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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低1/3。中国的农民的生产力则在公社体制废除后翻了一番。即使在官员们都正直奉公、卓有能力的条件下，计划仍然会失败。可我们也都清楚，那些能到达权力阶层顶峰的人们要保持这些品质会有多么不容易。中央计划经济在与市场经济的马拉松长跑中不可能获胜。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受到了这样的诱惑，甚至发自内心地欢迎。这就显得更加可笑了，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不像苏联的计委那样拥有对工厂厂长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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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3）
政府需要为经济做的事情
既然中央计划经济无以为继，市场就成了唯一选择，不存在第三种让有大量劳动分工的复杂现代经济顺利运转的机制。只有在那些极少发生变化的、非常简单的经济里存在另外的行为模式。某些反市场经济的现代浪漫主义者幻想，可以由此逃离市场，例如他们经常提出，现有的经济体应该分解成更小的〃地方〃经济。他们是在白日做梦。他们应该记住，强制实施这样一种过时的生产组织模式的社会在过去往往是压迫性的、等级森严的国家。
那么，政府应该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做些什么呢？在最广泛的层面，至少应该有三方面的功能：首先，提供所谓的〃公共品〃……市场无法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其次，把外部性内部化，以便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第三，帮助那些出于各种原因在市场竞争中做得不好或者面临很大风险的人，以免社会的不平等超出合理的限度。
前文的第三章关于市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以及第四章关于现代发达市场经济的运转的描述，已经介绍过，政府必须提供某些必要的公共品。政府首先要保护民众的财产免受他人的掠夺，因此必须建立军队、警察、法官和监狱系统，政府还有一项核心职能是制定法律并保证其实施，然而这些职能需要独立地行使。司法相对于行政和立法要保持独立性，这是确保公民免受政府的掠夺行为的最为重要的一项制度安排７。
因此，保护产权的一项基本要求就是实行公平的法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指出，〃立法和司法改革不但对于法律制度自身的发展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其他领域的进步，如经济增长、政治发展等也具有关键意义，这些都是社会整体进步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想见，世界上法治质量指数最高的国家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其次是东亚国家，法治质量最低的国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前苏联国家，后者反映了长达七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和党国体制留下的消极影响。
在目前的阶段，政府需要提供的第二个公共品是稳定的货币。在过去三个世纪中，货币体系有了重大的变革。最开始，大多数货币是金属铸造的，后来的大多数货币成了纸币，但还可以与金属兑换。最后进入20世纪以来，货币成了纯粹由政府创造或者说许可流通的交易工具。这其中的每个阶段都出现了新型的挑战。
只有当政府能始终控制自己的负债水平，或者在即使政府陷入财政困境之后，中央银行仍能保持独立性的情况下，货币的价值才能保持稳定。在历史上，政府的财政危机是酿成经济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政府为了解决赤字会通过通货膨胀或者铸币造假的形式干扰经济的运行，还有，政府拖欠债务会破坏给自己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这些危害也可能同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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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4）
以上的故事自古有之，并且在不断翻新。最近的案例是阿根廷政府在2001年底的破产。1575年，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由于欠债，把著名的福格尔银行（the Fuggers）给拖垮了。而在17世纪末，英国的威廉三世创立了英格兰银行来管理国债，以应付与法国的战争。这样的安排使英国政府在财务管理上做得非常出色，足以保证长期战争的需要，而没有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债务拖欠（包括通货膨胀和铸币造假的手段）。货币的稳定、信用和公共财政，加上人们或多或少诚实缴纳的税收，以及大海和皇家海军的帮忙，成为英国在18～19世纪早期对法国的一系列漫长战争中确立了胜势１１。同样，它们对于英国经济在18～19世纪的快速发展也功不可没。
在20世纪30年代和大萧条过去之后，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对于稳定货币和健康财政的义务与负责宏观调控的义务需要调和起来。这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发表1936年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经济学创见。但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滞胀带来的经济崩溃，这种论调又过时了。如今，通货膨胀目标控制和稳健的公共财政被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是实现宏观稳定的条件，也是合理的、应该达到的目标。不过，关于中央银行在控制金融泡沫方面负有多大义务仍然存在很大争议。
另外一个有着公共产品性质的重要产品是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在历史上，道路是非常典型的可以由政府来提供的基础设施。道路空间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因为其使用无疑存在竞争性：两辆汽车不能在同一时间占据同一地点。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又很难对使用者进行收费（不过现代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道路收费变得越来越可行）。基础研究则更接近于纯粹的公共产品。因此，政府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资助者，而在自由社会，慈善捐助和企业资助也是重要的资金来源。
政府在把外部性进行内部化的时候也是在提供公共品。任何发达的社会都采取某种形式的规划和监管，以保护环境。类似的，任何社会也都有某些防止污染的措施。在某些场合中，交易者自身的理性选择可能导致无辜的其他人遭受巨大损失。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经济产出的提高以及城市化程度的上升，这类相邻效应正变得越益突出。环境的溢出效应可能是地区性、全国性的，也可能是全球性的。在应对具有全球效应的环境外部性的时候，就必须提高到国际层面上进行解决。
除了提供公共产品以外，政府还要直接提供或者资助某些公益产品……这些产品是由个人消费的，但是社会往往会进行干预，例如规定提供的类型和水平。其原因可能在于：这些产品具有公共品的某些特征（例如，一个人的健康和教育状况会对其他人有益，反之亦然）；或者是为了保证公民在社会上具备起码的素质，需要对这类产品有一定程度的消费；或者因为涉及这些产品或服务的信息提供不充分；或者因为市场失灵，导致它们不能得到足够的供应；以及综合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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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5）
公益品的典型例子是医疗和教育，各国政府对此都在提供资助。对于医疗来说，普通的消费者很难知道自己的确切需要，另外，医疗也具有重要的公共品的某些特点：一个人如果患上传染病，就可能威胁到周围的其他人。类似的，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人们对于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可能不足，因为这些投入往往需要数十年之后才能产生收益。出于公平以及效率方面的基本考虑，所有发达国家的政府对教育和医疗都有大量投入。当然，这样的资金支持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由政府自身来提供上述服务，政府完全可以从竞争性的私人部门那里购买这些服务，而且效果可能更好。
政府还要对私人企业执行监管政策，一个重要的例子是竞争政策。有时候，政府还会感到有必要针对某些有垄断性的产业建立特殊的监管体制，例如供水、供电或电信产业，因为一般性的竞争政策在这些领域还不够。有时候，市场机制的运转非常复杂，政府自身也可能直接卷入机制设计，或者通过独立的机构参与到其中。最近数十年以来，这样的机制设计在电力市场监管、无线通讯频道拍卖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于电力行业的放松管制的改革就曾遭到失败，电力批发价格飚升，反映了机制设计失败后可能发生的混乱景象。政府还需要负责制定有巨大经济影响的政策杠杆，例如贸易或投资壁垒的内容和水平。此外，政府还要为自身的运营征税，并妥善花费财政资金。税收和公共行政的效率对于私人企业的运营有着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经济活动的激励，以及涉及政府采购的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商之间的竞争。
在私人部门难以自己进行组织管理的时候，在合同期限太长、难以有效控制的时候，在政府感觉有必要提供保护的时候，政府经常会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监管。出于上一章里提到的原因，金融市场的监管就特别严格。政府还越来越发现，它们对于生产流程和产品的安全和健康的监督也越来越多。
市场会对收益进行分配，在这个基础上，政治生活会参与再分配。所有发达的民主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再分配，其中许多是为了给那些不幸或者需要帮助的个人提供必要的安全：老人、单亲父母、有子女的家庭、残疾人以及失业人员等。还有，大多数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运作，以便实现它们出于某些原因更希望得到的结果，最低工资制度和反歧视法律就属于此列。
让政府的干预更有效率
简单地说，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可谓无处不在。穷国和富国的区别不在于后者的政府做的事情更少，而是它们总的来说做的事情的方向更合适，也执行得更好。政府有某些必须行使的职能，首先是保护产权，以及管好自己的财政。政府还有一些目前必须行使好的职能，如提供稳定的货币（当然，人们也有可能设计出不需要稳定货币的社会）。政府还有一些由于潜在或现实的市场失灵而需要行使的职能：建设基础设施、开展基础研究和提供公益产品；对于竞争市场和有垄断性质的公用事业部门的监管；把外部性内部化，特别是开展环境保护。最后，政府还有某些因为选民的压力而必须行使的职能：收入再分配、提供安全网，以及反对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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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6）
政府的某些行为无疑是必要的，但即使是运行良好的自由民主政体有时做的事情也远远超出了它们的能力范围以及责任范围。有时社会上会出现强大的压力，迫使政府去做某些事情，而实际上什么都不用做的效果可能好得多１２。在任何时代，政府最多听到的都只是那些希望它采取行动的人的声音。政治家和官员们如果说采取干预行动会让情况变坏，因此最好是不采取措施，那样做对他们自己往往没有好处。相反，这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如果通过干预让其他人对自己产生依赖性，还可能得到个人的好处。
此外，即使认同政府应该采取行动，也不表明行动的方法就一定是正确的。例如，计划经济国家的历史就表明，即便用心良苦，但在设计干预方法的时候也可能出现重大缺陷。好的政策有什么含意呢？它们通常是常识而已，但不幸的是，许多人的见识却与常识有着很大的出入。
所谓有效的政策，第一个要求是符合如下部分特征：例如可信、可预测、透明，以及在时间和行动上要有持续性等。私人部门的人士如果不知道政府想要的结果，就不会采取政府所期望的行动，他们还需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其他选择。或者说，政策必须是可以预测、可以相信的。如果政策的执行可以打折扣，被管制的产业的行为就会使政策难以维持。在这个过程中，政策的执行成本会大大提高。
可信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贸易自由化。如果企业人士知道，若干年之后对进口的限制会消失，他们就会更快地进行结构调整，这反过来会减少相关人士的成本：工人们知道企业可能会进行精简，因此会及早尝试寻找其他的就业机会；投资可能更多流向其他领域等。但如果政策的变化缺乏可信度，那么企业和工人会认为，如果不采取调整措施，对自己可能更有利，同时推测政府到时候果真会食言。由于没有做出调整，如果真的执行了预定的政策，其成本就会高于做了调整的情况。因此，政府届时可能会真的做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缺乏可信度将成为自我实现的事情，其后果不但是对于当前的领域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