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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迫使货币贬值，经济增长率大幅度降低，然后，石油价格上涨为经济提供了转机。可惜洛佩兹·波蒂略（Lopez Portillo）总统又把财富给浪费了。墨西哥的货币在1982年再次贬值，政府还拖欠债务，引发了整个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痛苦的改革随后启动，但政府没有成功地对银行部门进行监管（又没有完成一项重要的基本职能），导致20年之内爆发了第三次外汇危机：1994～1995年。
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当然不是政府失灵的唯一领域，政府垄断导致许多国家的人民长期不能得到充足的电力、电话、供水、教育和医疗服务。〃在尼日利亚，政府几乎完全不能提供基本的服务，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现油田之后，政府已经从中累计获得了2 800亿美元的收入。政府更热衷于把资金花在80亿美元的钢铁厂这种项目上，可是钢材至今还没有生产出来，还有从无到有地建设一座新的首都，还有统治者从中间盗取的大笔资金〃。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发现附加价值受到严重损失的例子……企业的投入显著高于其收益……因为政府以自力更生和保护国内产业的名义对它们进行了很好的保护。我们再看看印度政府的开支，该国的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开展的一项谨慎的研究发现，大约有10％的GDP……相当于全部政府开支的40％……被用于给相对富裕的人群提供电力、供水和食物上。可是到2002年，该国的平均识字率却只有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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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11）
此外还有腐败的蔓延。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曾经在利马进行过注册一家小型服装企业的实验，他为此花费了10个月的时间。当时，他遇到了10次政府官员主动索贿的情况，其中两次他不得不支付贿赂，否则试验就无法进行下去２３。请记住腐败的含义：滥用公共职位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一个普遍存在腐败的政府如何能提供市场繁荣需要的服务呢？答案当然是不可能。
腐败现象到处都存在，但是贫困国家的腐败情况要比富裕国家严重得多。透明度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制作了一个著名的指数，以0~10的数字来代表人们对于各个国家的腐败情况的感受程度。2001年，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的得分都在7以上，丹麦的表现最好，为95，在发达的自由民主政体中，表现最差的是法国（6。7分）、比利时（6。6分）和意大利（5。5分）。腐败情况最糟糕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0。4）、尼日利亚（1。0）、乌干达（1。9）、印度尼西亚（1。9）、玻利维亚（2。0）、肯尼亚（2。0）和喀麦隆（2。0）。在其他国家里面，俄罗斯和巴基斯坦都是2。3分，印度是2。7分，中国是3。5分，巴西为4。0分。
正如我们所料，有确切证据表明，腐败水平严重影响了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腐败极其严重的国度里，没有人愿意投资，或者做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里介绍的那些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事情。然而腐败的影响在各个国家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分析了集中式的腐败和分散式的腐败的异同。在集中化的腐败情况下，某个领导人可以决定贿赂的总体水平，例如在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而在分散化的腐败情况下，各个官员和政治家都在争夺贿赂，例如印度的情况。
如果统治者较为聪明的话，集中式的腐败的破坏程度会比较低。如果腐败所导致的〃税收〃比率太高，对于统治者而言其实是不利的。然而在分散式的腐败情形下，众多掌权者都竞相捞取好处。这样的破坏性的竞争会造成经济的崩溃，就像尼日利亚那样。政府是天然的垄断者，掠夺者之间的竞争绝不是好事。
腐败的一个特殊情况是政府被私人利益集团所俘获，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案例是鲍里斯·叶利钦时代的所谓〃寡头〃政治。在经济新贵们争夺利益的时候，他们竞相对决策者和官员进行腐蚀。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00年告诉俄罗斯的商界巨头们，〃你们自己造就了这样的政府，你们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政治和准政治的方式控制了政府。因此，你们可能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责怪镜子了〃。这样的俘获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因为精英们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公正的法治。只有广大竞争性的商业群体才需要法治的支持，但这样的群体在政治上的有效组织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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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12）
在一个法官、公务员和政治家们对于受贿熟视无睹的社会，那些希望改革的人们会遇到陷阱。在这样一个每个人都在欺骗、收受贿赂的社会里，作为个人没有不参与进去的激励。在这样破坏性的游戏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应该是随波逐流，因为罪行普遍存在，大家都没有独善其身的激励，被抓住的机会很小，处罚也很轻。然而在一个欺骗和贿赂很罕见的社会里，人们采取欺诈行动的动力就小得多，因为这种恶行更容易被发现，也会因此失去正常的收益。不过，从糟糕的社会向诚实的社会的转型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结论
好的市场需要好的政府的帮助，国内市场如此，在全球市场上也是这样。我们在下一章将会谈到，全球市场是从国内市场发展起来的。然而糟糕的是，好的政府并不容易建立起来。即使在发达的自由民主政体中，政府的行为虽然相对来说很规范，但与市场体制一样，政治和行政流程中还是存在各种缺陷，一般来说，我们还需要对市场的缺陷和政府的缺陷进行权衡对比。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表现通常更加不称职。许多政府是完全的无能或腐败，甚至兼而有之。这既是糟糕的政策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分散式的、竞相追逐的腐败，包括被私人利益集团俘获的政府，对发展尤其有害。除非这些障碍至少部分被清除，否则那些国家不可能有显著改善。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办法就是让本国的经济对世界的竞争打开大门。
如何改革政府
良好的、相对廉洁的政府虽然在本质上也很不完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尽可能好的政府。对此的回答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内部的改革和治理的竞争。
内部的改革
在发达的自由民主政体的治理改革中，其设计目标就是提高其效率。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反映着以上讨论的好市场和好政府相互需要的观点。更准确地说，就是政府越关注自己的必要职责，越少参与经济事务和监管，其运转一般就越好，经济就越能正常发展。好的市场保护了政府，好的政府也在保护市场，它们存在共生关系。
这是私有化运动的重要理由之一。对于一般的生产性企业而言，国有化通常意味着政治干预和资源浪费，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自身的精力和注意力的分散。在公用事业中，私有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和清晰的管理体制，这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也提高了监管的质量。政府既作为生产商又扮演监管者的角色显然是很困难的，这两种活动有着本质的差别。
这个逻辑在很多地方都是重要的、有价值的，而在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迫切。它们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减少腐败的机会。批评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人们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控制、监管或限制会带来更多的腐败机会。在市场价格与官方价格或政府许可价格之间存在差价的时候，就会产生说谎和行贿的动机。如果外汇的黑市价格是官方价格的两倍，人们就会给官员们行贿，以便拿到外汇后到黑市上去出售。类似的，如果某种大受欢迎的产品的进口有数量限制，或者要缴纳的关税很高，商人们就会给官员们行贿，以便能够更便宜地输入货物。还有，如果我们需要一大堆政府许可才能从事某项业务，官员们也会产生索贿的动机。但更糟糕的是，一旦人们知道政府可能创造出这些腐败的机会，就会出现相应的游说势力。这样一来，非但政府的腐败在严重制约发展，而且会有大量的资源消耗在这些企图寻租或者对破坏性的利润的追求上面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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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13）
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曾在肯尼亚工作，那里正好实行了进口控制政策，我亲眼见到这样的措施带来了公务员的腐败。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世界银行的印度办公室工作，那里的腐败的进口控制制度已经实施了很长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统治的末期。然而与英国不同的是，这样的限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没有放松。相反，整个限制体制变得越来越更加复杂。这些限制和其他监管措施一样，都在侵蚀着公共权力部门。如果英国在1945年实施的控制体制也像印度那样再延续45年的时间，它的公务员体系还会保持现在这样廉洁自律吗？我看很难。
治理竞争
掠夺行为是不劳而获、颇有吸引力的。在历史上，国内的压力和境外的竞争都是对政府施加的重要约束。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有些国家远远落后于邻邦，许多人才已经准备离开，投资也大量转移到别处，国库空虚、资本外流，令糟糕的政府不得不推出改革。就像第三章介绍的那样，对于人才、资本、新观念的开发和应用的竞争，是解释欧洲文明的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政府是自己领土上的天然的垄断者，在同一块土地上展开竞争会导致内战。我们知道，垄断者往往是掠夺性、压迫性、懒惰和懈怠的３０，因此鼓励开放经济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就是它会给政府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如果我们认为政府总是正直、明智和负责的，那或许可以不要这样的压力。但很多反对全球化的批评者们的荒诞之处在于，他们多数人对这两者都不接受。于是，他们就不免陷入一个两难的尴尬境地：一方面要政府更多地进行干预，但这会带来腐败，同时又要关闭国际市场，但这会让糟糕的政府减轻压力；另一方面他们还指望政府更多地为民众的公共利益服务。然而理论和实践都显示，政府的干预越多，市场越是对外封闭，政府就越是容易被特权集团所操控。既反对自由主义的经济交往，又要防止政府被特殊利益集团和腐败的政客控制，那是自相矛盾的。
结论……找到谦卑的公仆
好的政府是必需的，它自身能良好地运转，又要服务于发达的市场经济的运行，而市场的发展是繁荣和自由的摇篮。市场和政府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常微妙的共生关系。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一个谦卑而诚实的仆人。那么，我们能找到多少这样合格的政府呢？目前还不多。这个现实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看到，当市场跨越国境之后，这种影响将变得尤其重要。糟糕的政府是让经济活动跨越国境、实现更大收益时要面临的巨大障碍，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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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
第九章 不平等带来的愤怒
全球化虽然把人们空前紧密地连接起来，却极大地加剧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200个人掌握的资产超过了经济阶梯最底层的20亿人的收入的总和，这样的现实足以令每个人驻足深思。
杰伊·马祖尔先生不会感到孤独，伊格纳西奥·拉莫内也在《外交世界》中抒发过类似的感慨：
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急剧扩张……伴随着不平等的爆炸性增长、大众贫困和失业现象的再现……这是现代政府和现代公民权利原有的基础的对立面。
其结果必将是不平等的剧增。如今，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有超过6 000万贫困人口，而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区欧盟有超过5 000万贫困人口。在美国，1％的人拥有全国39％的财富。在整个地球上，前358位最富裕的人（都是亿万富翁）拥有的财富之和超过了世界上最穷的45％的人口的年收入，那可是整整26亿人。
让我们暂时不去仔细探究上述的推导的逻辑……世界上最富裕的两个区域的贫困人口（到底是如何定义的？）有多少……给我们传达的到底是关于全世界的不平等或者贫困的信息，还是美国和欧盟内部的不平等的信息。让我们也先不要理会，用一群人的资产和另一群人的收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