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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激进行动者的想法。
因此，我的结论是，对于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实行普遍民主制的要求放错了地方，同样，对非政府组织开放争端解决机制的要求也存在无法克服的困难。如果要争端解决小组征求专家们的意见，包括那些为非政府组织和私人企业服务或聘请的专家，可能不会有什么反对。但是如果要正确听取这样的意见，则必须解决一系列实际和理论问题，例如，哪些非政府的声音需要听取，不能武断地限定范围。世界贸易组织的其他会员国和私人企业目前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也没有发言权，它们的意见是否也需要听取？此外，还必须找到资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私人机构加入的办法，必须找到增加争端解决程序的资金的办法，以确保其完成任务量。这还涉及扩大对公众的透明度的问题。这方面的方向应该是相对明确的。世界贸易组织需要执行和非政府机构举行讨论会和讲座的计划，还需要改进文件的分发形式，网站将是最重要的改进方向。世界贸易组织的更多活动将对媒体公开。但是要这样做，特别是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声音，世界贸易组织的经费就必须得到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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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5）
最后，世界贸易组织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这里，近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如下一些主要事项值得优先考虑。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单一认诺（single undertaking）的看法需要重新思考。坚持让所有成员国都签署所有协议，带来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压力：寻求最低的公约条件的趋势；以及强制接受政治上难以通过的义务。在关于服务业以及投资和竞争的进一步谈判中很可能出现新的僵局，应该找到其他办法来绕过这类困难。很自然，没有参加这些谈判的国家不指望从其结果中得到好处。如果能重新审视单一认诺的原则，那也就可能重新检讨组织的共识：如果不是所有国家都会牵扯进所有涉及的问题，那也就不可能指望所有国家积极参加所有问题的协商。
其次，争端解决机制至少在如下几个重要方面需要重新反思：在组织的文件规定的基本含义比较模糊的情况下，陪审小组不应该试图创造法律。相反，他们应该鼓励争议方重新回到谈判。在必要的时候，他们还应该确实承认法律规定不清晰。
第三，赔偿的范围需要拓宽，包括经济赔偿，因为通过贸易进行赔偿经常会给第三方造成不公平的成本。双方的僵局通过经济补偿来解决应该成为惯例，例如美国和欧盟之间的牛肉荷尔蒙的案例就可以适用这样的处理。
第四，如上文所述，幼稚产业保护和补贴合法化的问题需要重新检讨，阿姆斯登教授的分析指出，〃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主义口号的作用比实际行动更坏〃。即使幼稚产业保护不再被普遍接受，国际社会还是需要考虑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有更大的自由来制定出口条件、出口补贴和其他促进早期产业发展的措施。
第五，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多边环境协议的关系方面，需要达成某些法律上的解决方案。
总之，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抱怨要么属于误解，要么属于被过分夸大。这个组织并不是暴政，相反还相当脆弱。它并非不民主，而是民主的声音的表达。这个组织可以改进，如果没有它，经济大国将比现在更加容易为所欲为。追求那样的结果，如果不是精神错乱，也是毫无意义。
富国的伪善
我们转入最后一个更合理得多的指控，即富国在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其实非常虚伪。它们呼吁发展中国家调整、自由化、应对市场力量，但自己却不这么执行。相反，发达国家强迫发展中国家更多考虑发达国家的利益，自己却不那么关心发展中国家。更糟糕的一点是，发达国家给贫困国家制造的贸易障碍，远远超过它们相互之间的壁垒。这些也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在利用世界市场的时候遇到的唯一困难，它们还需要克服彼此之间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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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6）
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率只有3％左右，然而农业产品的平均关税率几乎是制造品的两倍。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关税壁垒通过关税高峰措施（tariff peaks）也可以提高到15％以上。用这样的高峰税率进口的产品相当于加拿大、欧盟、日本和美国（所谓四边协议集团，Quadrilateral）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全部产品的5％，超过它们从最贫困的国家进口的全部产品的11％。在北美，关税高峰措施在劳动力密集型制造品，特别是纺织品和成衣中最为常见。在欧盟和日本，则更多出现在农产品、特别是加工食品中。在所有发达国家的鞋类进口中都存在高峰税率，并且比纺织品和成衣的还高。
在美国，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中有6。6％的关税率超过15％，欧盟的比例是4。9％，加拿大是4。8％，而日本是2。8％。发达国家的制造品进口的平均关税率只有3％，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平均关税率却达到8％，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的平均关税率更是高达14％。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还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保护主义的拖累，它们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产品的平均关税率相当于发达国家的进口关税率的3倍多。世界银行估计，全世界的穷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生活费低于2美元）面临的平均税率为14％，而其他人面临的平均关税率是6％，这是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共同导致的后果。
美国的进步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的研究给这些不平等提供了令人震惊的证明。按市场价格计算人均GDP只有370美元的孟加拉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在2001年支付了3。31亿美元的关税，平均税率达到14。1％，带来的关税收入与法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相当。但法国的出口额是孟加拉国的13倍，因此其平均关税率只有1。1％。类似的，来自人均GDP只有260美元的柬埔寨的产品给美国上交的关税为1。52亿美元，平均关税率达到15。8％，而来自新加坡的进口产品上缴的总关税仅为9 600万美元，平均关税率为0。6％。平均来说，该研究所估计，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关税率相当于最发达国家的4～5倍。这是一种耻辱。
如上文所述，关税特别是加工后的农产品的税率近期快速提高，这对于欧盟和日本尤其突出。平均来说，欧盟对于加工产品的关税率比未加工产品高2。75倍，日本的比例更是达到3。75。这样的关税对于国内附加价值的保护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某种原材料产品（咖啡）的关税率是5％，而成品的关税率则是14％，假定世界市场上的原材料生产和加工过程产生的附加价值在最终产品的价格构成中各占一半，那么对加工过程的〃实际保护税率〃就相当于23％，这是非常大的补贴。如今，在英国碾磨的可可豆的数量比加纳还多，关税保护绝对是很大一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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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7）
非关税壁垒对发展中国家也是很重要的障碍。欧洲对工业品的真实保护水平如果只考虑关税是5。1％，但如果把非关税壁垒计算进来则相当于9％。８４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产品标准。乐施会引用的一份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欧洲实行的控制黄曲霉素含量的新的食品标准将导致非洲的坚果、谷物和干果出口国每年增加6。7亿美元的成本，同时并不会对消费者健康有明显好处。反倾销措施也是发展中国家出口商面临的重要障碍，特别是小型的、缺乏经验的企业。在乌拉圭回合结束后的5年时间里，美国和欧洲总共提起了234宗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诉讼。任何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都知道，所谓的反倾销缺乏足够的经济学理论根据，更不用说在实践中的荒唐了。也许在这个漫长而无耻的反倾销历史中，最丢人的事情就是美国的《伯德修正案》，它规定把反倾销案导致增加的关税收入转移给提起诉讼的公司。实在难以想象，还有什么更好的腐蚀贸易政策体系的办法，特别是，判断倾销行为的规则使得证据的获得轻松到了十分荒谬的地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惠贸易安排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对贸易体制最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和少数受益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的协定。欧盟对于开启这股潮流要负责任，而美国也很快成为积极的推动者。这些歧视性安排给不能享受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显著困难，被其他国家陷于不利的地位。请注意，某些没有加入所有这些特惠贸易安排的国家，例如孟加拉国，却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这些安排还对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造成了潜在障碍，因为受益国总是想保留自己的优势。最后，这样的歧视性安排让强大的发达国家有更大的控制弱小的伙伴国的手段，比如支持它们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立场。
在乌拉圭回合的艰巨谈判中，发展中国家最终不情愿地接受了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手段和服务条款。作为对价它们得到了解除多种纤维协定规定的对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壁垒。根据纺织品和服装协议，发达国家到2002年1月应该至少取消51％的进口配额，在表面上它们也这样做了。但实际上它们只取消了实际受配额限制的进口产品的12％的配额，事实上，全部自由化措施一直拖延到2005年集中兑现。如今人们依然担心，配额限制在2004年还对发展中国家在这些部门的80％的出口产品适用。因此，欧盟和美国的软弱无能的政府没有逐渐地取消这些限制，而是在2005年于仓促中全部实施。这就违背了分阶段自由化的基本思想，也就是强制各国分阶段进行调整。在最后阶段集中实施自由化必然会触发激烈的政治反抗，这反过来可能导致更多的反倾销案例，以及针对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剧增采取所谓的〃安全保护〃（safeguard？protection）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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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8）
不过，最丑陋的事情还是对农业的保护，在这个领域，许多发展中国家拥有比较优势，但它们却很难提高自己在世界出口市场中的份额。虽然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农业占GDP、总就业和外贸的比重已经下降到微不足道的程度，情况依然看不到好转。阻止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扩大出口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的巨额补贴。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01年，发达国家的农民得到的总补贴达到了3 110亿美元，是全部发展援助金额的6倍，超过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GDP的总和。在2000年，欧盟给每头奶牛提供了913美元的补助，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每人只得到了8美元。日本人就更加慷慨了，给每头奶牛的补贴达到了2 700美元，而给每个非洲人的援助只有1。47美元。美国人也不客气，每天给棉花提供的补贴为1 070万美元，给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每天只提供310万美元。这样的表现真是令人作呕。为了给自己采纳的古怪的农业政策体制……共同农业政策……进行辩护，欧盟已经开始使用〃满足多种功能〃的术语，其含义是，农业补贴的作用不但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且是为了保护环境、食品安全和乡村生活方式。欧盟关于共同农业政策的多功能概念是可取的，但在服务于哪些功能上却完全错了。共同农业政策是累退性质的补贴，50％的收益让17％最富有的农民获得了，而这些人最不需要帮助，因此它是浪费性的，它消耗了欧盟大约一半的财政；它是环境破坏型的，鼓励了没有必要的农业集约生产；它对发展中国家有害，剥夺了它们的市场，通过泛滥的补贴打击了发展中国家农民的竞争力。这是一种带着报复功能的多功能政策。美国的情况与此相似：规模相对小的80％的农民只得到了16％的补助。
不幸的是，乌拉圭回合谈判虽然对农业部门的保护主义引入了部分约束，但还远远不足。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生产商补贴估计数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欧盟和美国的农业补贴与1986～1988年（乌拉圭回合协定的基础数据年）的时期相比更高了。许多补贴还是与产量挂钩，还有，许多原本认为不会影响生产的补贴的实际效果也不同于预想。由于农业补贴是反周期性质的，会增加剩余世界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