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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与封建贵族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相提并论，大家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华尔街在一百多年前的典型形象。一方面，它反映了起始于美国革命时代的一个政治文化传统谱系。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典型美国特色的逃避主义：它避免大张旗鼓地攻击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许多人实际上都有这样一个梦想，即有朝一日他们能够真正实现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社会贫富分化与残酷的剥削制度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愤怒。通过杜尔引发的社会恐慌，以及汉密尔顿的联邦制度拥护派与杰弗逊的*与共和派之间恶语相向这两件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确的历史信号，即民众在内心深处对于初具规模的商业文明仍然抱着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华尔街似乎成为这种爱恨交织情绪的缩影。华尔街是不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皮条客？还是说，它是一个繁荣富强的共和国的孵化器？它到底是反革命分子盘踞的老巢，还是社会革命进步的现代化发动机？
此外，美国的金融贵族与工业新贵正在逐渐形成一个阶级，他们肆意炫耀贵族派头，而且他们的傲慢到了目空一切的程度。这种情形煽动并且助长了美国民众爱恨交织的情绪。在美国的工业革命即镀金时代如日中天的年代，达官显贵与财阀金主合而为一的形象给华尔街镶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民众对于反革命复辟的忧虑笼罩着美国的政治舞台，这种担忧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这种情况或许会让今天的人们感觉惊讶。今天，我们习惯于认为美国的历史是一个*程度不断深化的过程。*权利率先在白人男性阶层得到普及，然后才逐渐惠及黑人、妇女、少数族裔，以及其他原本没有*权利可言的人们。但是，由于亿万美国人民已经经历了美国工业革命翻天覆地式的经济变革与社会动荡的洗礼，他们已经隐隐约约地预料到，一个即将出现的强权的专政政治似乎正在颠覆*政府的一切制度，并且即将控制*政府的所有机构。没有一个人会怀疑这个强权政治同盟军的总司令部就设在华尔街。毕竟，19世纪末以来，华尔街侵入了所有的经济命脉，只有铁路公司和新兴的工业公司及华尔街最高限额的信用融资贷款才能为美国农民提供就业机会。 。。
贵族老爷（7）
在整个19世纪的总统选举中，由于这个国家悬而未决的命运，使得两次总统竞选激发了民众最为高涨的政治热情，产生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危机感。第一次是1860年的总统选举，最后以林肯竞选获胜而告终。第二次是1896年的总统竞选，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和威廉·H·麦金莱（William H。 McKinley）形成了势不两立、旗鼓相当的阵势。当时布赖恩这位“普拉特河的雄辩小伙”令人记忆深刻地宣誓说，他和*党绝不允许人类被钉在“黄金本位的十字架”上，所以他要提倡自由铸造银币。华尔街不禁打了个寒战。每个贫穷无助的农民和负债累累的小商小贩都本能地知道布赖恩说的是什么人和什么事。20多年以来，华尔街“赢得”了所有那些渴望通过债务减免而得到经济救赎的人们的敌意。普通民众的主要诉求是美国货币政策必须与金本位脱钩，他们建议通过引入白银本位或者发行纸币来制造货币膨胀。主流的商业利益群体，尤其是纽约的大银行表示坚决抵制。他们警告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将会直接导致经济瘫痪。到了1896年总统竞选时，美国经济已经连续三年处于低迷状态，衰退狂潮的泛滥程度超过人们的想象，政治生活的温度也超过了沸点。
大多数都市日报都公开支持麦金莱，纽约的报纸编辑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却为反对党的竞选行动大开方便之门。在选举日的前一个月，他把自己的《纽约世界》（New York World）的星期日副刊转让给了佐治亚州性情火暴的民粹主义州长汤姆·沃森（Tom Watson）。沃森是人民党（People’s Party）的副总统候选人。当时沃森刚刚结束了他的华尔街之行，他在一篇题为《华尔街阴谋颠覆美国》的文章中就把华尔街串在了烤肉架上，华尔街变成了反革命贵族的孵化器。在文章旁边的一幅卡通漫画上，一条巨蛇从其栖身的证券交易所伸出头来，缠住了生意人、农民和工人。在沃森眼里，“在美国政治的词汇中再也没有比‘华尔街’一词更应该受到人们彻底唾弃的了”，华尔街是造成经济衰退、十室九空、土地撂荒的策源地。它是阴谋家们的隐身之所，这些人轮流控制着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Grover Cleveland）（美国第22、24任总统。——译者注）和他的内阁。事实上，“自从我们的共和国建立以来，从来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像他那样无能且无聊地成为了华尔街手里的一个工具。”华尔街把*的大手伸向了立法、司法、舆论甚至选票箱，“这就是华尔街：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共和国的真正统治者。他们是国王……政府则趴在烂泥地上，任由华尔街把铁鞋掌踩到自己的脖子上。”沃森根本不是暴力革命的倡导者，他把剩余的希望寄托在选票箱上。他也不像许多美国上层社会成员那样害怕“穷棒棒们要闹革命了”，他担心的是“这场革命将从华尔街开始”。如果这场革命取得成功，那么，华尔街就将粉碎1776年的精神和成就，给杰弗逊警告金权贵族必将崛起的预言画上一个悲剧性的句号。
沃森的义愤也是亿万群众可以感同身受的激烈情绪。华尔街不光明目张胆地篡夺政治权力，这种挑衅社会的行为也在给上述情势火上浇油。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利·华纳（Charles Dudley Warner）在畅销小说《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中给美国的“镀金时代”施了涂油礼，他们欢谑地讽刺了这个时代在经济方面唯利是图的狂热以及在政治方面的空洞浮夸。还有许多社会观察家们看到我们称之为“富人与名人”的粗俗、虚荣以及对于社会责任异常冷漠的态度。这些人属于美国上层社会，其中许多人是刚刚才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他们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变成了社会名流。他们上演了一出伟大的“名利场”，争相炫耀自己手中的巨大财富。同时代的一位观察家有点夸张地说道：“所有美国人全都开进了这片田野……百老汇大街上车水马龙。出售时尚女帽的商贩、制作女装的裁缝、出售珠宝的商人都赚了个盆满钵满。第五大道有美轮美奂的周日庆典，中央公园是奇异的、华丽的、奇妙的！前所未有的奢侈晚宴，殷勤备至的招待会，绚丽时尚的舞林大会……（名利场）不再是一个梦想。”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贵族老爷（8）
所有这些骄奢淫逸都有可能点燃普通民众的厌恶之情。《哈珀氏新月刊》（Harper’s New Monthly）严厉批判了贵族们在代尔莫尼克餐馆（Delmonico’s）或者在杜丽庄园（La Maison Dorée）享用饕餮大餐的行径，贵族的一顿饭就可以满足一名战士及其家属一年的生活所需。如果说即使在内战期间人们也要尽量满足最贪婪的食欲，那么，和平时代的突然到来将解除一切限制。奢侈浪费的炫富风气达到了近乎荒唐的地步。汉密尔顿·费雪（Hamilton Fish，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夫人为朋友们的宠物狗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宴会，这些“狗客人们”都得到了钻石项链作为派对的小礼品，在餐桌旁边还有一只猴子独享一个嘉宾席位。金融家伦纳德·杰罗姆（Leonard Jerome）在麦迪逊大道上修建了一个豪华宫殿，里面的剧院可以容纳600名观众，连庄园里面的牛棚马厩都铺上了地毯，装备了黑胡桃木的面板。“闪亮时代”已经到来了，其幻色炫彩的华丽演出由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银行的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August Belmont）及其在华尔街的亲信们担当主角。
然而，单凭财富本身还不足以支撑不知满足的权利欲望。马不吃夜草不肥，美国的新贵们都把华尔街当做了自己的聚宝盆。财富弥补了他们在家族血统、社会出身、文化美誉方面的空白。这些贵族假惺惺地隐身于像要塞城堡一样的都市庄园和乡间别墅里，这些庄园和别墅清一色是欧洲大陆最时兴的装潢风格（男主人流行英国装潢风格，女主人则钟爱法国风格）。他们出行时乘坐装饰豪华的马车，马车由纯种马拉着，车身上雕刻着仿造的贵族盾形徽章，身穿制服的仆人服侍他们上下马车。他们带着猎犬打猎，聚会的化装舞会上张灯结彩，装点着散发异国情调的兰花，派对上的小礼品上面镶嵌着闪闪发光的钻石，吃的大餐则是夜莺舌头以及各种山珍海味。美国的社会精英营造了一个精美绝伦、极尽故意之能事的封建王朝的幻想世界。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模仿着亨利八世、路易十四和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法国艳后）的排场，举办盛大的化装舞会；他们也在制作着自己的贵族家谱：他们把自己的女儿们远嫁（尾随她们的新闻记者称她们是“美元公主”）给欧洲那些家境破落、*放浪却拥有贵族头衔的人。他们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把贵族城堡从法国乡下搬到了第五大道。他们从五六个文明古国疯狂购买历史悠久的高档艺术品，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通风良好的厅堂里、摆在大大小小的客厅里，这种做法让人们感觉非常滑稽。当然，这种舞台效果表达了他们自身一览无余的社会危机感以及文化上的不安全感，他们急切地希望自己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大潮中攀登悬崖时能找到一个小小的立足点。但是，这个上流社会的化装舞会是令人焦虑不安而且难以忍受的。
自从汉密尔顿时代以来，华尔街与贵族政体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转变。在这种炫耀贵族徽章以及门槛极高的专属俱乐部的豪华装潢下面，某种不可隐匿的冒牌货色开始浮出水面，让这些财富新贵成了人们一再挖苦讽刺的对象。一名艺术家给“万里挑一的社会名流”所做的素描是一幅滑稽可笑的形象：一个纽约头面人物昂首阔步、撅嘴挺胸，头上还戴着一顶宽大的礼帽。毕竟，美国民众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权利，即他们不仅有权怀疑贵族的虚伪，而且还可以把贵族的假面具撕成碎片。这种出人头地的社会精英不仅享有老牌贵族那样的社会特权，可以像老牌贵族那样傲慢无礼，而且还带有金融投机商以及蛮横无理的投机客的全新特征，这些特征都无一例外地与华尔街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一个社会改革家眼里，华尔街变成了“宫殿之街”。人们一次次地把华尔街贵族称为“冒牌贵族”，他们把这些暴发户比作用回收的废旧羊毛重新织成的廉价布料，这个阶级的良好信誉将永远受到人们的监视。甚至像威廉·福勒（William Fowler）这样一个华尔街的内部人物，他自己对此也感觉到非常惊讶。他在撰文给华尔街的一位典型老住户揭丑抹黑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身穿精致的紫色亚麻服装，嘴里狼吞虎咽地吃着山珍海味，喝着“滑铁卢战役时代酿造的葡萄酒”，玻璃酒杯尽显波希米亚风格的奢华，这些傀儡“什么也不用生产……既不扶犁耕田，也不抡锤打铁，更用不着来来回回地用飞梭织布”。
贵族老爷（9）
像杜尔和伦斯勒（Rennselaers）这样的家族要比范德比尔特家族和古尔德家族那种冒牌贵族更值得人们信任，但是这些家族的经济实力却比较弱小。当时，华尔街仍然踏着这些绅士俱乐部的鼓点前进，小心谨慎地买卖为数极少的政府债券以及无风险瑕疵的安全证券。他们对于周围经济环境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更谈不上决定作用。有些在华尔街工作的人们或许并没有中世纪贵族的家族血统，但是他们也接受过古典文化教育，他们在经营自家的不动产的同时也会偶尔涉足金融业务。他们生来就能够担当社会领袖的角色，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是，大多数人仍然要按照旧俗向“生来高贵的人”行礼表示敬意。
在美国内战之后的工业化和金融革命的过程中，那个贵族世界大都蒸发殆尽了。华尔街变成了疯狂投机的地带，投机偏执狂们时而得意时而恐慌，惊心动魄的赚钱与赔钱场面让作为观众的亿万群众痴迷不已。大多数投机客都把华尔街当做自己的根据地，由此驱动着美国的经济革命。像科尼利亚斯·范德比尔特、丹尼尔·德鲁、吉姆·菲斯克、拉塞尔·赛奇（Russell Sage）和杰伊·古尔德这样的人，都是一夜暴富的百万富翁，他们没有足够合法的理由为自己要求社会特权或者政治特权。这种情况和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