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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最富裕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与最贫穷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之比持续提高。
第二，高收入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的绝对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第三，个人之间的全球性的不平等现象在加剧。
第四，绝对贫困的人口的数量在增加。
第五，绝对贫困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也在增加。
第六，世界上的穷人不但收入水平在恶化，而且其他很多人类福利指标上也在恶化。
第七，每个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状况都在扩大，特别是在大多数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家。
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将考察我们所知道的这几个方面的情况，以及答案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但在入手之前，我们还是需要弄清楚人们究竟关心什么。大多数讨论要么是判断世界上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否在拉大，要么是计算贫困人口的数量是否在增加。然而全球化的批评者们自己也经常提出，生活的内容不止意味着收入的增加。因此，最重要的一定指标是穷人的整体生活水平，它不仅仅是指狭义上的收入，是广义的关于健康、预期寿命、营养和教育情况的综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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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2）
同样，我们还需要知道，不平等的扩大可能有不同的方式。例如我们很快能想到如下三种可能：富人们的收入增加，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富人们的收入增加，穷人的福利没有受到直接影响；富人们的收入增加，并通过各种渠道也让穷人收益，只是穷人的收益与富人的收益增加不成比例。看起来，第一种情况是不理想的，第二种可以接受，除非富人的福利增加毫无意义，第三种无疑是值得采纳的，虽然我们可能希望收益能更多地向穷人倾斜。很自然，真正的平等主义者会不同意这样的判断，实际上极端平等主义者甚至会认为，一个人人都是赤贫的小农的社会也比我们现在的社会更好，因为那是最平等的。但我相信，包括许多反全球化的抗议者在内的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种想法太疯狂了。那样极端的平等主义者基本上还是很少的。大多数人甚至并不赞成已故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主张的平等主义，他认为，只有在不平等的程度对穷人有利的时候才是可以容忍的。
我们同时还需要仔细考虑全球化与不平等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国际经济一体化可能在多个方面影响全球不平等，例如有如下一些可能：全球化导致穷人的收入降低，由此扩大了不平等；全球化提高了富人的收入，而对穷人的收入没有什么影响；全球化同时提高了穷人和富人的收入，但穷人的收益的提高幅度不及富人；全球化提高了穷人的收入，其比例超过富人的改善程度。第一种情况肯定是糟糕的，前三种情况都肯定会导致不平等的扩大，后两种情况的发生则都会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
然而，也有这样的可能：不平等和贫困现象并不是全球化带来的，而是全球化与拒绝全球化的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全球化可能有助于提高全球化的参与者的收入，而拒绝全球化却导致被排除在外的人的收入水平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时代可能伴随的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就不能归咎于全球化，而是其对立面所致，因为某些国家拒绝（或没有能力）参与其中。
因此，我们在如下的讨论中要关注的最主要的问题包括：广义的人类福利水平在提高吗？生活在绝对贫困状况中的人口的比重是否有下降？如果不平等有所扩大，是不是因为富人在获得好处的同时牺牲了穷人的利益？是全球化在危害穷人还是拒绝全球化在危害穷人？为了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到起点，从经济增长开始。
经济增长与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是世界银行驻印度的高级经济学家，那段时间是该国独立之后经济最困难的10年。在早期的通过内向型发展模式刺激经济增长之后，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基本上停滞了，其结果导致数亿人陷入了毫无希望、没有止境的贫困。在1968年出版的一本书里，著名的悲观环境主义者保罗·埃利克（Paul Ehrlich）把这个国家从整体上否定了。３作为一位来自英国的年轻人，在印度当经济学家是很有意思而令人惊讶的经历：如此常见的贫困、如此巨大的沮丧、如此盲目的自满。但我当时就坚信（今天依然如此），如果走向正确的政策改革道路，这个庞大的国家完全可以启动快速的经济增长，大幅度减少贫困。因为没有哪条铁律规定，印度的真实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只能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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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3）
自那些不幸的年代以来，印度从两方面的革命中取得了成果：绿色革命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自由化革命也随即启动。在拉吉夫·甘地领导下，政策改革一开始显得很犹豫，在20世纪80年代起步，到1991年由于严重的外汇危机而促成了改革的〃大跃进〃，那是由印度最杰出的官员、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的曼莫汉·辛格指导下完成的。逐渐地，印度放弃了伪斯大林主义的荒谬的控制模式，转而为个人、企业和市场服务。结果在1980～2000年间，印度的人均真实GDP翻了一番，滞胀也已经成为历史。
印度不是唯一的增长榜样，它甚至还远远落后于更加充满活力的、自由化步伐更大的邻邦……中国，从1980年到2000年，那里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提高了400％。应该记住，中国和印度的人口之和占全球的2/5，中国的人口超过了整个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总和。许多东南亚国家也取得了高速增长。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03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从1975年到2001年，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在2000年占世界人口总数的31％）的人均GDP增长速度达到了5。9％，南亚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2％）同期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则是2。4％。从1990年到2001年间，东亚的人均GDP增长速度为每年5。5％，南亚的速度则提高到3。2％。
此前从未有如此多的人和占世界人口比例如此大的人群的生活水平能得到如此巨大的提升。从1975年到2001年，高收入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的人均GDP增长速度为每年2。1％，从1990年到2001年，则仅为1。7％。这段时期出现了部分的收入趋同：占世界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收入，与最富裕的国家相比，增长速度要快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说马祖尔和许多喜欢他的人们犯了常识性错误的坚实证据。全球化并没有加剧而是减少了收入不平等，同时也减少了贫困的发生。批评者们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发生呢？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的生活水平的巨大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不是一直都在扩大么？的确如此。世界上主要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不是也在拉大么？也的确如此。那么，全球的不平等状况怎么可能得到改善呢？借用比尔·克林顿的竞选口号来说，〃是增长，傻瓜〃。拥有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贫穷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给最重要的一种不平等……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它对于改变世界的贫困现象也有类似的作用。亚洲的崛起正在改变了世界，正在让地球更加美好。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已故的冈纳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名著来说，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所上演的〃亚洲的戏剧〃（Asian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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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4）
那么读者也许会问，这样的进步与国际经济一体化有什么关系？世界银行对于全球化进行了分析，在2002年公布的报告中，它把73个发展中国家（它们在1997年总计拥有40亿人口，占全部发展中国家人口的80％）分为两组：４第一组是自1980年以来，贸易额对GDP的比例增长幅度最大的排名前1/3的国家，第二组是其他的2/3的国家。前一组国家的总人口为29亿，贸易额对GDP的比例提高了104％（在同期，高收入国家的同一比例提高了71％），而其余的2/3的全球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比例有所下降。
从1980年到1997年，前1/3的24个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提高了67％，相当于每年增长3？1％。相反，另外49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的提高幅度只有1？0％，相当于每年增长0？5％。如表9？1所示，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国家的教育水平在1980年并没有显著优势，同时总体上比第二组的发展中国家更穷。世界银行指出，〃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新成员〃的进口关税下降了34个百分点，而其余国家只下降了11个百分点。积极参与全球化国家的法治水平的改进程度也比第二组好得多。因此，世界银行的结论是，〃随着这些更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国家的内部改革以及与世界市场的融合，它们开始迅速增长，从20世纪70年代的2？9％持续提高的90年代的5％左右〃。５
世界银行报告的结论是正确而重要的，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24个积极全球化国家的组成有些特别之处。其中，中国和印度就占了全组国家总人口的75％，如果加上巴西、孟加拉、墨西哥、菲律宾和泰国，则占了92％。还有，这一组以亚洲国家为主，它们的人口占这组积极全球化国家的总人口的85％。
我们能够从世界银行概括的这组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得到什么启迪呢？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宣称，所谓国际经济一体化会必然导致穷国愈穷、富国愈富的说法没有根据。这么多的国家在积极加入世界经济融合之后实现了繁荣，有些国家的进步幅度还特别大。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的一个更微妙的问题是，这些相对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究竟采取了哪些正确的政策？批评者们会说，成功并不意味着应该全盘接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私有化、自由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开放。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他们在坚持这种怀疑态度的时候，却往往会因为对个别政策的讨伐而否定了整个市场取向改革的大方向。其实所有这些取得成功发展的国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向市场经济靠近，也就是推广私有产权、自由创业和竞争，越来越多取代国有制、计划经济和保护。不管过程是否犹豫，这些国家都选择了经济自由化以及和国际经济融合的道路。这才是核心，其他都是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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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5）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如今的中国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如今的印度和英迪拉·甘地时期的印度，差别将是相当惊人。在很多情况下，市场力量的运行在四分之一世纪前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可能是犯罪。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自由基本上被禁止。在印度的控制体系下，一家像样的企业如果没有政府的批准也不能随便开展生产、投资和进口。从一开始，许多重要的自由化必然也很自然是针对国内的，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仅仅是农业部门的解放就把中国推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与之类似的，取消对工业发展的若干荒唐限制也加速了印度的成长。在这两个国家，都是这些初期的改革，加上充足、廉价而勤奋的劳动力保证了经济的加速启动。
然而，这两个国家也都不能忽视全球经济融合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中国。中国的出口额在1980~1990年每年增长13％，在1990~1999年增长11％。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的商品贸易额与GDP的比例以市场价格计算从33％提高到了44％，对于如此巨大的经济体来说，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商品贸易对总产量的比例在同一时期从47％提高到了66％。６2001年，中国的总商品出口额达到了2 66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