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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德斯利为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注入了迫切需求的新鲜血液。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4年，伦敦支行的声誉如日中天，被列为英格兰的承兑机构，而且还成为了承兑机构委员会成员。只有17家金融机构享有如此高的荣誉，这也充分表明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所取得的长足进步。
金德斯利与英国国际化金融家和实业家威特曼·皮尔逊不仅仅是业务上的交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某一天，金德斯利将皮尔逊介绍给了戴维·韦尔，然后皮尔逊就跟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做了一笔小额投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格兰银行对外资在英国银行体系所占的比例做了严格的规定，因此，皮尔逊（现在是考德雷男爵）将所持的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股份增加到了50％，该支行的另外一半股份则由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持有。皮尔逊所持的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股份在日后影响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全部的三家支行，而且在90年后成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第一大股东。
弗兰克·阿尔兹切尔的父亲查尔斯在黄金潮时从伦敦移民到了旧金山，然后成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第一位来自家族外的合伙人。就如同命里注定一样，弗兰克从耶鲁毕业以后加入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1916年7月1日，弗兰克的父亲过世，他在同一天成为了公司的合伙人。除了亚历山大·韦尔和一些拉扎德家族的成员外，合伙人位置的继承与公司所有权份额的继承完全是两码事。
即使在当时而言，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的位置也能带来巨额财富，因此不管他们是否持有银行的股份，拉扎德的合伙人都能跻身所在国度最富裕的阶层。弗兰克·阿尔兹切尔在进入拉扎德后也变得极为有钱。他活到了94岁，在一生中为心爱的母校耶鲁大学捐款达数千万美元之巨。1913年，阿尔兹切尔娶了雷曼兄弟公司的海伦·雷曼·古德哈特，这进一步巩固了犹太人在纽约金融界的上层地位。阿尔兹切尔的妹妹嫁给了赫伯特·雷曼，他是雷曼兄弟公司的前合伙人，后来成为了纽约州州长和美国参议员。
阿尔兹切尔在1917年10月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后，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拉扎德这个法国家族要关闭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或纽约支行。这个羽翼未丰的银行面临着又一个生死存亡的考验。1918年10月，阿尔兹切尔去巴黎待了两周（这也属于他为美军所服的部分战时兵役），在那里，他与其他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清楚地了解了他们的想法后，阿尔兹切尔高兴地向纽约支行的高级合伙人乔治·布卢门撒尔写了一封长约三页的书信，他在信里说法国合伙人们现在对拉扎德投资银行三家支行的前景更为看好了，“他们非常希望能继续经营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和纽约支行，而且他们相信这三家支行在金融市场上都处于极为有利的位置，他们的声誉以及相互关联和总体分布情况都非常不错，在战后的发展中，三家支行都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还继续写道：“他们都认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在战前就已经拥有了一流的声誉，并在战时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拉扎德的声誉。”就这样，拉扎德投资银行避开了这一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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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1 大 佬（12）
战后，阿尔兹切尔回到了纽约，他从布卢门撒尔那里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日常事务管理权。但是阿尔兹切尔的权力扩张也仅限于此，他还必须定期向权力更高的布卢门撒尔汇报，向其征询一些重大问题（如年度合伙人比例的决定，对疏于职守或表现不佳的合伙人的申斥以及对三家支行的费用的会计处理等）的情况。像他的父亲一样，阿尔兹切尔还有许多业余爱好，例如对国际事务的关心。1920年，他协助成立了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从一开始他就希望这个委员会能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这一直是这个组织的目标之一。
拉扎德投资银行和阿尔兹切尔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从1923年的一件事例中可见一斑。在法国占领鲁尔，阿道夫·希特勒未能成功的啤酒馆暴动以及不明朗的国际形势这三方面的影响下，金融市场变得一片混乱。法国面临着全面的金融危机，法国法郎的价值下跌了将近50％。1924年1月，法国财政部邀请阿尔兹切尔去巴黎，以了解他对解决法国货币危机的看法。在1月24日这场精心准备的发言中，阿尔兹切尔呼吁法国政府采用他设计的一个用于稳定货币价值的“实验方案”。“这需要美国政府或英国政府提供一定的信用额度。”他这样告诉法国财政部，“在合理的担保条款下，我们应该可以在纽约组建一个银行集团来为我们提供所需资源。纽约的货币市场进入相对容易，而且与法国的友谊以及对法国的信赖更有助于计划的实施。”他断言，在媒体的配合下—不要考虑政治上的可行性—“实验方案应该可以成功”。不过，阿尔兹切尔坚决要求拉扎德投资银行不得出现在媒体上。“尽管银行确实需要得到宣传，但是我要求银行的名字不得与这些事件联系到一起。”他说，“如果政府对此有担心，政府可以声称是得到了一家根基雄厚的银行机构的建议，这家银行认为巴黎在实施了这些措施后应该可以重新恢复人们对法国的信心，而且可以保护法国货币，形势还在政府的掌控之中。”
法国政府迅速采取了阿尔兹切尔的建议，针对那些看空法郎的投机商实施了一次经典的“挟仓”行动。鉴于“法国政府的敏感性”，阿尔兹切尔吩咐巴黎合伙人帮忙实施他的计划。《财富经济学百科全书》对1924年的法郎危机这样记述道：“（法国政府）从J·P·摩根借了1亿美元的贷款，然后通过竞价在几周内将法郎的汇率从124法郎/美元提升到了61法郎/美元。那些卖空法郎的投资商因此损失惨重。”在阿尔兹切尔巴黎谈话后的一个月，拉扎德投资银行设计的方案获得了巨大成功。一位拉扎德投资银行创始人的儿子、巴黎合伙人克里斯蒂安·拉扎德给阿尔兹切尔写信说：“虽然法郎的看空势力还会发起多次攻击，但是巴黎的情况似乎在逐渐好转。如果大家了解事情的发展，情况还会更好。现在的民众甚至是佃农都愿意支付税金。”
1924年3月，阿尔兹切尔写信给克里斯蒂安·拉扎德：“对于实验的成功我表示最诚挚的祝贺，现在我对成功没有一点怀疑了。”“货币危机的处理方式令人赞叹。”在这封信的附言中，阿尔兹切尔倾吐了内心的隐痛，他觉得这次法郎拯救行动的大部分功劳似乎都被J·P·摩根抢去了。“在这个拉扎德投资银行设计的计划中，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名字却无法同J·P·摩根并列，我个人觉得非常痛苦。”后来他又用笔划去了打印好的“我个人”这几个字，换成“我们大家”这样的字眼。“但是，我们肯定会获得足够的补偿。”他在信中还提到，法国政府应该为这次危机处理的成就向某些人颁发荣誉勋章—两年后，法国政府向阿尔兹切尔和布卢门撒尔颁发了该勋章，这也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在银行历史上所获得的又一荣誉。
最后法郎危机的处理终于真相大白，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获得了媒体和政府的一致称颂。“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激动心情。”克里斯蒂安·拉扎德在给阿尔兹切尔写信时这样写道，“拉扎德投资银行在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不过他意识到，远在纽约的阿尔兹切尔是最应该得到这些荣誉的，因此他接着写道：“我非常想念您，因为我一直记得我们的谈话内容以及参观利沃里街的情景。全盘计划最早是您想出来的，我很遗憾您所在的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无法享受大家对此计划所给予的荣誉。”他还向阿尔兹切尔透露了“一个秘密”：他售出了部分股票投资组合，准备了足量的法郎专门用于1924年6月的大拍卖，在拍卖中，法文报纸《勒高罗伊斯》的犹太籍所有者亚瑟·梅耶将出售他的高级艺术藏品，这些藏品中有一件作品是梅耶在1909年委托克劳德·莫奈画的一幅非常壮观的干草堆。“我希望您不要在市场上反对我。” 克里斯蒂安这样写道。
◇欢◇迎访◇问◇BOOK。◇
第13节：1 大 佬（13）
几天后，克里斯蒂安又发了一封信，对“兄弟公司一直勇敢地与我们一起战斗”再次表示感谢。他还就阿尔兹切尔的附言做了答复，认为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会因为其发挥的作用而得到报酬。他说：“我们在不收一分酬劳的情况下，把全部的人工和精力都调配给法国银行使用……从法郎保卫战的第一个晚上开始，我们自己的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我相信您能理解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在公共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我们不收受任何酬劳不仅仅是爱国的表现，更是明智之举。我们坚定地认为，我们的银行迟早会因为现在的表现而获得应有的回报。我还要告诉您，我们伦敦支行已经主动向法国银行表态，会把从英国银行那里收到的佣金退回去。”
当巴黎支行继续帮助法国政府应对法郎危机时，阿尔兹切尔抓紧时机向法国合伙人推销自己的主意—将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改造成一个全新的业务单位：一只封闭式投资基金。在一开始，戴维·戴维－韦尔同意将100万美元放到基金名下。但是戴维的其他合伙人则更为谨慎，他们还希望了解乔治·布卢门撒尔对基金所持的看法以及基金利润将如何在巴黎和纽约两处进行分配。阿尔兹切尔和克里斯蒂安·拉扎德对基金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共识，但是阿尔兹切尔认为克里斯蒂安把组建基金的主意过早在巴黎公布了。
1925年12月月底，大家又敬又畏的乔治·布卢门撒尔在担任了21年高级合伙人后从拉扎德投资银行光荣退休。他在余下的日子里主要开展慈善事业并收集艺术品。当时《纽约时报》还就此做了报道。两年后，布卢门撒尔在“13票同意，无人反对”的情况下，将自己的位置让给了36岁的弗兰克·阿尔兹切尔。
适逢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动荡年代，布卢门撒尔的离开促进了两大转折的发生：阿尔兹切尔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组建投资信托；戴维·戴维－韦尔则招揽矮小结实、精力充沛的货币交易员安德鲁·梅耶进入公司，后来梅耶被称做“银行界的毕加索”。安德鲁成长于在巴黎的犹太老区马里拉斯，他的父母都来自位于法德边境上的斯特拉斯堡。据说，安德鲁的父亲朱尔斯·梅耶可能是一名“印刷品推销商”或“小商人”。
安德鲁·梅耶在巴黎上学，但是他学业平平。1913年7月，他还未毕业就离开了洛林学院，结束了自己的学生生涯。他需要赚钱养活自己困苦的家庭，因为他那四处游荡的父亲在赌博上花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工作的时间。安德鲁一直对巴黎证券交易所非常感兴趣，据说他能记住在该交易所上市的全部股票的价格。他很快找到了一份交易所送信员的工作，之后又谋到了在一家小银行—博松银行的职位。安德鲁因为“心脏虚弱”和“要承担养家糊口的重担”而被豁免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兵役。
在博松银行，安德鲁很快学到了货币交易的技巧以及政府和公司职责。“这需要敏捷的头脑，这位年轻人显然具备这种能力。”卡里·赖克在《金融家》中写到安德鲁的生平时说，“他很快具备了一种现实的价值观。这个焦虑不安的孩子具有无穷的精力，他每天早上4点起床，然后开始学习报纸上的金融表单，此外，他还将自己一天的计划列出来。当他在那拥挤的房间里与家人吃饭时，他会将电话放到饭桌上，然后边吃饭边与人讨论市场的情况。”
和当时其他交易员一样，安德鲁会在每个工作日下午1点到3点15分尽职地向博松银行报告交易的情况。“一名巴黎的外汇交易经纪人必须头脑清晰，而且身手敏捷，这样才能通过操控来自伦敦和美国的几百万法郎，让巴黎的货币价格下跌几点。”《时代周刊》写道，“他能在很短的几轮交易中就将货币点数拉升到他的最终盈利点。”安德鲁在博松银行的成功以及在1924年法郎危机中的表现引起了戴维·戴维－韦尔的注意。戴维在1925年邀请安德鲁到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面试。“在他面前所有人都相形见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