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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给安德鲁的信件中，夹带了一封律师委托的授权书以及来自“美国国务卿哈里廷”（这可能代指当时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或赫尔的助手）的函件的复印件，这封函件专门说明了安德鲁·梅耶的签证申请问题：“安德鲁·梅耶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重要成员，该公司现在迫切需要他来美国。请对此事尽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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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1 大 佬（22）
7月2日，阿尔兹切尔再次给安德鲁·梅耶写信。“您和贝拉还有孩子们能安全地离开法国，这让我非常高兴。我迫不及待地向您们来纽约表示热烈欢迎。今天上午我收到了您发来的信件。”他在信中告诉安德鲁，他正想办法让安德鲁全家坐飞机到纽约，如果这个计划行不通，那么就换乘美国出口货轮。在结尾处，他还写道，戴维·戴维－韦尔“如果只字不提皮埃尔就会非常可怕”。7月月末，安德鲁和家人乘坐美国泛美航空的水上飞机直接从里斯本飞抵纽约—这次从硝烟弥漫的欧洲到自由国度的逃生旅程显得相对平稳。迄今为止还有人对安德鲁如此容易地安全脱险持忌恨态度。“我在巴黎碰到过安德鲁的一些亲戚，他们到现在还愤愤不平，说永远也不会原谅安德鲁抛下他们不管。安德鲁一家人能通过西班牙，而其他人却没有这么走运。”费利克斯·罗哈廷这样说道。
与费利克斯一样，戴维和家人就没有安德鲁一家那么幸运。当德国人开始在1939年横扫欧洲，而且显得来势汹汹、无法抵挡的时候，戴维吩咐仆人米尼特将自己的艺术藏品打包收集起来。米尼特细心地为这些艺术品列好清单，然后再装入木箱—共装了130个箱子，每个都用“DW”做了标记—这些箱子和卢浮宫的大量藏品一起都被运到了桑切斯一座城堡里，其他22个装满了地毯、稀有的日本画以及一些油画的箱子则被送往法国北部的另一个城堡加以保存；而他收藏的柯罗、雷诺阿和哥雅的画作则被寄往美国，其余的家具、雕塑以及一些油画则留在他在纽利的家里。
在巴黎保卫战爆发前夕，戴维·戴维－韦尔首先去了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在那里他为自己和家人拿到了去瑞士的签证。但是他决定不去瑞士，而是尽量想办法通过葡萄牙去美国。6月19日夜晚，他使用护照和法国维希政府发放的签证离开法国前往西班牙，之后他又去了葡萄牙。7月9日，德国人将戴维的家洗劫一空，剩下的那些珍贵的艺术品和古董都被抢走了。德国军队还决定用戴维的大宅子作为他们在当地的指挥中心。
皮埃尔通知自己的父亲戴维·戴维－韦尔，在停战协议签订后法国出现了一片“自由区域”，因此戴维在7月17日回到了法国。当时皮埃尔39岁，他曾是一名法国军官，当时已经退役并开始担心拉扎德的前景。一周后，法国维希政府颁布了一条法令，宣布所有在5月10和6月30日期间—战争一触即发之时—逃离法国的法国人都将被剥夺法国国籍。米歇尔美化了祖父戴维的葡萄牙之行。“我们整个家族都是非常爱国、非常忠诚的。”他曾经这样说，“我的祖父是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他回来的时候这样说，‘我老了，我希望能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与此同时，纳粹分子纷纷涌向那座珍藏了戴维大部分艺术藏品的桑切斯城堡，他们有关于这些艺术品收藏地点的准确信息。“当你控制了这个国家后，”艺术品交易商盖伊·维尔邓斯登这样解释道，“那么人们显然会来向你告密，而且一些人会急于挣钱，他们随时都准备背叛。”1941年4月11日，ERR（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希特勒的艺术品查抄组织）开始盗取戴维的艺术藏品。
8月14日，戴维·戴维－韦尔待在维希西南约30英里的小城查特尔–盖扬的瑟摩尔旅馆，当时所有的巴黎银行都被指定搬往维希。戴维到维希城去看望皮埃尔夫妇，然后在当天还与另一位拉扎德合伙人见了面。在与皮埃尔会合后，戴维忙里偷闲地给阿尔兹切尔写了一封信，就阿尔兹切尔等纽约合伙人对安德鲁前往纽约的担忧加以安抚，因为安德鲁在实际上拥有公司绝对的控制权，他的到来将意味着阿尔兹切尔大权旁落。戴维尽量缓和阿尔兹切尔的心情，让他不要那么悲观地认为安德鲁会很快代替他在纽约支行的位置。关于自己的维希之行，戴维的描述带了点神秘的色彩，但是字里行间又透露出不祥之兆。
不幸的是，我没有时间详细询问他你所担心的那些问题，但是我很高兴能借此机会向你表述我的看法，说明你还有我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这对公司的未来至关重要。我认为，无论我们，抑或我们的父辈，在过去为公司做了多大的贡献，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也受了公司的恩惠，在公司绝佳的声誉和名望下，我们才有今天个人的名望和财富。我相信在这些问题上你与我的观点一致，我也相信你将尽你所能继续发展纽约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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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1 大 佬（23）
9月8日，戴维·戴维－韦尔在听法语广播时得知自己失去了法国公民身份，他的全部财产都要被充公。到了1940年10月月底，维希政府公布了23位被剥夺公民身份的著名人士的姓名，安德鲁·梅耶的老朋友、维希政府的新外交部长保罗·博杜安在上面签了字。安德鲁·梅耶和戴维·戴维－韦尔赫然名列被剥夺公民权的名单中—这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公开羞辱。虽然戴维在战后重新获得了公民身份，但他在听到这条消息时完全被击垮了。
1941年2月22日，维希政府的财政部依照德国人的指示对29家犹太银行实施“雅利安人”管治。在这之前，他们还没收了犹太人开的商铺和商场。事实上，纳粹分子早在8个月前就开始着手控制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当巴黎支行刚搬到里昂时，就被控制在了“临时经理”的手中，因为它属于“犹太人所有或部分为犹太人所有的企业”类型。
到了1941年，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被纳粹分子接管并关闭。银行的办公大楼也被出售给一家法国保险公司，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和雇员们开始四散逃生。戴维·戴维－韦尔和妻子时刻生活在被德军包围的恐惧中。他们逃离了里昂，在法国西南部坎瑟恩的一座城堡躲了起来，这座城堡是一位法国反德领袖的家。到了1942年年末，这个地方开始变得极不安全，戴维他们只得再次出逃到阿让，以瓦尼尔的化名住在一位朋友的家里。他们熬过了战争，戴维·戴维－韦尔实现了他死在法国的愿望。1952年7月，他在纽利的家里去世。
在帮助安德鲁逃出里斯本后，阿尔兹切尔开始集中精力，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帮助皮埃尔·戴维－韦尔及其家人逃出法国。当时普通犹太人在法国的境地都相当危险，更何况皮埃尔还是出生于银行世家的知名犹太银行家。与垂垂老矣的戴维·戴维－韦尔不一样的是，皮埃尔必须管理拉扎德的日常事务，他是银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帮助皮埃尔，阿尔兹切尔开始不断给华盛顿的高级官员写信。“在您忙于国家大事之际，我非常不愿意用个人私事来打搅您，”阿尔兹切尔在给OSS（战略情报局，CIA的前身）的特殊信息部官员瓦雷斯·B·菲利浦的信件中这样写道，“但是为了我们前天谈到的皮埃尔·戴维－韦尔的问题，我不得不鲁莽地给您写信求助，因为这件事现在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阿尔兹切尔希望能得到菲利浦的帮助，进而使皮埃尔进入美国的旅游签证被拒的情况能得以逆转。“我很难理解这次拒签的原因，”他继续写道，“我认识了皮埃尔大半辈子，而且与他以及他父亲—著名的戴维·戴维－韦尔的关系一直非常好。皮埃尔具有优秀的品质、极高的智商以及巨大的勇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因勇敢获得了两次嘉奖。”阿尔兹切尔告知菲利浦，皮埃尔“仅仅是出于业务讨论的需要才来纽约，在此之后他将返回法国”。在信的结尾，阿尔兹切尔这样恳求道：“如果您能明了事情真相，我将不胜感激；如果您发现有任何不公正之处，我恳求您能及时予以纠正。再次致以深深的谢意。”
两周后，阿尔兹切尔给新汉普郡的前任州长、代表该郡的共和党参议员亨利·斯戴尔斯·布里吉斯写了封信，希望获得这位参议员的帮助，斩断一直阻挠皮埃尔进入美国的“戈耳迪之结”。他在信中解释说，自己从战争开始就没有与皮埃尔交谈，沟通的缺乏导致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经营受到了不利影响。“他必须来纽约，这不仅仅是他个人利益的问题，也是我的利益、整个拉扎德投资银行利益的问题。”阿尔兹切尔这样写道。在信中他还提及了美国政府官员实质上担心但却从未言明的问题—皮埃尔可能在某个阶段已经与当前管理法国的维希政府官员沆瀣一气了。“皮埃尔接触的一直是巴黎上层社会，现在巴黎的上层社会充斥着法西斯分子和维希政府的拥戴者。”但是阿尔兹切尔暗示皮埃尔与这些人的政治观点完全不同：“我可以向任何人担保他在访问期间的人格和行为。”为了解决皮埃尔签证申请受阻的“这种极不公平的问题”，他愿意去见华盛顿的任何人。此外，他还道出了纳粹分子关闭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事情，说：“这家银行是他和他的父辈生命的全部，而且这家银行在美国也有一百多年的光荣历史。若要解释为什么皮埃尔的追求也是我们的追求，我可以提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这个私人理由应该最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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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1 大 佬（24）
阿尔兹切尔在同一天还给美国副国务卿小阿道夫·A·伯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再次将皮埃尔及其父的成就吹捧了一番，然后他还在其中加上了皮埃尔因为勇敢获得法军十字勋章的功绩。此外，有谣传声称美国国务院“可能不喜欢他那些法国上层社会的朋友”，因为“在上流社会中充斥着法西斯分子和贝拉分子”，阿尔兹切尔就这些谣传向伯利做了解释。他在信中说，问题的症结在于，战争已经使得拉扎德合伙人无法当面商讨银行的变动，“为此他希望能进行一次短时间的会晤，我和其他合伙人都非常期待能在美国与他见面”。在信结尾时阿尔兹切尔写道：“我不知道能向谁寻求帮助，如何能在不大费周章的情况下将此事解决，如何能清除他过来的障碍。”
最后，这个疙瘩似乎终于被解开了。4天后，伯利的一位助手给阿尔兹切尔写信说，根据国务院的记录，马赛的美国领事馆已经在1941年9月10日—一个月前—电报通知，向“皮埃尔·韦尔”（根据国务院的信件显示，“我相信这与您信中提到的是同一个人”）发放签证。但是这次确实不是同一个人。阿尔兹切尔在当天给国务院签证部门写信，再次恳求向里昂的皮埃尔—而不是马赛的皮埃尔发放签证。最后，到了11月1日，签证部门主任给阿尔兹切尔回信说，“经过审慎的考虑”，国务院已经通知“里昂的美国签证官” 向皮埃尔“发放非移民签证”。阿尔兹切尔于是迅速给华盛顿写了一封短信，对批准“我的好朋友皮埃尔·戴维－韦尔”获得签证表示感谢。尽管美国签证在当时是众所觊觎的对象，但是这仅仅是皮埃尔能够真正来到纽约的第一步。
最后，皮埃尔终于在重重阴影中现身了。1942年4月6日，他想办法从里昂来到了里斯本。当天夜里11点半，他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办公室里给阿尔兹切尔发了封电报：“等待着你的消息，期待能很快见到你。向大家问好。皮埃尔·戴维－韦尔。”但是好几周过去了，皮埃尔始终无法坐上从里斯本飞往纽约的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里斯本的泛美航空公司高管们告诉皮埃尔，可以为“紧要业务旅行”提供“优先权”，皮埃尔于是请求阿尔兹切尔向华盛顿的朋友们寻求帮助，让他能“被列入华盛顿制定的乘客名单”。但是“优先权”名单在不断增长，皮埃尔每次都被挤了出来。阿尔兹切尔向他发来电报，让他直接与机场代理商联系，以获得更高的优先权。“我让这些延误搅得心烦意乱。”皮埃尔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
5月17日，在里斯本耽误了接近两个月后，皮埃尔终于使用短期旅游签证来到了纽约。几乎在同时，阿尔兹切尔开始为皮埃尔及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