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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的起源
罗斯柴尔德成功依靠的不是阴谋，而是一个崭新的舞台，即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现代金融制度。在十五六世纪以来的欧洲大国竞争中，政府权力受到限制的国家大多崛起为大国，政府权力很少受到限制的国家，虽然一度称霸于世，却都不免于衰落的命运。这里最关键的因素在于金融市场的成立。
在近代社会之前，经济以农业为基础。而农业的生产力只能产生非常有限的盈余。政府（主要是王室）即使有绝对的权力对百姓进行盘剥，所能获得的财政收入也非常有限。但是，在列国竞争的时代，军事危机不断。每一次军事危机提出的财政要求，都远远超出了政府那些缺乏弹性的岁入所能承担的范围。这时唯一有钱支付这些突如其来的巨大开支的就是商人。于是，各王室为了打仗而不停地向商人借贷。作为贷款的条件，他们把自己在未来几年的主要岁入都抵押给这些商人。这些商人到时候扮演着包税商的角色，替这些王室收税，并把所得直接装进自己的腰包。有的商人则以贷款换得对一些重要的战略性资源的垄断。比如，英格兰的羊毛和那不勒斯的粮食，就经常被抵押给佛罗伦萨的商人。
商人大笔向政府放贷，政府以来年的岁入逐渐偿还，这就给金融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有的政府，除了向大商人借贷外，索性自己发放债券，甚至强制富人们认购。持有这种债券的人，遇到急需用钱的时候，则以折扣价格将债券卖出换得现金。政府财政状况好时，不仅可以按时兑现债券的价值，还能支付利息。但当政府财政破产时，债券则如同废纸。比如，面值100块的债券，市场价格可能是80块，也可能不足10块，债券会随着政府的财政信誉而在市场上大幅度波动。这种债券在市场上频繁交易，实际上和股市交易已经差不多了。现在华尔街上市公司发放的股票虽然和债券不同，但从金融市场融资意义上，与债券大有相通之处。
这种金融市场，无不镶嵌在具体的政治框架之中。专制君主，如西班牙王室和法国王室，都依赖这样的借贷。但是，因为这样的君主权力不受限制，在财政危机时刻动辄废除自己所欠的债务，借钱不还。那些放贷的商人，在这种情况下则是“秀才碰上兵，有理说不清”，钱收不回来不说，有的甚至还被国王*、倾家荡产。所以，这样的国王财政信誉非常糟糕，借贷借不到不说，即使借到了，利息也非常高。相反，立宪君主，特别是共和体制的政府，权力受到种种约束，不能轻易赖账，财政信誉非常好。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背着巨额赤字仍然能以低息获得大笔贷款，最终在财政上把对手拖垮。从这种意义上说，财政金融决定着大国的兴衰。只是这种决定性的因素是长期的历史演进而形成的制度架构，而非个别人在这种架构中的投机。
这一金融市场形成的具体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率先发放政府债券，其商人也竞相对欧洲君主放贷，实际上是中世纪的华尔街。日后这种北意大利财政，随着商业扩张北上，影响了相当于当今比利时、荷兰地区的低地国家，导致了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金融中心的形成。到了16世纪末，这些地区不堪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和盘剥，揭竿而起，最终建立了独立的尼德兰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主力，其实就是几大独立商业城市。在某种意义上说，尼德兰共和国的诞生无异于把意大利的城市国家转化为民族国家，同时保存了城市国家的商业和金融制度，标志着现代国家的诞生。现代的金融市场、股票市场，也都随之在这里崛起。北意大利财政由此转化为荷兰财政。1688年，来自尼德兰的威廉三世突袭英格兰而成为英王，荷兰财政也借这一“光荣革命”而传到英格兰，和当地的宪政体制融合，最后打造出伦敦这样的金融中心，也奠定了日后大英帝国的财政基础。
当罗斯柴尔德登上历史舞台时，这种宪政体制下的金融市场已经基本形成。英王室习惯于把国家的一些基本职能外包给商人，并从金融市场中大规模借贷。1756—1763年，英国靠着自己的借贷能力和商人的服务，打赢了“七年战争”。这场战争，实际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主要欧洲国家卷入，而且战场遍及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此战之后，英国基本控制了主要的国际海域，大英帝国对世界的征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只有拿破仑的崛起威胁着英国的独霸。不过，在与拿破仑这场巨人之战中，同样是金融财政决定了两国的历史命运。罗斯柴尔德的成功，实际上是所谓“财政国家”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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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国家”与大国崛起
所谓“财政国家”的特点，是在应付危机时不是通过内外掠夺，而是通过在金融市场的借贷，同时为了日后不断的借贷以及减低借贷的成本（利率），尽力维持政府的良好财政信誉。从尼德兰共和国到英国的立宪君主，这种“财政国家”屡屡表现出应付危机的弹性。罗斯柴尔德比别的投资家更深刻地了悟此道，在关键时刻对英国政府的债券有足够的信心，这是他成功之所在。在滑铁卢之战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主宰了欧洲金融半个世纪左右，从债券的购买者变成了债券的发放者。在1815—1859年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为14个政府发放债券，面值将近4300万英镑。到1836年罗斯柴尔德本人去世时，他的个人收入相当于英国国民总收入的062％。难怪有人说，没有罗斯柴尔德点头，在欧洲谁也打不起仗。
罗斯柴尔德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传奇，更是欧洲国家建设的一个侧影。欧洲自中世纪以来，金融体制和贸易网络是由商人们建立起来的。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则是这些商人的制度依托。像威尼斯这样的城市，甚至崛起为欧洲的一方军事强权。但是，等到民族国家和专制君主崛起后，这些城市国家就不再具备竞争的基本规模，丧失了历史主导权。所幸的是，尼德兰集合城市国家而打造出民族国家，以其袖珍规模的领土，成为17世纪的世界帝国。这种制度遗产在18世纪的英国进一步发扬光大。要知道，在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中，传统的统治精英重视土地，视商为末业而耻为之。英格兰贵族中能出现威灵顿勋爵这样的将军，却没有罗斯柴尔德这种把握国际金融、商业和运输网络的人才。他作为一个在德国长大的边缘种族的商人，迅速进入并主导了大英帝国的财政神经中枢，自然会引起传统统治阶层的偏见，各种阴谋论也层出不穷。但是，他的崛起，恰恰说明了英国政治和社会的开放性。
其实在他之前，英国在“七年战争”就依靠着一批出身寒微的商人的优异服务。比如，英军在欧洲大陆战场的后勤，仰仗的是一位有广泛贸易及货运网络的商人Richard Oswald，否则将士连面包也吃不上。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Richard Oswald因欧美贸易的经验而对北美殖民地有深刻的理解，并和富兰克林等美国政要是朋友，进而在英美签署战后和解的协议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可见，英国的国家建设虽然伴随着官僚机构的迅速成长，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政府权力受到议会的制约而无法扩张，政府职能有限，在关键时刻把军事后勤这种国家的关键职能外包给了商人，导致了一个阶层的崛起，也创造了现代的商业制度。
专制君主并非不想利用由城市国家的商人们经过几个世纪而造就的金融体系。但是，缺乏制约的绝对权力和必须在各种契约的约束下运作的金融体制格格不入。比如，法国在18世纪用了John Law这样一位极富金融才能的亡命之徒创造其新财政体系。John Law对荷兰财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他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懂得统治的专制君主，比起权威受到限制的君主而言，更有能力建立财政信誉并获得低息的信贷。”最后，他大权独揽，操纵着整个法国间接税、国家债务、金银币制造、路易斯安纳殖民地、垄断烟草进口和销售的密西西比公司、法国与加拿大的皮毛贸易、法国与亚洲、非洲、印度的贸易，等等。路易十四可以说“朕即国家”，John Law则可以说：“我就是经济！”
以如此大的权力，John Law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财政机器。他因发行纸币而被称为“纸币之父”。他把路易斯安纳殖民地描绘得前景无限，不断发行股票、操纵市场和信息以维持其股值，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股市泡沫。“百万富翁”（millionaire）这个词汇，就是在他操纵股市飞涨的时代被创造出来的。但是，最终这样的泡沫无法维持。当泡沫破灭时，法国的金融体制也跟着被摧毁。法国王室的财政破产，成为导致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原因。
可见，操纵情报、在股市中上下其手的阴谋，虽然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但是在专制权力的庇护下最容易发生。或者我们可以假设：如果John Law被英国政府所用的话，他可以成为罗斯柴尔德；相反，如果罗斯柴尔德为法国王室效力，他也许就成了John Law。把罗斯柴尔德描述为 John Law式的投机倒把分子，至少是知人而不能论世。
当年的尼德兰不过是西班牙帝国边缘的弹丸之地，却在一场旷日持久的独立战争中，在财政上拖垮了几乎垄断了美洲白银的世界帝国——西班牙。英格兰无论比起西班牙还是法国，在资源和人口上也都小得多，甚至频频要担心对方的入侵，但最终却崛起为“日不落”的世界霸权帝国。自中世纪以来的大国竞争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资源充沛的大国的沦落和资源相对匮乏的“财政国家”的崛起，唯一的例外大概是美国。但是，美国本质上不过是大英帝国的派生物，其崛起一直也是靠“财政国家”和金融市场的支持才有可能。因为大国竞争所动员的资源，远超出一国之国界，唯有金融市场才能自如地调动国际资源。看看当今的世界，真正的发达国家无不在这样的金融体制中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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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VS传闻
梅耶的五个儿子依凭家族的强大资源，发挥各自的经营天赋，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和财富不断地扩展。他们在各地开办银行，包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兴办铁路、通讯、钢铁、煤炭、石油等各种实业，成为了威名赫赫的财富家族。
红盾家族和许许多多犹太财富家族一样，以赚钱为要务，相信“金钱一旦作响，坏话随之戛然而止”。梅耶留下家训，要子孙坚持家族的和谐，“只要你们团结一致，你们就所向无敌；你们分手之时，就是你们失去繁荣的开始”。
红盾家族的致富之道，无非是懂政治、知经济。不问政治，眼中只有赚钱，并不能保证赚钱，也不能保证守住赚来的钱；会玩政治，能赚大钱，也能守住赚来的钱。权势、关系本身就是能带来收入的资产。红盾家族广泛结交权贵，建立私交，甚至不惜与权贵家族联姻，既积累了财富，也壮大了家族，做到了“财丁两旺”。
红盾家族坚持个人、家族和民族利益上的一致性。纳坦曾拒绝同任何一个拒绝给犹太人公民权的德意志城市做生意。纳坦之子列昂内尔（Lionel Nathan Rothschild）事功不在其父之下，曾借400万英镑的巨款给英国政府购买埃及国王出让的苏伊士运河股票，从而使英国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列昂内尔？罗斯柴尔德一夕之间成为英国举国敬仰的大英雄。列昂内尔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他不愿用基督教方式，而坚持要以犹太教方式用手按《圣经》宣誓，最后这个要求被接受。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胜利，让长期受歧视和*的在欧犹太人受到鼓舞。列昂内尔有一句名言：“我有两大荣誉：第一，我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员；第二，我是一个犹太人。”充分表明了他乃至红盾家族世世代代的家族和民族利益取向。
红盾家族与犹太复国主义有着重大联系。在20世纪初，曾向迁往巴勒斯坦的早期犹太移民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帮助他们购买土地和生产设备，安居乐业，也积极参与犹太重新建国。英国政府颁布的《贝尔福宣言》宣称要使巴勒斯坦成为“犹太民族之家”，成为后来以色列建国的蓝图，这个著名的历史性文件，是以英国外交部致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支脉的纳坦尼尔？梅耶？罗斯柴尔德（Nathaniel Mayer Victor Rothschild）勋爵的名义发表的。
红盾家族的犹太家世及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联系，自然而然成为历次反犹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