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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支持发展民族工业，对民族工业实施大量补贴；在对外贸易方面实施外汇管制，实施高币值政策，并以高关税和许多非关税手段保护国内市场。
在历史老人的指导下，拉美实现了两个转变：从自由贸易到保护主义；从市场至上到政府干预。这两个转变说明，拉美的门户开放和市场至上的道路选择，被历史老人打了个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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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来自盟友的全球化战争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有许多会被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反复研究的奇特现象。日本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迅速恢复，然后强劲发展，创造出曾经让盟友都深感畏惧的“日本奇迹”。在那些视自己为人类经济体制的完美化身的国家里，有人开始谈论日本是“另一类资本主义”、“日本威胁”、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正当日本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赞誉和警惕中高歌猛进的时候，日本经济列车骤然降速，进入低速度甚至零速度的状态。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了长期的通缩。日本政府和金融当局频施重拳力图把日本从漫长的通缩中拉出来，但通缩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日本所有的反通缩政策吸纳得无影无踪。十几年过去了，日本依然在通缩中徘徊。
日本的奇迹，就像夏日夜空的流星，灿烂而短暂。
日本发生如此漫长的通缩的原因在哪里？日本曾经非常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戛然而止，而难以重新启动？通过日本现象，历史想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假如你捡起“日本奇迹”的历史碎片，反复磨洗，仔细辨认上面的历史基因，你会发现，日本经济的忽然衰退乃至以后漫长的通缩，源于一场来自盟友的经济战争。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在自由贸易或全球化旗帜下的经济战争。这场战争的前哨战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刚刚起飞的时候。这是一场从产业、体制、金融、货币等各个方面发起的全面的经济战争，这是一场盟友间的不平等的战争。战略上的依赖、经济上的依赖和价值体系上的依赖，注定了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进退失据；注定了日本在软弱的抗拒以后，只能按对手的要求出牌，按对手的要求进入指定的阵地，按对手规定的动作进行反击。一方是凌厉的进攻，一方是规定动作的抵抗，这是经济依赖带来的宿命。日本想说“不”，结果不得不说“是”。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体制失守，高科技失守，财富失守，金融失守，产业失守……“日本奇迹”在国家博弈中轰然倒下。在它的废墟上，是一个财富不断外流的二元经济，一个负债累累的企业体系，一个几乎破产的银行体系，一个将日本经济卷入通缩的经济体制，一个不断膨胀的债权账号。
美国对日本的这场全球化战争主要集中在产业、货币和金融三方面，而核心就是推动日本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拆散曾经推动日本经济起飞的经济体制。日本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日本银行体系的改革。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人类有两种银行体系。法国经济学家圣·西蒙（Henri de SaintSimon）曾经提出，银行的作用是为工业化（经济发展）动员资金。而欧洲曾经长期存在两种银行体系：大陆体系和英格兰体系。在欧洲大陆银行体系中，银行是为经济发展服务；而在英格兰体系中，银行独立于工业资本。前者的金融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后者发展到金融资本统治工业资本。欧洲大陆银行体系对后来的许多实施计划体制的国家有巨大影响，日本改革以前的银行体系同样受大陆体系的巨大影响。银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工具，金融资本的盈利动机同经济发展一致。但是，这种思想和体制在受芝加哥学派统治的美国大学中被彻底排除。日本银行体系的改革，导致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分裂、金融资本的逐利动机同经济发展分裂。结果金融资本在追逐利润的同时，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发展。在内先是催生资产泡沫，后是紧缩对实体经济的贷款；对外则在追逐利润的动机下大量对外投资，资本大量外流。结果导致了日本的外向经济繁荣和内向经济萎缩的困境。
考察新自由主义下的金融资本主义我们发现，这种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资本主义，只有美国出现资本流入，其余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资本流出。日本也没有避免这种宿命。
金融资本的盈利冲动同经济发展的需要背离，导致资本大量外流，导致对内货币供应不足，导致日本内向经济的空心化，导致内需不足，导致GNP的繁荣和GDP的萎缩并存，是了解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关键。金融资本异化带来的虚拟增长和内向发展抑制，是日本最大的结构性危机。假如日本不对这种以金融资本主义为特点、以寻求虚拟增长为目的的改革进行改革，日本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走出困境。
2008年第四季度与第三季度，日本GDP下跌33％，年下降率达121％。尽管日本经济在第二季度出现稳定的征兆，但是在世界经济进入长期的缓慢增长期的背景下，如不改弦更张，日本难以进入持续增长。
日本在国家博弈中将权力和财富送给了盟友，将漫长的停滞留给了自己。日本的教训表明，经济战略或贸易战略只是国家大战略的一部分。一个国家经济博弈的胜负，取决于这种大战略下的战略格局。对别人的战略性依赖、对别人的经济依赖，也许会在短时间内带来某种财富以及由财富带来的对权力的幻觉，但是，这样的财富和权力的感觉完全建立在别人的仁慈之上，这样的国家最终要在国家博弈中失败。
大战略，大博弈。总体战略势态的优劣，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竞争的成败。日本对美国的挑战，以失败而告终。国家博弈的这种历史演义，不能不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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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友之间、权力财富和竞争（1）
第一节 谁托起了“日本奇迹”？
1989年10月31日，美国各大报争相登出一条牵动美国人神经的消息：“日本三菱财团购买洛克菲勒中心”、“日本买下了纽约的风景”，等等。这一天日本三菱集团宣布以亿美元的巨资收购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权。1939年11月1日洛克菲勒中心正式开张。差一天，就是50年。对处于大萧条漩涡深处的美国人来说，这项建筑的成功是美国信心的标志。这座位于纽约最豪华、最昂贵地段的建筑群，是美国人的骄傲，是纽约的标志性建筑，它于1987年被宣布为美国国家历史性标志，是现代建筑风格和资本主义精神结合的产物。这项建筑现在落入躲在美国保护伞下的日本手中，这对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来说，是一件难以沉默的事。这项交易是一连串日本购买美国企业的高峰。日本的这些购买行为，使许多美国人惊呼“日本购买美国”。
“日本购买美国”是美国在日本攻势凌厉的经济进攻面前，发出的民族主义口号。
1989年是日本在国家经济博弈中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盛极一时的日本，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迅速黯然失色，风光不再。然而1989年却是日本极盛的一年。这一年，有人预测日本经济将在20年间赶上美国；这一年，有人认为日本将在未来几十年中以4％的速度增长。尽管这些预言成了禅语，当时的日本经济的确已经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经济是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迅速崛起的？谁托起了“日本奇迹”？
日本经济崛起的过程带有强烈的保护主义色彩。市场保护、政府干预、汇率管理是日本经济现代化过程的基本特色。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日本一方面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又实施了保护主义政策；一方面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另一方面高度保护国内市场。日本长期实施了不对称的发展战略，开放和保护并存，矛和盾并用。一方面高举出口的矛，在世界上四面出击；另一方面竖起保护的盾，捍卫自己的市场。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得益于三大因素，分别是产业保护、金融服务和企业制度。三者相互依赖，核心是保护主义。
1。日本的产业保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一片凋零。许多产业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远远逊于欧美的竞争对手。从汽车到电子产业，许多后来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产业还处在摇篮阶段。假如没有保护主义，这些幼小工业将会被外国竞争扼杀在摇篮里。日本在1953年实行过短期的自由贸易，像洪水一样涌进日本的外国汽车，几乎把日本的汽车工业全面摧毁。为了推进民族产业的发展，日本最终从自由贸易后退，选择保护主义发展战略。通过高关税、非关税手段、大规模的政府补贴、推动产业联盟等方式实行民族产业的赶超。日本的这些经济政策成就了日本的经济奇迹，使日本经济以世界上前所未见的方式迅速起飞。1973－1979年，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基础工业，日本实施了更严格的保护主义。
盟友之间、权力财富和竞争（2）
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的产业保护，尤其是对高科技和金融产业的保护相当严格。日本对许多关键产业实施严格的政府控制，严防外国资本进入。例如，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晶片产业，实施强硬的保护政策：一方面日本不允许外国资本独立进入相关产业；另一方面，又运用进口许可、进口指标等方式限制外国相关产品进入日本市场。在生产和市场两个环节上实施保护。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通过政策推动、财政银行支持等方式，大力促进相关产业的研制开发和发展。这些保护和政府干预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电子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日本电子产业的纵向产业链和横向的多样化。日本电子产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独立于美国电子产业的产业群体。它既不是美国电子产业的组装地，也不是美国电子产业的直接或间接市场。正是由于日本电子产业的成功，挑战了美国电子产业的世界霸权，美国才要运用市场开放的武器来打击日本电子产业，并最终使日本电子产业从昨日之星而沦为明日黄花。就此我们将有专门叙述。
2。日本的企业制度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企业制度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它是以银行为中心的体系。在日本经济崛起的年代，日本没有所谓的“现代金融体系”，银行居于主导地位，资本市场极其不发达。日本企业主要是以银行贷款的方式筹集资本（美国企业主要是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本）。日本的银行在日本企业体制中居于中心的地位，在企业管理体制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的企业集团（银团）是以大银行为中心的企业群体。这些企业集团一般是“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群。这个产业群体往往覆盖一个或几个产业链条里面的所有环节，有时甚至包括某些横向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财团”。在企业集团内，银行作为企业主要的资本来源，是企业的主要监督者。而其他企业集团成员则自动协调彼此的关系。同一集团内的企业间呈现高度的交叉持股，形成错综复杂、相互监督的利益关系，一种合作而不是竞争的关系。在这种企业体制上，管理层面临一个严密的监督网。
这种企业体系与美国的以股东为主导的企业体制不同，它避免了美国企业体制的一个致命弱点－－“代理人冲突”。美国企业有两大利益主体：管理层和股东。二者利益上的差别不言而喻。美国企业虽然名义上归股东掌控，但是股东分大小，千千万万的小股东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既缺少时间和资源，又缺乏必备的知识训练。就算是大股东，除非大到能控制企业日常管理的地步，否则其对公司的监督也力不从心。有些持股达10％以上的大股东，为了改变管理层，常常在耗费巨资以后，不得不与管理层妥协，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谓产权软约束，在美国上市公司是一个普遍现象。所谓董事，基本都是管理层提名（除名）由股东大会通过。许多董事和管理层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作为董事又享有许多优越的报酬。在许多情况下，董事会实际上是橡皮图章。所谓股东大会，基本都是由管理层掌控。管理层不控制议题，而控制投票权。千千万万的小股东，从成本效益的角度看，由于股份少，没有多少利益冲动详细研究企业的发展和管理，往往不会参加股东大会。这些股东要么通过书面投票，要么事实上“弃权”。许多公司规定，只要股东不反对就是支持。这些股票就因而被管理层控制。千千万万的小股东加在一起，有时候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