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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染指了所有的大交易，它还将手伸进了各大政治家的口袋。在必要情况下，库西亚会比沉默寡言的安德鲁更难捉摸。“若要说有哪位投资银行家是悄无声息的无影人，那么这非库西亚莫属。”卡里·赖克在《金融家》中这样评价他，“他的标准形象就是一位头戴小礼帽、紧裹着大衣的男子，偶尔还会突然回头看看身后那烟雾弥漫的大街。”但据说库西亚和安德鲁·梅耶是一丘之貉。“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得不得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长期合伙人让·盖约特这样回忆道，盖约特对他们都非常熟悉，“他们之间是完全信任的，这显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他们两人的差别太大了。但是他们也有相似的一面—极其热爱工作。”他们几乎每天都要电话交谈。“他们是密友。”沃斯回忆道。安德鲁是金融界少有的几位为库西亚所尊敬的人。在他长期的银行生涯里，他一直把安德鲁的照片放置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而安德鲁则将库西亚描述为：“银行界的顶级人物……我对他的性格、沉稳和忠诚持有最高评价，其他人也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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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1 大 佬（51）
他们的业务安排也都相对简单。1955年，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和雷曼兄弟公司各购入意大利中期信贷银行10％的股份，这意味着他们愿意一起做生意。1958年4月，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也和其他两家银行—布鲁塞尔的索菲纳银行和柏林的柏林–汉德歌瑟尔斯卡夫特银行同时购买了中期信贷银行一定份额的股份。1963年，拉扎德投资银行代表阿格勒利家族将费拉尼亚胶片公司出售给现在的3M公司。
到了1963年年末—具体是1963年12月18日—中期信贷银行、拉扎德投资银行和雷曼兄弟公司这三家都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稳固它们的长期关系，因此它们订立了一份“意大利中期信贷银行、拉扎德投资银行和雷曼兄弟公司关于意大利业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库西亚代表中期信贷银行在备忘录上签了字，而安德鲁则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签字人。这份不太成熟的文件表明它们处于相互信任的平和时期。这份文件的核心为，对于在美国上市的意大利公司和在意大利上市的美国公司，三家银行将分摊从这些公司得到的并购交易佣金和股票承销佣金。此外，文件对交易的宣传也做了规定。
投资银行之间成功合作的时间非常短，因为它们很快开始相互嫉妒，就酬金的分配方式和宣传方式—三家银行在一开始就非常明智地试图解决这两个棘手问题—进行争吵。谅解备忘录签订后，三家极其骄傲的银行试图在一起合作，但这注定要出问题。不过，有意思的是，虽然拉扎德投资银行也有三家银行（支行），而且这三家支行存在所有权的重叠，但是它们没有表现出任何相互合作的意愿。此外，还有迹象表明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在与意大利中期信贷银行相互转移业务。中期信贷银行、拉扎德投资银行和雷曼兄弟公司三家至少合作过两项交易并均分了酬金，即前面提及的费拉尼亚胶片公司交易以及皇家荷兰壳牌对蒙特卡蒂尼石化业务的收购交易。
投资银行之间难以长时间成功合作这一点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重要客户ITT的业务中表现得更为明显。ITT不断在全球搜寻业务，吉宁和他的团队一直吊着拉扎德投资银行家们的胃口。就在ITT进行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并购交易的时候，该公司还在并购一家意大利小型家族企业内基公司。内基公司以一款具有旋转线轴的新奇缝纫机而闻名，但是它的缝纫机部门在日本企业的激烈竞争下不断亏损。
1969年初春，内基公司交易的步伐明显放缓，安德鲁和库西亚开始关注另一件事情。由于雷曼兄弟公司一直不肯受协议的约束，因此安德鲁和库西亚两个亲如兄弟的朋友决定将雷曼兄弟公司排除在他们签订的五年期协议之外。1969年3月19日，安德鲁给约瑟夫·托马斯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概述了他和库西亚在前一天会谈的结果，而且他在信中说的也比较奇怪，使用的是“转交雷曼兄弟”。“关于我们在昨天就1963年12月18日我们三家银行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进行的交谈，”安德鲁写道，“我告诉了中期信贷银行我们的交谈结果，他们也同意我们的观点。因此，我在此代表中期信贷银行和我们两家银行声明，谅解备忘录从本日起无效。”托马斯代表雷曼兄弟公司在信上签字后将其发回了安德鲁。安德鲁在事后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雷曼兄弟兄弟公司的合伙人曾“背着中期信贷银行”与意大利公司去协商交易，“这是这违背协议精神的，不过现在协议已经取消了”。对于拉扎德投资银行而言，将雷曼兄弟公司踢出局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又与中期信贷银行签订了新的协议，将协议规定的收入在两家公司之间五五分成。但是，费利克斯在1973年证明说，自己从未见过安德鲁磋商的有关文件，不过他也清楚拉扎德投资银行与中期信贷银行有长期的联系。
1968年11月2日，ITT公司的管理层完成了一份分析ITT与哈特福德合并后所能带来的机会的报告。当时对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的代称为“烟草”，在“烟草”备忘录中提到了“好几个机会”，例如向喜来登的120万信用卡持有人、艾维斯的150万信用卡持有人以及莱威特父子公司房屋所有者们进行保险推销。6天后，ITT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帮助下，从旧金山一家关注保险行业的投资银行—保险证券公司（ISI）手中以6 47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哈特福德6％的股份。当时吉宁曾公开发言，声称这次购买行动是“对消防事故领域领先企业进行的一笔优质投资”，经过这次股权收购，ITT成为了哈特福德最大的股东。为了获得如此多的哈特福德股票，ITT支付了超出市场价值20％的溢价。吉宁也在发言中提到，ITT和哈特福德两家公司的管理层都在寻求“共同利益点”。但是根据霍华德·艾贝尔的说法，ITT购买这些股票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未来还有可能进一步合并，然后将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改造成一家附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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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1 大 佬（52）
44天后，这个“长期的可能”果真出现了。1968年12月23日，ITT发动了公司史上最大的恶意收购，它单方面公开宣布，自己向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董事会发出了价值14。52亿美元的强迫收购要约。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成立于1810年，它曾为亚伯拉罕·林肯和罗伯特·李提供保险服务。当面临ITT的恶意收购时，哈特福德是全美第五大财产和事故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任主席布莱德弗得·库克曾对哈特福德和ITT这两家对头进行如下评价：“哈特福德是大家闺秀，ITT是黑夜女神。”这轮初始要约的价值超出哈特福德公开发行的股票交易价值的40％，这是典型的ITT手法。
ITT这场阴谋的始作俑者便是费利克斯，他说服了吉宁进行这场交易，并向其建议如何才能困住猎物，此外他通过自己所处的位置了解情况，知道有6％的股份可供收购。拉扎德投资银行是保险证券公司的重要经纪人之一，正是费利克斯的合伙人迪斯科·迪恩将保险证券公司所持有的哈特福德股份出售给了ITT，所获酬金为50万美元。
从监管的角度而言，ITT对哈特福德的突袭是极其不合时宜的。两个月后，塞勒的小组委员会就开始了对大集团公司的调查。对ITT更不利的是，司法部负责反托拉斯事务的部门又新调来了一位负责人。这位名叫理查德·麦克拉伦的新负责人与前任的观点很不同，他认为联邦政府应按照《克莱顿法案》第7章阻止跨国集团合并（为了增强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效力，国会在1914年颁布了《克莱顿法》），该法第7章禁止“可能实质性降低竞争或者导致垄断”的合并和收购。
1968年12月，麦克拉伦向尼克松政府的司法部长提名人约翰·米切尔和他的代理人理查德·克兰丁斯特解释了自己的观点：“当他们让我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我就和他们达成了一致。我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我们将进行一场强有力的反托拉斯运动；第二，关于高级法院对跨国集团并购案例的解释以及目前近乎荒唐的行业重组方面，应该遵从我的理念；第三，我们要根据价值做出决定，这是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决定。”
1969年1月16日，就在ITT对哈特福德发出恶意收购要约之后的第三周，司法部向哈特福德的CEO哈罗德·威廉姆斯发了一封信，要求威廉姆斯提供关于这项潜在交易的全部信息。而且司法部还分别告知了ITT和哈特福德，尼克松政府可能会基于反托拉斯的角度反对这次并购。
值得一提的是，麦克拉伦是一名为共和党政府服务的共和党人，因此很多人认为他会在反托拉斯问题上倾向于企业方。但是，米切尔很快就同意了麦克拉伦的观点。这位司法部部长在1969年6月对佐治亚州律师协会的讲话中说道：“由于经济集中的威胁日盛，我国自由经济的未来动力可能会受到威胁。”他还指出，涉及跨国大集团的并购业务在1968年已经占到了总并购的91％，而1948年到1951年该比例仅为38％。“在铁的事实面前，我们必须更积极地抵制这种趋势。” 这些言论让全美最大跨国集团的CEO、尼克松总统竞选的重要赞助人吉宁非常不自在。从1961年到1969年，ITT分别并购了52家美国国内企业和55家国外企业—在1969年该公司的并购交易就达到了33起。因此ITT公司成为了司法部的主要目标。当时ITT价值1。48亿美元的Canteen公司并购交易将在1969年2月18日完成，而麦克拉伦决定对这项并购Canteen公司的交易发布初步禁令。因此，吉宁被激怒了，这将是一件让白宫很头疼的事情。
麦克拉伦以反托拉斯的理由反对ITT与Canteen公司合并，这放在注重成本节约的现代是非常落后的思想。但是第一届尼克松政府的大部分官员都同意麦克拉伦的观点，而且愿意加以实施。4月29日，也就是Canteen公司交易遭到起诉的同一天，吉宁给费利克斯写信讲述了自己的担心—后来成为了事实—即反托拉斯风暴的阴云已经越发浓厚了，形势甚至比司法部禁止ITT对ABC的并购交易的一年前还要严峻。
◇。◇欢◇迎访◇问◇
第53节：1 大 佬（53）
尽管麦克拉伦越来越激进，但ITT到了1969年春季仍然在继续自己对哈特福德的收购，而且它还充分预料到了司法部对这项合并的反对态度。ITT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帮助下，以2 440万美元购入了458 000股哈特福德的股票，平均价格为每股54美元。这样，ITT持有的哈特福德股票达到了1 741 348股，总投资额为8 91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数额。为了保护这项投资，ITT必须保证哈特福德并购交易获得司法部—麦克拉伦的反对构成了强大的阻力—和联邦税务局的通过，因为还需获得联邦税务局的免税指示，ITT才能宣布拟进行的股票并购可以对赫特福德股东免税。吉宁激励自己的团队，让他们使用全身心的力量来对发行人施加“无情的压力”。与此同时，这位暴躁易怒的英国人也在华盛顿追求着这样的路径。“我认为在接下来的敏感期，我们必须谨言慎行，直到这项交易正式完成。”ITT董事会成员在1969年年初这样写信告诉吉宁。最后的事实显示，费利克斯与麦克拉伦的上司进行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会谈，他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施压的角色。这场“无情的压力”后来最终将导致司法部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屈辱地辞职，这也将导致费利克斯的名声长期受损。
4月9日，哈特福德董事会向ITT的并购策略屈服，这两家公司签订了合并协议。当时费利克斯刚结束两周的韦尔之旅。在回到办公司的第一天，他就参加了公司经营委员会的会议，接着与安德鲁、皮埃尔和米歇尔·戴维·韦尔这三位拥有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和纽约支行大部分所有权的大人物一起共进午餐，然后他动身参加下午6点与吉宁的会议。
4月9日，他在ITT董事会会议上现身，当时与哈特福德的合并协议已经获得批准，但是并购交易仍笼罩在麦克拉伦的阴影之下。6月23日，司法部宣布将以反托拉斯的理由反对哈特福德合并交易和ITT对格林奈尔公司的拟收购交易—这也是拉扎德投资银行代理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