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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有独特的疗效，这是大家明明知道它是个火坑，偏偏还一个接一个往里面跳的原因。但这只是一项技术措施，对于经济社会转轨的体制性问题，“休克疗法”力有不逮。体制出了问题，“休克疗法”只能延缓矛盾，而不能根治矛盾，过一段时间，矛盾还会以更加严厉的形式暴露出来。经济社会转轨是涉及全面、综合的配套改革，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任务，短期内难以奏效。不加区别地将稳定宏观经济与完成经济社会转轨混为一谈，必然导致将解决前一任务的方法，误用来解决后一任务的结果。
第四，无论是激进还是渐进的改革方案，在执行上都应该从一而终，不能一会儿激进，一会儿保守，毫无逻辑可言。盖达尔上台后，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与物价改革几乎同步出台。财政紧缩主要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货币紧缩政策包括提高央行贷款利率，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实行贷款限额管理。但是到了1992年夏，俄议会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通过大量印制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要知道，这时距离实施紧缩政策不过一年时间，俄国人们并未失去对“激进改革”的期望。俄罗斯的悲剧就在于反反复复，紧缩不彻底，放松也不彻底，都是几个月的事儿，“等于说从来没真正彻底搞休克疗法，但又始终一直处于休克状态”（秦晖，2004）。
杰弗里？萨克斯在兜售“休克疗法”时，曾指出转轨主要是解决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三个问题。自由化可以看作为市场经济建立一套竞争规则；私有化解决进入市场条件下的产权初始配置问题；稳定化是要解决原来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经济失衡问题，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对于这三项任务，一般认为顺序首先应该从私有化入手。只有解决私有化，市场解决才有竞争的基础，经济稳定才能持续。理论上如此，但实际中全都变成了先稳定、后改造的步骤。私有化的滞后，导致了改革后续难以推进，也引发了一系列改革设计者始料不及的后果，集中地表现为改革的“二度阵痛”。
如果把责任都推到“休克疗法”身上，就难免简单化了。把“休克疗法”视为一场西方国家搞跨俄罗斯的阴谋，也未免低估了俄罗斯人们的智慧，高估了西方国家那些阴谋家的水平！《货币战争》把“休克疗法”看作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的阴谋，更是经不起推敲。
“常春藤联盟”统治世界（1）
很多美国的学院与大学都属于一些特别的联盟，每个联盟的学校在体育和学术的一定范围内，能够互相合作。“常春藤联盟”就是这类联盟中的一个。据称，因为美国最古老、最顶尖的学校建筑物往往被常春藤所覆盖，一位纽约撰稿人在1937年创造了“常春藤联盟”一词。1945年，美国东北部8所大学的体育教练签署首个“常春藤协议”，为8支参赛的橄榄球队设立了各种标准。这项协议在1954年被扩展到其他所有的运动，这一年被认为是“常春藤联盟”正式诞生的年份。
这8所大学包括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宾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以及耶鲁大学。每所院校除了历史悠久的特点外，还是全世界接受捐款最多的、吸引最优秀的学生与师资的院校，因此它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众多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母校。目前，“常春藤联盟”被用来指代这些学府所共有的学生素质、教育价值观、质量标准、办学传统与特色等。所谓的哈佛人、耶鲁人和普林斯顿人，即意味着爱好运动、公正、勇敢、谦逊、富有人格魅力以及领导能力。
哈佛大学，“常春藤联盟”学校之一。
事实上，“常春藤联盟”校友在美国占据的不只是联邦最高法院，布什政府的许多在职、卸任官员以及国会议员都有“常春藤”的背景。布什总统父子都在耶鲁大学本科毕业（小布什还取得哈佛大学商学院商业管理硕士）；副总统切尼也曾在耶鲁大学就读；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联储候任主席伯南克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除此以外，前总统克林顿和他的妻子希拉里都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校友，而2004年大选中败北的*党总统候选人克里也毕业于耶鲁，前副总统戈尔同样是“常春藤”打造的“精英人士”。除了政界，美国诸多跨国公司的总裁、华尔街经纪人、媒体主持、律师等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无不与“常春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以说，“常春藤”校友驾驭了美国各个行业，统治了整个美国。这些名校校友都有强烈的“一荣俱荣”的互相照应心理。例如，阿利托昔日在耶鲁大学的同班同学日前就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声援阿利托。
在“二战”前，统治美国的精英阶层被称为“瓦斯普”（WASP，是白种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缩写）。当时的“常春藤联盟”，大多在美国东北部的少数贵族私立学校中招生，形成从贵族寄宿学校到常春藤名校到“常春藤联盟”名校的“一条龙”教育体系。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履历就代表了当时名校的理想择生标准：出身于新英格兰地区“瓦斯普”世家，在私立贵族学校学习；更关注的不是学习，而是课外活动和社交生活；考入大学后，热衷于进入学校的报社，参加一些秘密俱乐部（如“骷髅会”等），以此建立广泛的人脉和社会影响力。
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常春藤联盟”开始以学生的学术素质而非家庭背景为录取的主要标准，强调标准化考试的成绩，使得“智力阶层”逐渐取代“瓦斯普”。对美国的年轻人来说，能够拿到耶鲁大学法学院或者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毕业证书，就意味着已向从政或者从商的成功之路前进了一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百年名校至今受到人们追逐的原因。 。 想看书来
“常春藤联盟”统治世界（2）
65 谁统治着世界
谁统治着世界？当然是精英集团。如果说美国统治着世界，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统治着美国的“常春藤联盟”统治着世界。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第2任总统亚当斯曾说：“任何社会最终都将由精英统治。”纵览世界，莫不如是。
精英的英文表达是elite，本意指成熟后的葡萄中果实饱满、质量上等的那一部分。后来好葡萄的意思被借用来比喻社会中拥有权力、知识和高尚品德的那一部分人，剩下的就是大众。换言之，我们可以说精英是社会结构的塔尖，而大众则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塔座，他们的互相结合、彼此融会，构成了整个社会形态。这一点，我们也许能够从精英与大众分野的历史进程中看出来。
在史前社会，人际关系处于一种比较平等的状态，但是随着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当人口出现较大增长，社会分工的出现，社会管理阶级与被管理阶级的分化日渐明晰，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的时候，社会中一小部分人与其他大部分人在掌握权力、知识水平、道德情操上出现了明显的分别，他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但是分明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为了以示区别，我们用精英和大众这样的概念将其区别开来。尽管两个群体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别，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并没有出现。精英—大众的社会结构得到了社会群体的默认。精英与大众的差别虽然直到今天也没有拉平，但是对比此前二者之间泾渭分明的状况相比，精英集团也不再变动不居，其开放性日益扩大。精英和大众就像同一源头流出的两条河流，并行地流淌过大陆后，最终一齐汇集到海洋。这个海洋就是人类的未来，某一个不确定的时空。
在中世纪，社会精英的主体由贵族、僧侣构成，精英阶层是一个较为封闭的集团；到了近代，随着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大增，以及教育的普及，自由*观念的传播，西方国家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大为增强，除了出生和血统等先天因素外，大众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跻身于精英集团，这其中教育起着最为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一些大众普通人的智力得到开发和锻炼，同时也结识一些精英阶层的后代，为日后进入精英集团做思想上和人际网络上的准备和铺垫，由大众向精英这一过程的转变可能是意识的，也许是处于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教育的普及对于社会结构的变动确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今天，这种影响仍然存在并且不断发挥重要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精英呈现出弥散的分布状态，而不再是紧抱一团的独立集团，他们与大众夹杂一处，精英的内涵在继续扩大，通过一些机制不断地从大众中吸收优秀者加入。尽管如此，精英仍然属于人群中的少数，他们未必全都有权有势，但是精英独有的心态依然足够可以把他们同大众区别开来。精英普遍拥有高于一般大众的学识，对国家、社会以及生活都抱有一种普遍怀疑的态度，怀疑精神与独立思考是紧密联系的，而这些特质都是民众所不具备的。因此，今天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界限虽然已经开始模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已经同流合一。精英与大众的融合只不过是我们对未来趋势的初步判断，这一过程将充满不确定性。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铜墙铁壁已经熔化，他们之间的交往也不再是冰与火的缠绵。
“常春藤联盟”统治世界（3）
至于大众与精英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概括：首先，大众需要精英；其次，精英离不开大众。
说大众需要精英，是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大众都只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虽然数量庞大，能量巨大，却因为所受教育和所处地位的限制，不可能将自己的诉求理性完整地表达出来，并获得社会的重视满足，从而在社会结构中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而没有了作为自己精神领袖和文化代言人的大众，就只能成为*所形容的“口袋里的马铃薯”，数量庞大，却彼此不相干，大而不众，没有压力，对社会进程，几乎毫无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现代国家广泛存在的代议制上看清楚。所谓代议制，是指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民意的机关来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它是一种间接*的形式，通常以议会作为代表民意的机关。代议制是资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夺取政权之后正式确立起来的。它的基本特征是：由通过*产生的议员组成议会，形式上代表民意行使国家权力；议会议决事项均由议员共同讨论并经多数通过；议会享有立法权、财政权和行政监督权。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体制下，人民意愿不是直接表达，而是通过他们*出来的议员——也就是精英——在议会中通过合理合法的程序，理性完整地表达出来，从而化为国家意志和国家行动。所以采用代议制，而不采用直接*，是因为：第一，不是所有的民众都能正确理性表达自己意愿；其次，纵使都能，也没有那样的场合跟机构来充分容纳所有民众的意见。著名思想家顾准说过：“直接*是复古，事实证明直接*行不通。……直接*只能行使于‘城邦’，卢梭也懂这条道理。他的《社会契约论》直截了当地指出过这一点，可惜当时的欧洲，能够做这样实验的，只有也是城邦的‘日内瓦共和国’之类罕见的例子，像瑞士这么大的国家已经嫌太大了。一句话，广土众民的国家无法实行直接*。在这样的大国里，直接*，到头来只能成为实施‘仪仗壮丽、深宫隐居和神秘莫测’的君王权术的伪善借口。……现在没有城邦国家，都是民族国家，而且，国家还在超越民族的界限，变得愈来愈大了（注意西欧共同市场向西欧邦联发展的趋势）。你想一下，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国家，若不是苏联、中国型的，只能是议会权与行政权并存，有政党轮流执政的*国家。在这样区域辽阔的国家里，若‘利用’直接*的口号，搞苏维埃式、代表大会式的，一党制的*的招牌来掩盖‘时代的智慧、荣誉和忠心’、对全国人民实行领导的国家，说干脆一点，*国家，别的国家是不可能的。”总之，在现代社会，代议制是必需的，因而，精英也是必需的。
再说精英离不开大众。首先，是因为精英所以有发言权，有影响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代表社会最基层最广泛民众的意愿心声，是社会底座的代言人。而他们一旦失去了这个基础或底座，其影响力自然大打折扣甚至不复存在。其次，还因为精英都来自于大众，成为精英后能否保持精英身份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