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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痹凇痘秩毡ā�1975年的人物介绍中记录着他对记者说的话。他逃离被战争变得千疮百孔的法国的悲惨经历，与他未来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安德鲁·梅耶和皮埃尔·戴维－韦尔的大体一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费利克斯的经历可能更悲惨一些。
◇欢◇迎◇访◇问◇。◇
第6节：1 大 佬（6）
在一开始，费利克斯的母亲认为全家到西班牙后会变得安全，因此他们要赶在法国沦陷前穿越西班牙边境。“我们开着小车，与成千上万辆小车、卡车、自行车还有行人一起南下。”费利克斯在60多年后解释道，“路上拥堵不堪，不时有德国飞机过来扫射。我们一直（朝着西班牙）南下，为了买到汽油券，我们还不得不贿赂汽油站的工作人员。”当时费利克斯11岁，德国军队正席卷法国。他们全家好不容易来到了比亚丽兹，一座大西洋边紧邻西班牙的美丽的法国城市。
1940年6月《停战协议》签订，法国被分割为占领区和自由区。对于像费利克斯家这种从维也纳搬过来的犹太家庭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好的选择。比亚丽兹处于德国占领区，而戛纳属于自由区，在名义上没有被德国占领。“当时我们觉得，两个选择都不怎么好，但是对我们来说，待在自由区应该比待在德国占领区要好。”费利克斯解释道，“因此我们决定驾车到自由区，然后再南下，希望能弄到签证后去其他地方。但是我们没有可以用来穿越各道封锁线的通行证。我母亲不知在一个旅馆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向一个人问到了一条可以绕过德国占领区的乡下小路，这条路上应该不会有德国哨兵的关卡。当时还处于德国占领的早期阶段，因此我们顺着这条小路出了比亚丽兹，但是当我们绕出树林时，发现前面有好长的车队，再前面就是一个德国哨兵的关卡。虽然还不太懂事，但是我也知道情况不妙。我们只能待在这一长溜的车队中，根本无法回头。这样我们的小车离关卡越来越近。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德国士兵在检查着什么。最后我们终于到了关卡跟前，而这个士兵想点一支烟，他挥手让我们前面的那辆车过去了，我母亲乘机拿出自己的驾照冲这个士兵挥了挥，他也让我们过去了。我不知道他是截住了我们之后的第一辆车还是第二辆车，但这说明当时非常凶险，真的很凶险。”费利克斯告诉《纽约客》的记者：“自从经历这次生死考验，我一直心存感激。”费利克斯在2005年对《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鲍勃·赫伯特也讲过这场经历：“这真是一个奇迹。”他母亲最后联系上了他的继父，他继父早已和别人一起逃离了那个拘留所。“当德国人聚到拘留所一边时，他们从拘留所的另一边逃了出来。他们四个人偷到了一辆车，然后就驾车往南。”费利克斯解释道，“因为他们总是在德国军队前面几英里，所以大家都以为他们是德国人，这样他们搞到了汽油和一些物资。”费利克斯和母亲、外祖母一直驾车南下至地中海，然后待在戛纳和马赛之间的一个小旅馆里，最后他的继父普勒斯纳加入了进来。他们在这家旅馆里面待了将近一年。
这个家庭的下一个目标是搞到签证以离开法国进入更为安全的国度—最好是美国，对费利克斯而言，这个国家象征着自由和机会。“我们设法通过广播听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讲话，虽然我还不能很好地讲英语。”费利克斯说。罗斯福激励着他，但是对于犹太人而言，要弄到去美国的签证即使不能说不可能，难度也相当大。去南美的签证要相对多一点，但是这种签证具有明确的限制，持有人不得据此进入指定的一些国家。“搞到签证的过程是危险而困难的。”赫伯特在《时代周刊》上这样写道。法国维希政府与德国在1941年4月签订的协议更加剧了费利克斯父母的担忧，该协议批准将所有外籍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里去。就这样，在维希政府的协助下，共约76 000名外籍犹太人被逐出了法国，其中只有约2 500人后来返回了。费利克斯一家必须尽快离开。费利克斯的父母设法去弄巴西签证，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在名单中太靠后了—第447位—这样他们出逃的机会显得越来越渺茫。
这时，又一个奇迹发生了。关于这次奇迹，费利克斯本人也是到最近才幸运地知道了其中的细节—一位不太知名的巴西外交官苏扎·丹塔斯作为战时驻法巴西大使，勇敢地帮助了犹太人的出逃。他帮助了至少800名犹太人逃离了纳粹分子的迫害，因此被授予“巴西的辛得勒”的称号。丹塔斯在1954年去世，《苏扎·丹塔斯—黑暗中的堂吉诃德》讲述了这位外交官的故事，他与凯萨琳·格雷厄姆（她和安德鲁·梅耶和乔治·布卢门撒尔是亲戚，这两位都是20世纪早期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大佬）有姻亲。丹塔斯帮助费利克斯及其家人获得了巴西外交签证。“它们看起来非常美。”费利克斯这样描述所获得的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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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1 大 佬（7）
巴西签证为费利克斯和家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小窝，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去美国的希望。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们全家购买了从马赛去奥兰的船票，奥兰是阿尔及利亚西北部一座港口城市。他们的想法是从北非到里斯本，这里是少数几个还能弄到美国签证的地方，但是他们去奥兰的行程并不顺利。“最后，我们必须去见意大利舰队的某个人，因为当时意大利占领了法国的部分领土。”费利克斯说，“那些意大利人看我们的文件不顺眼，所以将我们从船上带下来了。当时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怎样。”但是两周后，他们再次坐上了去奥兰的船，这次他们没有被带下船。
他们正好赶在德国人入侵阿尔及利亚前到达了奥兰，迅速坐船去了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费利克斯看了很多遍《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他甚至将自己在这座城市的经历与博加特的表演混合在了一起，而且他几乎难以将事实与虚构故事分开来。他记得自己会不时到卡萨布兰卡的码头，希望知道何时能找到去里斯本的船只。他还记得自己与里欧·卡斯特利的会面和交往，后来里欧来到了纽约，成为一流的现代艺术品交易家。其实同费利克斯一样，里欧也是通过巴西签证才得以安全离开。数月来，费利克斯一家都在试图找到去里斯本的船只。“当时去里斯本的船并不多，而且也很难坐上这些船。”费利克斯说。但是在1941年年初的时候，他们全家终于坐上了去里斯本的船。在他们眼里，里斯本就像天堂一样美妙，那里有足够的电力，城市到了晚上还是灯火通明。“我觉得这就是最美妙的时刻，在那里我确实觉得自己已经从世界的一边来到了另一边。”他这样描述着自己到达里斯本的心情。费利克斯进入了一所法语和葡萄牙语的双语学校读书，但是几个月后，德国人似乎将要攻破西班牙，入侵葡萄牙，进而切断进入地中海的通道。
要离开欧洲的时刻终于来临了。“由于我们还是希望能去美国，因此我们去了美国领事馆，在那里排队等待配额。”费利克斯告诉《纽约客》的记者，“这与梅诺蒂的歌剧《领事》中的场景如出一辙，要等上个七八十年才能轮到我们。”费利克斯认为，部分原因在于“政府部门的人不希望太多的犹太人进入美国，因此我们很难得到签证，等待的时间也会非常漫长”。
由于所剩的时间越来越少，费利克斯一家决定使用那个不太常见的巴西外交签证坐船去里约热内卢。这段横穿大西洋的里程始于1941年3月17日，共历时两周半。当时他们心里七上八下 ，因为不知道自己到达里约热内卢后是否会被遣送回欧洲，就像一些去巴拿马、古巴甚至美国的犹太难民的遭遇一样。但是里约热内卢敞开胸怀接纳了费利克斯一家。“当地人非常认可我们的签证，因此为我们的到来铺上了红地毯。”费利克斯说。这简直是又一个奇迹。
在里约热内卢，他们再次试图弄到去美国的签证。这次等了15个月。在等待期间，费利克斯在当地一家学校就读。在那里，他开始踢英式足球，并培养起了对骑马和跳桑巴舞的爱好。“我被桑巴舞迷住了，我爱上了这种音乐、这种文化和这种节奏。”社交上相当保守的费利克斯说道（这显得有点不可思议），“这是我追忆在巴西那段岁月的一种方式，当时就是这个国家给我们这些难民提供了避难所。”斯坦·格兹和乔·吉尔伯图的《来自伊帕内玛的女孩》一直是他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在1942年6月，费利克斯和家人最后终于得到了美国签证，他们坐上了从里约热内卢到迈阿密的DC…3飞机。但是出于“军事问题”或类似原因，这架飞机在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岛做了一个意外的停留。费利克斯回忆说：“当时我们心想，‘天哪！难道我们就要困在这里，然后被遣送回去吗？’” 最后，在特立尼达岛停留了几周后，他们坐上了另外一架去迈阿密的飞机。他们终于成功了。
费利克斯的逃亡开始于1935年的维也纳， 1942年结束于纽约。他为这次出逃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使得非暴力世界观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上。费利克斯往往会对事情的结局持极度悲观的态度，他在金融方面也非常保守，完全不像那些投资银行的同僚们那样喜欢出风头。“我对金钱的大部分理念都源自1942年，当时我和我的家人奋力让自己先纳粹一步越过了西班牙边境。”他在1976年对《纽约时报》的记者们回忆从前那些往事时说道，“我在旅馆的房间里花了整整一晚上将金币装入牙膏管里。我们家曾经非常富有，而这些金币是我们所能带出来的全部家当。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人能永远拥有的财富就是装在脑子里的东西。”到1983年《纽约客》评论他时，这条宗旨被总结成了：“这次经历教给了我财富观，这也是难民的财富观。从本质上说，对人唯一有用的是能放入牙膏管里的东西或是能装在脑子里的东西。”对于欧洲那些富裕的犹太家庭而言，如此漫长而复杂的旅程并非史无前例，而更典型的则是去纳粹集中营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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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1 大 佬（8）
1942年6月底，费利克斯来到纽约，他的继父想办法将一些资金转出法国并存入了纽约的一家银行，然后拿一部分钱购买了一套小公寓。费利克斯也争分夺秒地将自己落下的功课给补上。他转入麦氏学校就读，因为该校是曼哈顿少数几家安排暑期课程的高中。他还说服自己的母亲认同了另外一种更快地学习英语的方法（费利克斯一直有着令人艳羡的语言才能），就是去看电影，“因为电影里有合唱”，费利克斯这样解释道。他在麦氏学校的表现非常出色，两年后，当他年满16岁时就从该校毕业了。他在数学、理科和网球方面表现出了极强的天赋，在麦氏学校的最后一年里还加入了大学网球队。但是一位大学顾问建议费利克斯去一个小型学院就读，因为他的年纪比较小，他的母亲也持同样的观点。这样，他在进行了一些调查后发现，佛蒙特州的米德尔伯里学院正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提供一个项目，这样他就可以在米德尔伯里学院读三年的物力和工程，然后在麻省再读两年，而且他也非常喜欢滑雪，因此他申请了米德尔伯里学院并被录取。
当时他可能是米德尔伯里学院唯一的犹太学生。在大二的时候，他加入了Alpha Sigma Phi兄弟会的本地分会，而当时这个协会的全国章程规定不允许吸纳犹太人和黑人（该协会由三名耶鲁新生于1845年成立）。有一天，这个协会组织派来了一名执行委员来到当地分会，“让我们停止吸纳犹太人和黑人入会，不要做这种讨厌的事情”。费利克斯出席了这次会议，而且一直坚持到会议结束。为了缓和气氛，那个代表带了好几箱啤酒过来。费利克斯这样描述道：“这个家伙一直不停地说，‘请不要误会，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犹太人。’然后，我们把他的啤酒递还给他，然后把他带到火车站让他滚蛋。”就这样，我们这个本地分会因为吸纳了一名犹太人成员和一名黑人成员而被踢出了协会组织。
费利克斯很努力地学习着物理，但是很快他和他最喜爱的教授本杰明·威斯勒（米德尔伯里学院物理系主任）都发现，他在这门学科上的发展潜力不大了。在建议他放弃麻省的课程的同时，威斯勒还建议他休假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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