清楚一点，否则大人的名声会被这些下人败坏的。”巡抚听了不好意思，对他说：“你别生气，我会惩罚他们。”第二天巡抚回拜，并把一百两银子还给按察使。按照通常的礼节，上级回拜，下级要挡驾，以表示不敢当，这个按察使大概气还没消，居然不顾礼节请巡抚见面，巡抚退还一百两银子也不客气地收下了，这让巡抚很难堪。（《清稗类钞？奴婢类》）
这个故事中的安徽按察使脾气比较大，可能也是三番两次太让人生气了，所以才有让巡抚难堪的举动，不过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像他那样不计后果，而会像张集馨那样，忍气吞声，过去就算了。据张集馨说，庆端认为“属员多送门包，才是看得起主人”，所以庆总督的家人“益无忌惮”，根本不怕你告状。由此可见，门包是不能不送的，上司的仆人也是要小心应付的，所谓“小鬼难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三）不能不给上级衙门办事人员送礼
除了上司身边的人，上级衙门的办事人员同样不能不送礼。有这样一个“良吏被劾去官”的故事，说的是广东增城县令夏熙泽“素以清介自持，凡上官胥吏婪索，绝不一应”，结果那些胥吏“百计中伤之”，后来找了个关押盗贼犯死人过多的理由让夏县令丢了官。（伍承乔《清代吏治丛谈》卷一）
（四）不能不给钦差送礼
上级衙门的办事人员都不能不送礼，朝廷派到地方的“钦差”更不用说不能不送了。雍正元年，广东发生了一个钦差对广东官员送的礼不满意而大闹广州的的事件。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 不送礼行不行？（3）
按照康熙时代不成文的规矩，钦差大人到广东出差，离开时广东方面要送“程仪”。雍正上台之后，吏治转严，不允许州县官员向百姓加派税费。钱少了，“程仪”虽然还在送，但已无法按过去的标准来执行。雍正元年，一个叫涂天相的官员到广东出差，回京的时候，省长（布政使）王朝恩给涂大人送了一个1200两的大红包作为“程仪”，另外再送一个120两的小红包给随从人员。按理说，王省长已经尽了心，礼节还是很周到的，“程仪”也送了，随封银也送了，想得很周全。没有想到的是，涂大人非但没有一点高兴的意思，反而是非常的不高兴，拒绝收下红包。原因是，涂大人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涂大人说，两三年前，钦差的程仪是3000两，现在你们只给1200两，你们是不是看人下菜，瞧不起我？王省长千解释万解释，钦差大人还是不收。王省长知道广州市长（知府）郭志道与涂大人是同乡，便请郭市长出面做工作。涂大人看在郭市长老乡的面子上收下了1200两的红包，但是心里仍然气不顺，于是就想办法消气。郭市长自己送了40两银子作为私人礼物，涂大人大为生气，认为郭市长不够尊重自己，这么点小钱都好意思拿出来，就当着大家的面把他严厉地批评了一通，搞得郭市长很没面子。这还不过瘾，涂大人又批评南海、番禺两县招待得不好，要把相关招待人员抓起来，并拿了用刑的器具，看来想大刑伺候，害得那些招待人员怕得躲起来。南海县县长（知县）宋玮有点生气了，便带了刑具、把招待人员抓起来押到涂大人住的宾馆，让涂大人发落。这让涂大人下不来台，觉得宋玮是羞辱他，于是在下船离开的时候，让随从把在河岸上伺候的轿子都打碎了。（雍正元年十二月六日广东巡抚年希尧奏折）
涂大人对广东方面的不满显然有他自己的理由。所谓“程仪”，在有些地方叫作“大人费”，是专门为了招待“钦差大人”而设的专项基金，应该给多少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标准，“大人费”的多少意味着地方对“钦差大人”的尊重程度，现在涂大人拿到的比别人少，他当然有理由生气。从这个事情看来，给钦差大人送礼不仅不能不送，而且规格上都有标准，绝不能含糊，否则是会出事的。
（五）不能不给京城高官送礼
钦差是出了京的“大人”，没有出京的“大人”同样不可轻视。京官，特别是京城高官，以及皇室、王公大臣和他们身边的人也是不能不送礼的。“冰敬”、“炭敬”是众所周知的送礼名称，这两项费用表面看起来是降温费和取暖费，其实是过节费，是在端午节和春节送的，其中“冰敬”比较少，“炭敬”送得比较多，数额也比较大。这是常规送礼，有关系的人都有份，地方官员在特定的时间会专门派家人进京送礼。除此之外，还有非常规的送礼。如果说常规性的送礼是联络感情、保持关系的话，那么非常规的送礼就有加深感情、进一步搞好关系的用意在。地方官需要京城高官照顾，特别在升迁、保持地位等方面需要京官帮忙，这就不得不送礼，这方面送的礼数额比常规性的送礼花费要多得多。
上面提到的江苏巡抚吴存礼，家人交待的送礼金额高达515708两，如果从他康熙四十九年（1710）任云南巡抚的职务算起，到雍正元年（1723）三月被革职，那么13年间平均每年是大约4万两。 送礼的对象除少数的地方官员（每人仅200两到600两不等，比如曹雪芹的父亲、南京织造曹�540两，杭州织造孙文成600两），绝大部分是送给中央各部院长官，六部尚书、侍郎自然都送到了，其他内阁大学士（中堂）、奏事大人、乾清门大人更不能少，满洲将军、都统也是不能没有的，至于他本人是汉军正红旗人，那么本旗的佐领也不能没有。比较惹人注目的是康熙朝以清廉著名的大学士李光地和吏部尚书张鹏翮也分别受礼2560两和1000两。
地方官向京城高官送礼，又比如被查处的原山东布政使程光珠，他六年之中光是送给隆科多的就有一万多两银子，除了被“勒索”的五千两之外，他每年要送隆科多“盘缠银”800两，六年共4800两；隆科多50岁生日送“寿仪银”2000两，隆科多封公爵送“贺银”1200两；另外修祠堂帮银500两；又送骡3头，价银350两；送马4匹，价银280两。算下来，总共送了9130两。（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山东巡抚塞楞额奏折）
（六）不能不送的特殊的礼
除了以上这些人必须送礼之外，地方官员还有两项比较特殊的“礼”要送。一是在升官、转任时进京“请训”（向皇帝请求训示），离京时要给同年（同学）、同乡及籍贯在任官所在省的京官送“别敬”，据张集馨在道光、咸丰年间的记录，每次都要一万多两。不过有资格进京“请训”的官员官职要在道台（含）以上，基本上是省级官员。他们从下级官员那里接受的礼物有很大一部分就通过这种形式送给了京城里的各种人。
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礼”是送给皇上、皇后，每年四节——万寿节、千秋节、长至节、元旦节地方高官都是要派人进京送礼的。皇帝的生日称“万寿”，这一天是“万寿节”，皇后生日那天是“千秋节”。长至节就是冬至，这一天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所以古人认为这一天是“阳气”开始生发的时候，是值得庆祝的，《后汉书？礼仪志》引蔡邕《独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夏至阴气起，君道衰，故不贺。”这一天皇帝要举行祭天大典，称为“冬至郊天”。京城百官要向皇帝表示祝贺，地方大员也要派人送贺表及礼物向皇帝表示祝贺。地方官员在皇上万寿、皇后千秋、长至节、元旦等节日向皇帝送礼，在地方等于下级官员向上级送“三节两寿”。
除了这些特别节日，地方高官也在其他时候向皇帝送礼，以表敬意。在进贡的时候超标准送礼更是常见的事。礼物虽然表面上说可以是一些地方土特产，但实际上送给皇上的礼自然不能是不好的，也不可能是不值钱的。至于这些钱从哪里来，那自然是向下级要了，有时候地方上也搞摊派，地方大员向下属以向皇帝进贡的名义收钱，有时候收的钱大大超过送给皇上的礼物的价值。乾隆时代的陕甘总督勒尔谨，就以办理贡品的理由向州县官员摊派，其中皋兰县一年就被摊派二三千两银子，而实际上，进献的贡品只值几百两银子，当然被摊派的肯定不止皋兰县一个县，多出来的钱自然落入勒尔谨个人的腰包。〔1〕
地方大员在向皇上献礼的时候，自然也得向为皇上看管家门的人——太监送礼，这和地方上的“门包”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是这个门包的数额要大大超过地方罢了。在吴存礼送礼簿案中，送给太监魏珠的银子有20770两。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专制国家里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者都不能不送礼，就是对君主也不例外。”这话算是说到家了。
四 送礼作为政治
中国古代是所谓的礼治社会，中国人向以礼仪之邦为荣。不过，送礼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简单的习俗，它更是一种政治。
礼尚往来。礼的特点是有来有往。有来有往意味着对等，有来无往不称其为礼，因为它不对等。但是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可以看到，送礼并非是有来有往的，下级给上级送礼，上级并未同样给下级送礼，对于下级来说，送礼等于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似乎意味着所谓的送礼是不符合“尚往来”的礼的特点的，它实际上并不是“礼”，而是另外的一种东西。那么，“礼”到底是什么？
孔子有一回非常生气，“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论语？八佾》）——也就是说，如果这都能忍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忍的？是什么事情让温文尔雅的夫子如此生气呢？原来只是因为看不惯人家观赏舞蹈。人家观赏舞蹈关你孔夫子什么事？你又有什么理由“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认为自己绝对是有生气的理由的，因为人家越“礼”了。原来按照规定，观赏舞蹈是有等级的，天子可以欣赏八行八列64个人的舞蹈，而诸侯只能看六列，卿大夫只能看四列，士只能看二列。 鲁国的季氏在身份上只是卿大夫，按“礼”只能观赏四列的舞蹈，而如今却公然在院子里观赏八列的舞蹈，这在孔子看来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从这个著名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礼”，实质上是一种等级秩序。等级秩序的实质又是等级福利，也就是什么身份的人可以享受什么样的福利，绝对不能混淆。这种福利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包括观赏舞蹈这样的小事。
所以，下级要给上级送礼，这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的本质是上级享有某种“福利”，这种“福利”包括物质性的“利”，比如礼品、礼金，也包括精神性的“福”，比如尊敬。
那么，上级为什么能够享有这些“福利”？自然是因为上级手里有权力，而权力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影响”的方式是减少或增加，减少他人福利是“合法伤害权”，增加他人福利是“合理赐福/利权”。上级对于下级来说，正是因为拥有这两种权力，所以下级不得不送礼，无论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顺治年间的陕西分巡西宁道王化淳，到任后借口考察防守驿官，公开声言：“送礼者免责，不送者即革。”〔1〕在传统政治中，上级拥有对下级的支配权，下级的“福利”基本上由上级的意志所决定，上级可以包庇下级，也可以找理由惩治下级，所以王道台敢于公开宣称，送了礼的我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不送礼的就等着革职吧。由于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每个人都追求“福利”最大化，为了避免个人福利损失，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上级的“福利”——送礼是一种方式，巴结奉承也是一种方式，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物质性的，后者是精神性的。
送礼作为政治，它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下级向上级送礼，上级还有上级，这样礼物就一层一层地向上传递，最终在整个官场内部形成了按权力大小享有礼物、礼银的分配格局。对于这种格局，咸丰四年（1854）四川学政何绍基分析说，基层州县官员要向上级送礼，这和国家财政收入一样，是不能短少的，而州县官员的上级——“司、道、府、州又以所得于属吏者，各效纳于上官”。（咸丰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