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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二老三的天资确是平平，这一点，我所有的同事们都是这样看的。老二在4岁多时，教她一个汉字，有时要教30多遍才能记住。老三更是一副憨厚像，二三岁时才会说话，长大了说话老爱出笑话，几次都是对着爸爸喊妈妈，对着妈妈喊爸爸，于是平时我们戏称她“三呼”，小时候同村的婶婶们戏言：老大将来顶她爸爸的班，老二顶她妈妈的班（做乡村缝纫匠），老三上工地（农村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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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的“专项”
三个女儿在学习中遇到的学习问题，我总是“立专项”进行研究。有关读写算记的速度标准和准确度标准，都是在遇到想到这些问题，再“立专项”进行一番研究之后，才慢慢悟出来的。十几年来，我在辅导三个女儿学习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探究，不断的总结，形成了一套具有个人特色的教女方略，我个人觉得，我的一套方法，是比较科学的，比较先进的，比较实用的，也是值得推广的。十年前，我就开始拟腹稿，原打算在退休后成书。
十年前，武汉市卫生局一位李处长，邀我到他家，介绍我的教女方略，讲了三个小时，他非常赞赏我的这套教女方略，并鼓励我尽早成书出版。当时我说现在没时间，将来退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本“教女经”。
教育家们认为，读写算记是四种基本的学习能力，专家们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我在辅导三个女儿学习的过程中，我认为高速度高准确度的读写算记是四项重要的“学习技术”并视之为开启女儿们智慧大门的四把“金钥匙”。当然，高速度高准确度的读写算记也是四种更高层次的学习能力。在辅导三个女儿中小学学习的十余年之中，我逐渐探索出了一套简便易行的训练方法，把三个女儿的读写算记的速度提高了，3倍~10倍，使她们的学习效率大大提高，学习效果也比较好。我当时所进行的读写算记训练，与学校教育配合默契，加上三个女儿勤奋好学，使得她们在求学的道路上，步步上攀，并且逐步显示出这一方法的长期效应来，使我最为自豪的就在这一点。
把高速度高准确度的读写算记视为四种基本的学习技术，并通过训练来快速提高这四种学习技术，使小学生的读写算记的水平达到或超过高中生或成人的水平，由此可以大大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更加有利于学生的成才。这就是我“特种”教女方略的巨大意义所在。
大女儿的遗憾
大女儿1969年11月10日出生，在那个“史无前例”——不，错了，是“空前绝后”的日子里，武汉大学外文系和生物系的800多老教授和青年学生（我是其中一个），就都戴着“臭老九”的帽子从风景绮丽的珞珈山来到了王维留与“醉”山翁的风水宝地——襄阳，在那里搞什么“斗批改”，后来接着到沙洋农场，又转到孝感东山头，接受“再教育”，直至1972年2月，我才回家见到可爱的大女儿，但2岁多的小淑华怕生，不喊爸爸。分配回江夏区后，先在科委工作，一年到头住生产队，“头衔”是“武昌县县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到“后进”的生产队“领导”农民“学大寨”，一个月才休息4天，农忙了，还得过个“革命化”的休息日，妻子在生产队挣工分，忙得很，小淑华由我的76岁的祖母带，惟一的早期教育就是祖母的那些有好几百岁的儿歌谣。
我用以早教的工具是“红宝书”和“语录”。其实，那时我还不懂得什么是早期教育，我只知道应该早一点教小淑华识字数数，真正使我产生早期教育思想的是在1980年的上半年，武汉公差之余，我在武昌民主路书店，购得一本小册子，好像是二角多钱，书名是《早期教育与天才》，我一口气看完，感受颇深，下决心对自己的三个小孩进行早期教育，使她们个个成才。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教育是使我真正认识到了早期教育对孩子成才的巨大作用。
1979年5月我来江夏卫生学校教书，1979年9月，通过熟人，将小淑华插入条件较好的纸坊一小五年级（2）班读书。我看完书后，将书放在桌上，被小淑华瞧见，她看子几页，感慨地说：“我要是晚生几年就好了。”
小淑华这时已临近小学毕业了，看来在她身上进行早期教育是不可能的了，值得庆幸的是，我在她身上进行的“晚期训练”也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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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教育与晚期训练
这半年来电、来函、来访者之中，他们大多数是在发现自己孩子的学习出了问题才意识到要寻找教子方略、教女方略的。像哈佛女孩的妈妈那样在怀孕时就意识到要对小孩进行早期教育的妈妈是不多的。
我的三个女儿比较幸运的是，她们学习中的问题一出现，我就进行“专项研究”，而且是土法上马，解决得比较圆满，没造成大的遗憾。看来，“晚期训练”也很有用。
我辅导女儿们学习，开始于1972年初，那时关于早期教育的认识非常可笑，以为在学前教小孩认字、数数就是早期教育，在读了《早期教育与天才》之后，我真正认识到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如何进行早期教育，具体用什么方法来对孩子进行教育，当时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内容。《早期教育与天才》一书中介绍的一些早期教育的方法，不怎么适合我当时所处的环境。1982年以后才逐渐悟到读写算记是四项重要的学习技术。这年10月的一个周末，我用北京景山实验小学编的口算卡，叫二女儿陈中静作口算练习，陈中静这时在农村小学读二年级。我用手表计算她的口算速度。我发现二女儿口算的速度与我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我想，口算过程中，可能存在技术问题。后来观察到，她的读写记的速度和准确度也与我有很大的差距，此时，我的脑海里出现一个闪念：读写算记是四项基本的学习技术。
后来又进一步悟到，这四项基本学习技术，由于是生理和心理的复合过程，很难得进行测量，不进行测量，就难以进行比较，不进行比较，也就难以衡量个人的读写算记的优劣。后来一些偶然的机会，又使我悟到，这四项学习技术的主要技术指标是速度和准确度，且可用一个自定的参考标准暂时进行测量。
如果能把读写算记的速度和准确度提高，学生学习的课业负担，在不减少作业量的情况下，也会明显地减轻，而且，这样的减负，可以长期减负。这种减负的直接效果和现在学校里通过减少作业量来减负的直接效果是不一样的，用提高小学生的“读写算记”的速度和准确度来减负，我认为，才是真正的减负。
意外的收获
我用我自己创造的这些训练方法，来训练三个女儿，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老师布置的作业，别人小孩需要2小时完成的，我的女儿们往往只用1小时，或者半小时就完成了。二女儿陈中静、三女儿陈中州，初二时，政治考试得100分，使年近半百的政治老师惊奇不已，说我教了一辈子政治，没有看过哪个学生政治考t00分；数学老师认为智力平平的陈中州，在1988年获得了江夏区首届少年华罗庚数学金杯赛第一名；1987年高考，大女儿陈淑华以586分的高分，荣登江夏榜首（理科），是江夏1978年后的第一个理科高考女状元。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二女儿的政治考试的100分中，不全是我的功劳，学校教育要占70分，女儿个人努力要占20分，我的功劳只有10分。如果没有我这10分，老二的政治老师就不会惊奇了，这正如一个跳高运动员，他的体能的跳高极限是230厘米，再要增加跳高成绩就得靠“跳高技术”了，“跳高技术”所增加的正是超越体能极限的那几厘米，这几厘米正是决定名次的那几厘米。
我的这套教女方略，是基于学校教育的，在家庭辅导中，我尽量提高家庭辅导的有效性，我的这套教女方略，称之为“学习技术学”更为确切。其核心内容是读写算记的速度训练和准确度训练。它不是针对学生所学习课程的内容进行辅导，而是针对中小学生各科学习过程中必须依赖的最基本的学习技术而进行训练，以提高子女的学习技术为主要目标，从而达到高效学习的目的。
高速度高准确度的读写算记是四项重要的学习技术，是四把开启孩子智慧大门的金钥匙。有了这四把金钥匙，对中小学生来说，意味着终生减负。也就是说读写算记具有长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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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人算过的时间账
假设一个小学生在小学经过读算写记的特种训练，读写算记的综合速度是原来的2倍，在初中阶段，这个初中学生每天花在读写算记上的时间是2小时，那么，他现在每天就有1个小时的“时间利润”，每周5天，每学期20周，每年2学期，1年则有200个学习日，初中3年，共600个学习日，如此算来，这个学生3年将有600小时的“时间利润”。我们还假设，一个初中生的升学总分是600分，他这600分是600个学习日“累积”学出来的，他的每个学习日要学习10个小时，他共花了6000个学习小时，平均每10个学习小时才“学”到“1分”，那么，他的600个小时的“学习利润”，就可以多学“60分”。升学总分多60分，在目前情况下，意味着什么，我相信每个家长都清楚。实际上，学生花在读写算记上的时间，每天都在2小时以上。
现在，中国每年有2亿多在校中小学生，如果每个学生都有600个小时的“时间利润”，全国现有2亿多中小学生，就会有1000多亿个小时的学习利润。也可以这么理解，中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低效学习状况，是非常严重的，非常惊人的，令人遗憾的是，很少有老师和家长注意到了这个情况。或许，有老师和家长注意到了，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
学生学习的低效率，也可以理解为是我国教育资源的一个巨大浪费。
我所探究出来的这套方法，既简单易学，可操作性强，又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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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闪念”
1982年10月，小中静8岁多，小中州7岁多，同在农村一所村办小学读二年级，当时小淑华在县城读初中三年级，—天，我以口算卡第一卡让小中静练习口算，当时，我觉得她的速度太慢，于是用手表测了一下小中静的口算速度，第1卡共22题，是不进位加法，小中静用了65秒，当时，没有达标不达标的概念，就叫小中静持表计时，测了一下我的口算速度，结果是13秒。
一个65秒，一个13秒，当时不经意所测得的这一明显差距，立即在我的头脑中出现一个“闪念”：“学——习——技——术”。这一明显差距是“口算技术”的高低所造成的。
这一闪念，最使我受益的是：启发了我，使我萌发了要尽力缩短这一差距的思想。由此开始，经过14年的摸索，我终于成功地摸索出一套成功的有关读写算记四项学习技术的训练方法，使得一个“鸡窝”里，飞出了三个“金凤凰”。
“三个金凤凰”，一则令人惊羡，二则也是我始料未及的。这件事说起来，多多少少有些偶然，我不是搞中小学教育工作的，却研究起这些名堂来，居然还弄出了一点名堂来。
想想中外科学发明史，有些重大的科学技术发明也有类似情况，如电的发明，法拉第原是伦敦一家书店的装订工，一生没有受过正式教育，后来偶然作了英国皇家学院大化学家德斐（Humphry〓Davy）的实验助手，1821年9月3日，又偶然对电发生兴趣，又偶然发现一块磁石从带电的线圈中抽出来时，电流计的指针轻轻地动了一下，指针的一动，引起了法拉第头脑中的一个“闪念”：磁电转换的必要条件是相对运动。
据说，袁隆平院士发现水稻的雄性不育株，也是偶然的，也是头脑中的一个“闪念”。他在实验田里发现了一株籽粒特别大、特别多的稻穗，原本想作为优良种株进行扩大繁殖，不料第二年种出来的稻子高的高，矮的矮，完全没有一点优良种性，他坐在田埂上伤心地望着那些试验品。但就在这时，脑子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这不是正好说明自花授粉的水稻也存在“杂种优势”吗？就是这一“闪念”，打破了世界性的自花授粉作物育种的禁区，产生了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想法。如果不是这一“闪念”，那……
那次的“学——习——技——木”这一“闪念”，也是我日后研究读写算记的起点。我以为，这一“闪念”就是灵感。
我拾到一包金子
小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这是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