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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豪啊——东方之珠啊，回到我大中国的怀抱了！民族荣誉效用以流行歌曲为载体进行出售，得到的收益何止是天文数字。明星本人也因为演唱这种歌曲而笼罩上了一种民族精神的光环，明星的品牌联想大大丰富，品牌价值大大提高。
再来看影视剧作。香港电影和电视剧（也包括到美国发展的香港艺人们的作品）曾经无比成功地利用了华人的民族荣誉感而获得巨大票房收入，捧红了无数明星。从李小龙说起。你们看，李小龙总是单枪匹马与洋鬼子恶斗，每回都是打得洋人落花流水，观众从中得到了什么满足？民族荣誉感、民族自尊心也。精神分析影视美学理论说的就是这么个道理，观众不经意间与片中角色产生共鸣，获得虚幻满足。近代以来洋人欺负中国人，现在我们便从电影中来泄愤。无独有偶，李连杰也是靠类似的电影红火起来的，李连杰的黄飞鸿系列电影无非就是讲一个广东人如何杀死洋人的事情，我们观众为之欢呼，大呼过瘾，我们从中得到什么满足？民族荣誉也。从经济角度看，这是商家以电影为载体出售民族荣誉，满足大众民族感情而已。在许多香港电影中，即便主题不是跟洋人有关系的，导演们也喜欢搞几个洋人配角来让中国人演的角色暴打一顿，这就是出于制造民族荣誉效用的考虑。
香港的电视剧《霍元甲》、《陈真》之类，以无数的画面来展现中国人怎么暴打日本人，描述日本人侮辱中国人之后如何得到更大的报复，这些电视剧吸引了无数眼球，人们看得入迷，如痴如醉，满足了什么？无非是民族感情。电视剧也是经常利用民族荣誉效用来吸引观众、扩大经济效益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留心观察现在各个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肯定能从中找出不少例子来。
奸商们利用爱国愤青经营明星娱乐产业的第三个层面，就是通过炒作明星“爱国”或者“卖国”事件来达到迅速扩大明星关注度的目的。明星卖国事件，最有名的当属赵薇被愤青泼粪事件。赵薇身着日本军旗装为《时装》杂志拍摄2001年第9期封面照，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引发全国愤青群起攻击，赵薇关注度扶摇直上。2001年12月28日，赵薇应邀参加湖南经济电视台举办的6周年台庆《情深深新年演唱会》，在台上被一位男愤青泼粪。据说，从此“愤青”有了别名，叫做“粪青”。但是，可能由于这次炒作没有掌握好度，虽然事件在短期内效果明显，但后来对赵薇的事业反而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明星卖国的话题，炒作得好完全有百利无一害。台湾明星就经常利用这个来炒作，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某某台湾明星又散布了卖国言论，或者侮辱大陆人的言论，比如2007杨丞琳在某次节目中说“抗战才八年啊”，立刻被大陆广大愤青痛恨得咬牙切齿，还在网上发起了抵制杨丞琳的运动，可是结果呢？只是让杨丞琳越来越红而已，许多不知道她的人反而因为愤青的宣传而知道了，我看今天杨丞琳仍然红得发紫，愤青们功不可没。
明星娱乐业是愤青身上的寄生虫（3）
要说娱乐界奸商炒作明星爱国事件，那就更多了。一个娱乐圈的无名小卒黄子华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对日本人说了句“回去之后别忘了告诉日本人，钓鱼岛是中国的”，广受愤青们的追捧。在网络发达的时代，奸商们看到网络愤青为数众多，也开始利用网络来炒作明星爱国事件。在网络上炒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匿名发帖，对头脑简单的愤青更具迷惑性和蛊惑性，许多虚构的情节也可以在网上成功炒作。这类网络炒作范例当属刘德华日本事件，从2006年开始，网络上广泛流传这样的一个帖子：
6月5日，刘德华一行来到日本，举办了小型歌友会。歌友会一开始，歌迷欢呼。但是刘德华拒绝用日语向大家问好，接着又拒绝了主办方安排的日语歌曲，并把所有曲目都改为普通话，原定的粤语歌曲也全部取消。刘德华用普通话一字一句说道：“本来我是不想来日本的，但是因为合约在身，不得不来日本。但是你不要以为是一纸合约把我牵住的，如果我不来，没人可以把我怎么样。我只是觉得这样对我的歌迷不公平，因为歌迷是无辜的。我不想做的事，谁也无法逼我做，而且，你逼我，我也不会做。”刘德华接着说，“引用一句话，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但是艺术家是有国界的。我想说，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但是音乐家是有国界的。”他对着主办方说，“以后介绍我时，不要说我是香港歌手，因为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然后，他当着几百名日本歌迷的面，演唱了一首《中国人》。
这个帖子几乎贴遍了所有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中文论坛、贴吧，包括通过QQ持续不断地传播，并且在许多知名论坛都被推广到了首页，几乎到了无人不知的地步。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实力雄厚的组织在网络上进行推广，能达到如此效果？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样一条假新闻，爱国愤青们却如获至宝，把刘德华当成了第一爱国明星来追捧，殊不知，刘德华演唱过十多首日本名曲，早在1996年刘德华在日本举办演唱会时更是在现场演唱了日语名曲《再一次拥抱》。
明星爱不爱国由不得他们自己，要听幕后奸商的安排，为了迎合或者激怒愤青，该爱国时就爱国，该做“汉奸”时就做“汉奸”，一切都是为了利润最大化。明星娱乐业，是当之无愧的爱国愤青身上的寄生虫。
成龙不懂“愤青经济学”而吃大亏叶楚华
成龙不懂“愤青
经济学”而吃大亏
据台湾TVBS报道，2009年4月18日，身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的香港影星成龙首度亮相海南博鳌论坛，成龙本来不想多谈，但一拿起麦克风，面对外国媒体提问文化自由，有感而发：“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们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成龙的言论自然是掀起了轩然大波，笔者亦在博客上调侃成龙不懂哲学犯“政治错误”。因为我问过读哲学的朋友了，“自由好还是不好”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成龙大哥作为哲学的门外汉，一谈哲学，自然要犯错误，并且会犯政治错误。我们还好，至少学过一点哲学史，还是可以谈点儿。
话说回来，成龙只是一件明星商品，犯政治错误并无大碍，关键还是犯了经济错误，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成龙不懂“意识形态经济学”及其分支学科“愤青经济学”所导致的。
明星娱乐业是愤青身上的寄生虫（4）
据媒体披露，成龙“自由论”惹恼港台民众，新片《新宿事件》票房惨跌。香港方面，在言论见报后，从一天收258万港元票房下滑到11万港元。台湾方面的票房也应声急剧下滑，在当地上映不到20天的新片，顿时从一天231万台币下滑到一天只有24万台币。《新宿事件》在台上映第一周，台北的一天票房有231万台币，第二周也有一天111万台币的票房成绩，不料，“太自由所以乱”的言论出街后，马上就成了“老牛拉车”。
成龙的“自由论”之所以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是因为他不懂得“意识形态经济学”的原理，电影产业从来都是意识形态经济的一部分。所谓“意识形态经济”，是指利用各国人民的固有意识形态进行的经济操作，让这些人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埋单。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这种经济是一种免费利用已有的意识形态（企业不用自己去建立这些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是历史形成的）获取高利润。比如中华网推出的那款抗日游戏，愤青们很受用，他们在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埋单。我在本书的《愤青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中已经提到，早在“*”时期，国外商人就学会了利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推销商品，他们掌握着诸多和当时中国政府、中国人打交道的诀窍，诸如下飞机就佩戴好毛主席像章、夸赞中国的样板戏以及装模作样学习红宝书等等。
成龙的言论与港台地区的老百姓意识形态严重抵触，并且是每一个普通的港台居民都不可能接受他的观点，甚至于，没有哪一个正常的港台居民会听了他的言论而不愤怒的。在港台居民看来，成龙的言论简直是无知无耻到了极点。这就是成龙新片票房大跌的原因。其实，早在2004年成龙就因为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是个“天大的笑话”，结果被台湾拒绝入境四年。并且让当年的电影《新警察故事》票房只有台币907万，和前一年新台币3888万票房的《燕尾服》，以及突破新台币1000万票房的《免死金牌》相比都差远了，显然说错话付出的代价实在不小。成龙为自己的无知——对意识形态经济学的无知，付出了沉重代价。
另一方面，成龙的失误还在于不懂得“意识形态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愤青经济学。愤青也是一个大市场，愤青具有共同的某些意识形态，作为合格的商人，就要迎合、把握愤青的意识形态，进行必要的经营、炒作，让愤青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埋单。这就是“愤青经济学”。成龙显然不懂得这门学问，他这次不但说了与港台意识形态相抵触的自由论，还接着发表了伤害爱国愤青的激烈言论，他说大陆电视机会爆炸，应该买日本电视机。这简直是往枪口上撞，爱国愤青最看不得你说日本的好话，成龙不但说了日本的好话，而且还旗帜鲜明与愤青们唱反调，提倡日货，抵制国货。这与愤青们力挺蒙牛牛奶，抵制家乐福的思想和行动路线是背道而驰的，也就激怒了大陆的广大爱国愤青，严重伤害了他们的神经。愤青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网络上已经有一大批民族主义“愤青”开始大肆批判成龙，还发起罢看成龙电影、罢买其代言的产品的运动以表达对成龙的抗议，发泄心中不满。
这次成龙的新片《新宿事件》，在大陆地区没有通过审核，没有在大陆上映也就不知道愤青们抵制的强度与广度，我们拭目以待成龙的下一部作品以及近期他在北京即将召开的演唱会的情况吧。已经有爱国愤青在网上发起抵制这次演唱会了。
成龙可以说在意识形态经济上一错再错，为什么错了还会错，因为他不知道错在哪里。所以还是劝成龙学习一下我们的“意识形态经济学”，针对大陆市场，还要认真辅修一下分支学科“愤青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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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点“仇富”，别谈“阴谋”（1）
周筱赟：少点“仇富”，别谈“阴谋”
我有幸见过茅于轼多次，最近的一次，是茅老在广州发表“茅于轼看经济政策”的讲演。知识分子、媒体人士都非常尊敬茅老，但茅老却是愤青最喜欢痛骂的人之一。对咒骂茅老的那些言词，其不堪程度，我实在不忍心想象茅老看到这些心里会怎么想。后来听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告诉我，除了收发电子邮件，茅老一般不上网，所以他根本不知道网上那些骂他的话。眼不见为净，这对于80岁的老人来说，反而是好事。
真正为穷人办事的茅于轼
茅老之所以成为愤青最痛恨的人之一，是因为他此前提出很多观点，比如说他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他说应该大幅度提高大学学费，因为降低学费，其实是让富人搭了便车，提高学费后，大学可以给穷人子弟提高助学金、奖学金等，他最近说廉租房不能有厕所，否则这个好处就被富人占去了。
仇富是愤青的典型特征之一，他们一听茅老要“为富人说话”，还没看后面那句“为穷人办事”，就开骂了。《中国不高兴》一书里，专门有一节，大谈仇富“恰恰是中华民族的力量所在”（第127页），还大批厉以宁，说“厉以宁那些人经济懂不懂我不知道，他们对社会、对人心人性真一窍不通”。
愤青往往就是这样的非此即彼式的简单思维，不去思考其中的逻辑关系。一个社会，本来就应该激励更多的人通过合法手段获得财富，一成富人就要被仇视，那社会还如何进步？所以现在更多的学者变得极端虚伪，他们是“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这些人往往能获得愤青的力捧，比如*。
其实茅老才是真是关注弱势群体。他在山西农村地区开办小额贷款，帮助大量农民脱贫；他在北京开办保姆学校，帮助农村保姆找工作，还遇到官司，被索赔48万，面对有人建议申请保姆学校破产而逃避赔偿，他说不行，学校关了这些孩子都没地方去，他最终选择了由他们几个学校的创办人凑钱来承担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