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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耍獾降本�*，爆发了“七五”事件。
我的远房表哥陈造兴在沈阳市师资训练所接受培训，拟投考国立政治大学，他英语基础差，恐怕考不上，便请我“助考”。我当时才读高一，想体验一下投考大学的滋味，便购买了一张中正大学先修班毕业（相当于高中毕业）的假证件。我和他的报考号连在一起，就在我就读的中山中学大礼堂考试，我坐在他的前面。参加这次考试的有三百多天到天津转塘沽。买到船票。乘一艘军用船驶向波涛汹涌的大海。船上，我头晕眼花，不断呕吐，登上甲板，更感到风大浪大，蔚蓝的大海奔腾咆哮，只好又回到船舱里，翻看一本刚出版的《主流》杂志，头篇是罗梦册教授的大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思潮》，阐明人类文明的主流是政治*，经济平等，社会公正与个人自由，缺一不可。国民党虽标榜政治*，但经济不平等，贫富不均，社会混乱，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经济平等，但政治不*，缺乏个人自由，都不符合人类的理想。
他鼓吹不流血革命，这种改良主义思潮给了我相当的影响。
这本杂志篇幅不多，系中国自由*社会主义学会主办。后来得知罗梦册是南京政大的一位政治学教授。我到南京后又买了一期《主流》，读了罗氏的另一篇论文《论不流血革命》，但从未见到罗梦册其人。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社会主义理念。
lO月20日夜船抵上海，见江湾繁花艳开，与北方萧瑟的秋天形成鲜明对比。在火车站候车时，我买了一本《新闻天地》，上面刊载了《济南之战》和《长春得失》，得知济南已经解放，蒋介石险些在机场当俘虏。辽沈战役正在进行，战争形势的发展比人们的预料快得多，江南似乎也不稳定了。
第二天到南京红纸廊政大报到，我们乘校车到孝陵卫校分部住下。我年龄太小，人们都认为表兄才是被录取的新生，我大概是跟着表哥来玩的。这时，在沈阳录取的同学肖俊惠、宋宦春、贾举才、王传大等都汇聚在一起，我便拥有了一群伙伴。
按当时入学规定，每位新生需一名保证人，我便去找立法委员周慕文。当时周住在南京鼓楼旅馆，一人一室，房间不大，光线也不好。虽与我互不相识，听说我是陈造兴的表弟，立即在保证书上签了名，盖了章，还鼓励我几句：“这样年轻就考取了政大，应当珍惜，前途不可限量。”
当我离开北平时，收到姐姐寄来的国民党沈阳市党部书记长张宝慈写给国大代表张鸿学的一封短信，内称“兹介绍王地山同志年轻有为，望我兄热心关照，着意栽培，将来必为我兄左右臂也”。我读后觉得好笑，我又非国民党员，何得称同志，认为凭这种子虚乌有的关系攀附权门，是很可耻的。不由想起《三国演义》中庞统初谒刘备时，身上带着鲁肃和孔明的介绍信，均未出示，仅被委任为耒阳县令。其后张飞前往视察，闹出一场纠纷，被张飞惊为大才。第二次见刘备时，庞统才得到刘备的赏识。想起这个故事，我便把张宝慈的信撕毁了，也从未去找过张鸿学。我还有一位姨父李养吾在南京国防部任要职，姨娘在沈阳时曾到我家并受到款待，基于同样的心态，我到南京后也从未到他家拜访。以我那时的幼稚和缺乏主见，如果和他们来往，很可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
93国立政治大学与顾校长
国立政大的前身是中央政校，是为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学府，实行以党治校和军训制，待遇特好，全部公费，据说毕业到地方，至少可以当县长（实际并非如此）。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度要蒋经国任该校教育长，在*浪潮冲击下未能如愿，便让政治上比较开明的顾毓绣担任，并改为直属*以攻读社会科学为主的普通高校，向全国招生。顾毓绣以*治校相标榜，把政大扩建为三个学院和十个系，并在孝陵卫设校分部，提倡学生建立各种社团、民选学生自治会。聘请一批有名望的教授来校任教，他的作法获得学生的普遍崇敬。
1948年秋，国统区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期，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的失败，使大小商店的货物被抢购一空，南京发生市民抢米风潮。东北全境解放，更使国民党政府人心惶惶。11月初，政大的东北同乡会欢迎新生，请三位东北籍教授讲话，须发皆白的臧启芳教授对时局仍持乐观态度；在司法部任职的李祥生教授则认为“大局不可为矣”，“臣无半策纾时难，唯有一死报君恩”，并说他死后立碑，刻上“东北义民李某之墓”，平生之愿足矣！周孝若教授则表示：“共产党一来，我只有逃之天天。”他们代表着右翼知识分子的立场。刘不同在《大学评论》上分别发表致蒋介石先生书和毛润之先生书，呼吁和平。一个上午，顾毓绣校长来校分部讲话，他说：“穷则变，变则通，限价的办法行不通，可以换一种新办法，百姓抢米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民心向背。如果百姓从心眼里痛恨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就很危险了。”
在政大学生中，有着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有的拥护国民党，有的同情共产党，有的则徘徊于两者之间。图书馆有各种倾向的图书报刊向同学开放，不少同学每日读英文的《字林西报》和《密勒氏评论报》。我读过马寅初的《经济学大纲》，也读过叶青的《共产主义批判》和《英国的战后经济》。在朝夕相处的东北籍同学中，政治倾向也各不相同。当过青年军、在沈阳《中央日报》任过职的贾举才却相当左倾，他随身带着伊里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许涤新的《中国经济的道路》和王辛著的小说《黎明》，并借给我看。他曾对我说，共产党员是些有思想、有见识的人，他当青年军时有一次捉到一位新四军的侦察员，问他为什么刺探国军情报，对方回答：“这是中国的土地，我作为中国公民为什么没有权利自由行走？”他的女友打算参加国军某文工队，他坚决反对。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何学纯、宋宦春、褚会云等先后离校跑回解放区；但多数人还在犹豫，既看到国民政府即将垮台，又希望有在正规大学受教育的机会。经济系一年级同学有一天讨论形势，不少人呼吁和平，不少入主张打倒孔宋豪门资本。在圣诞节的晚会上，每张课桌分别写上杜鲁门、诸葛亮、马歇尔、川岛芳子等名人的名字，每个人进门时抽签，对号入座。我抽到的座位是诸葛亮，班长抽到的座位竟是毛泽东。陈立同学自己办了一个当代货币展览，其中竟有解放区中原银行印发的人民币，上面赫然印着毛泽东没有扣风纪扣的头像。还有不少同学向苏联驻华大使馆索取《新闻周报》，校方也未予干预。
顾毓绣校长当时四十多岁，西装革履，戴一副金丝眼镜，是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往西方*，中间偏右，讲一口带无锡口音的普通话，旁征博引，诙谐幽默，风度翩翩。他于1902年12月24日生于无锡，l923年毕业于清华高等科，同年赴美深造，用四年半时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1929年回国，历任浙大、中大、清华、北大、国立音乐学院、上海交大、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授、系主任、院长、校长及*次长等职，学贯中西，文理兼备。他是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和佛学家，被称为旷世奇才，师表天下，著作等身，同学们都称他为Dr顾。据说，他在年轻时与闻一多等为友，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思想也很激进，后来有了地位，成为既得利益者，便希望改良而排斥革命，转向保守。1948年开国民大会，他领衔提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他愿出长政大，大概是想把政大办成培养改革型政治人才的摇篮吧！
11月初，淮海战役如火如荼。在南京，每天有上百架飞机起飞，夜空中常看到红色斑点在闪耀，还可听到隆隆的轰鸣声。从传媒上很难了解战场的确切信息，时而还有潘塘大捷，甚至黄伯韬与邱清泉会师的报道，但还是隐隐让入觉察出对国民党不利的战事。从《救国日报》上“驳和谣”、“驳迁都”等社论也可看出情况不妙。否则。这一切从何谈起呢？但在孝陵卫的校园里，仍享有暂时的平静，每天敲钟上课，到图书馆阅读，和同学们讨论中国向何处去，高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伙食也办得可以，伙食团的白面馒头随便吃，晚饭后就打篮球，虽远离家乡也不觉寂寞。此间我还给北平的杨树枫女士写过一封短信；表示倾慕和问候，很快收到她的回信，说是在床上卧着写的。在漫天烽火与战乱中还能互通款曲，真是难得的浪漫，这莫非是“遥远的爱”？
1949年元旦，我们一行人到中山陵拜谒被警卫挡住。只见几十辆轿车在陵前停住，走下来的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白崇禧等国民党要员。蒋介石那年63岁，形象有些苍老，披一件黑色斗蓬，戴着白色手套，向人们频频招手，台阶下准备了一副滑杆，大概是供他代步的。他摆了摆手，腰杆笔挺地走上一级级石阶，这大概是他平生最后一次来到这里，面临战场的败绩和各种斗争，此时他的心情一定很复杂……当天下午便广播了他的求和声明，战争显然已经打不下去了。
在这种情势下，上海《新闻报》发表了《政治大学将迁南昌》的报道，迁校风潮由此而起，有主张迁往广州的，有谣传迁往台湾和重庆的。随着蒋介石的引退和李宗仁接受*八项条件。学校当局认为政大此时迁校不合时宜，决定提前放寒假。家在江南的同学可回家度假，其余的组织到杭州旅行，不愿去杭州的则留在南京，由校方保证食宿。
顾校长在孝陵卫学生食堂讲话，他说：“形势发展得很快，共产党已占领长江以北，随时可陈兵浦口，把炮口对准南京。这里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学校受各位家长之托，有保护大家人身安全之责，才作出这个决定。如果和谈成功，大家仍回南京就学，如果和谈不成，再决定迁校，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左右逢源。校方尊重你们的选择，既服从多数，也照顾少数，希望你们在几天内作出决定。”接着，转入一个深层次话题：“目前，中国处在十字路口，青年一代正作出不同的选择，有的选择自由，有的准备迎接解放，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政大的校长，看到自己的学生作出不同的判断，我感到很自豪；只要不是盲从，而是根据自己的理智和思考作出的判断，都应当得到尊重。南京市民天天在批评这个政府，说它贪污*，效率低下，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确，这个政府有许多缺点，但也有一个优点，它还给了人民以有限的自由。若干年以后，他们会发现这有限的可怜的自由也不见了，他们也许会留恋这个政府的……”他又说自己的子女也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他实行*，不强行要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顾毓绣的倾向还是很清楚的。
于是，多数同学参加杭州旅行团，我随即收拾行装。1月29日动身，31日晚抵达杭州车站。留在南京的百余名同学都进城住到校本部，顾校长亲自去看望了他们，并一一握手。
旅行团组织得相当混乱，在火车上人们争抢座位，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也往车厢里拥挤，食物供应不足，每个旅行者都感到十分疲惫而心情沮丧。在杭州，我们寄宿于杭州师范学校，仅有一次有组织的参观活动，参观了杭州纱厂、浙江日报社和浙江大学，其余时间在西湖畔闲逛，拜谒岳王庙和灵隐寺，或到书店站着浏览书籍。包中无钱，电影票也买不起，我们却旁若无人，横冲直撞，活像十足的流亡学生。这样的日子能持续多久呢？
国共两党角逐的形势已十分明显，一方是摇摇欲坠，走向崩溃：一方是声势浩大，咄咄逼人。这样的力量对比是怎样形成的？作为头脑敏锐的知识分子，不能不进行清醒的反思。
我在《新中华》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前途》，文章指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知识分子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绝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时代发展的动力。*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又作了重要调整，不是要他们都参加革命部队，而是要发挥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才能与智慧。知识分子的动向也产生了变化：从前，一些城市的知识分子见到共产党就跑，如今不跑了，平津解放，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留在那里欢迎解放军。当北平形势吃紧时，只有胡适、梅贻琦等极少数名流南下。政大《政风》墙报上曾登过一则花絮，标题是：《顾校长车，梅校长坐》。费孝通、张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