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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远走高飞，可以寻找到更光明的未来，便写了个报告。王石泉说：“你已经是报社的业务骨干，何苦又从头学起？”我心想业务骨干竟当了肃反对象、政治上不可信任的异类，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旋即又写了近百行的长诗《申请》交给伍陵，伍总被感动了：“你执意深造，也是好事，你就准备报考吧！”报社拨了一间办公室供报考者复习。并印了历年的高考试题供我们参考。一天晚上，我读艾芜旧作《我的青年时代》，上面有一首小诗：“安得举双翼／激昂舞太空／蜀山无寄处／我去乘长风”。诗歌敲击着我的心扉，我把它抄在一个旧信封上，偶然被王石泉看到，不知刺伤了他哪根神经，引起歇斯底里大发作：“你不要对肃反不满，根据党的政策，去年对你进行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如今想离开报社去乘长风，也不见得有什么好果子吃！”他越说越气愤，更加坚定了我离开报社的决心。
4月下旬，我到乐山、井研、五通桥等地采访。到乐山那天晚上，住在地委客房，读了《人民文学》第4期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前面有编者按语：“我们期待这种能尖锐提出问题的勇敢干预生活的作品，已经很久了！”我夜不能寐，深感反官僚主义的必要，苏联出了奥维奇金，中国有了刘宾雁，一位有正义感的作家在百花齐放的时代应当发挥作用，一个*化的春天正在到来。
地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副科长符浩光和韩义，都是西南服务团的战友，他们对苏共二十大精神感到很兴奋，说：在乐山，只有地委书记方驰辛听过秘密报告的传达，其他人只是从不同渠道约略听到一些风声。我国对苏共20大和l9大显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马林科夫在苏共l9大的报告，各级干部认真学习了半年，而对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报告，全无布置。《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学》传达了此中消息：苏共否定斯大林，*仍肯定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列宁主义者，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对他的错误还作了不少开脱和辩解。
符浩光是讲哲学的，那时讲辩证唯物主义的四大规律，都按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提法，即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事物的发展是由量的渐变过程发展到质的突变过程，事物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发展的动力，没有讲否定之否定，当时更没有“异化”的说法。我觉得不讲“否定之否定”，辩证法就没有讲彻底，不能只承认我们对旧制度的否定，同时还得承认新制度也将被更新的制度所否定。在我召开的各种座谈会上，有人对*党史的某些叙述提出质疑，如抗日战争只讲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功绩，完全否定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客观的。党史是具有党性的科学，它必须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我在乐山的这次采访收益颇多，活跃了思想，写出了稿件。川报驻乐山记者李中朴，电台记者陈立源还约我去游了大佛寺和乌尤寺。我和新训班的老同学王枫同塌而眠，畅谈竟夜。在五通桥，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的陈拔群还请我吃江团鱼，饭馆把这种鱼投放在竹制的篓中，放在茫溪河里，顾客指哪一条，就烹哪一条，肉质鲜嫩肥美；我告诉他已申请报考高校，他鼓励说：“如今是向科学文化进军的时代，你脑子好，再苦学五年，将如虎添翼，祝你前程远大。”
回到报社已是5月下旬。7月参加统一高考，在这次参加考试的报人中，公认我是起点最高的，答题也颇有把握，估计录取不成问题。到8月初，我既未收到录取通知，也未收到不录取通知，立即向省高教局、省教育厅、省招办询问，答复模棱两可，我担心是政审无明确结论，便找到报社党总支办公室。何宗君答复送给招办的是肃反前的档案。肃反中的材料未装入，真是岂有此理。我的问题已经五人小组正式谈话，为何还无结论？如果我作一个大学生政审都不合格，那么在党报当编辑岂非更不合格？既然我的问题还挂在那里，当初为什么不劝阻我报考，还同意我投考呢？岂不是故意整我的冤枉吗？王石泉从招办主任李安澜处得知，我四门功课共获290分，属优良成绩，主要是政审材料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去找伍陵同志。伍陵倒是胸怀大度，肯定我在政治上无问题，立即动笔给省高教局局长康乃尔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报社记者王地山同志历史清楚，成绩优异，因人事手续未办好，尚未被录取，报社即将把有关结论送上，请安排录取。他年纪还轻，求学心切，希能满足他的愿望。”我当即把这封信送给康乃尔的女秘书。50年代机关办事效率高，第二天下午，那位女秘书就笑吟吟地答复我：“事情已经办好，安排在川大中文系，你明天去报到就是了。”
1956年的天空是明朗的，如果不是伍陵，我很可能失去这次深造的机会，继续在报社过“夹着尾巴做人”的二等公民的日子。
在王石泉主持下，理论宣传组和党的生活组的同事们为我作了一个低调的鉴定，大意是，工作积极，有一定能力和成绩，肯钻研业务，但政治上不开展，不靠拢组织，也很少反映情况，对肃反有不满情绪，等等。鉴定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团小组长蔡鸿轩，她是伍陵的妻子，她对我的冷淡表情与伍陵对我的热情支持形成强烈反差。
我是怀着复杂的心绪离开报社的。从泸州到成都，从《川南日报》到《四川日报》，我自忖有了很大的进步。新闻工作是认识社会、超越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岗位，与我的性格很适合。6年来，我跑过城市和农村，采访和编辑过有关上层建筑各领域的稿件，涉及政法、文教、党的生活、理论宣传以及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等方面，接触过工人、农民、干部、教师、老革命、*人士、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和各种人都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我素来很重视学习，利用一切时间读书，甚至读老解放区的报纸合订本，能写新闻、通讯、评论、杂文等各种体裁的文章，酷爱文学作品，所写通讯通俗生动，善于运用群众语言，颇有文学意味，也能独当一面采写重要报道，如贯彻婚姻法、*、干部理论学习、报纸述评等，多次受到领导的表彰，《人民日报》发表过我的长文，某些文章还被编印成书由国家出版社出版，甚至被人誉为“神童”、“才子”。领导对我也很器重。带我们从南京到泸州又到成都的社长、总编辑李力众，川报副秘书长张枫苑、秘书长毛大风，一度主持报社工作的杨效农，对我都有很好的印象，认为我是思想敏锐，很有才能和培养前途的知识分子干部。在新训班的同学中，在川报同事中，我有许多朋友，金铠、杨丁、许川、石克勃、白丁、王达武、王潮清、张乃广、侯文芳、曾淑萱、周夏群、彭良仁……与我的关系都相当好。我在团员和青年中表现活跃，主持的“五四”文娱晚会内容丰富，盛况空前；我和陈树煜合说的相声还得到报社俱乐部授予的一等奖，锦旗上大书“文娱先锋”，这面锦旗一直保存到l965年。
如果不是看一时一事，而是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六年正处于人生花季，也是思想蓬勃向上时期，精力充沛，朝气蓬勃，怎么能说我政治上不开展呢？诚然，我不爱反映情况，更从不打小报告，我觉得在背后反映别人的隐私和弱点不正派，不道德。不屑于以此来挣表现。不是我不追求真理，而是有人硬把我划为异类，不得不离开报社。“哀莫大于心死”，在报社，我的心已经死了，万念俱灰，夫复何言？
参加革命那年，我才十六岁，婚恋尚未列入日程。在部队和根据地，婚恋也是要论资排辈的，人事科长史彰公开讲过“二八五团”的标准，即二十八岁，五年党龄，团级干部，我们刚参加工作的新毛桃，相差十万八千里，岂敢越轨妄为？何况周围的女性都是我的大姐，因此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在新训班，我一度倾慕老区来的一口山东口音的赵华，她是候补党员，秧歌扭得好，以后听说她在追求另一位老区来的里若，我自知条件差，不敢有所表露。（后来赵华被里若抛弃，一度神经错乱，以后回山东结了婚。几十年后相见，我妻热情招待了她，后来她从山东寄来一包大红枣）。征粮时，一位河南参军的老大姐贾文若与我多次在傍晚的公路上散步，谈她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她的热情和坦率使我心动。宛若一位中学生暗恋自己的女教师。
1953年春，报社一次批准十对青年男女结婚，我那年刚满二十，在江津采访时，有三位女性对我表示了好感。陆桢毓年龄比我大，又是副科长，*党员，我不敢接受她的追求；谢红梅也是党员，彼此有些交往；还有一位何顿川暗恋着我，当时我并不知晓，这些大概只是爱情的萌芽。
令人欣慰的是我终于离开报社，可以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创一片新的天地。但头上似乎隐隐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令人提心吊胆，谁知在我的档案袋里装了些什么材料，对我的历史作了什么样的结论？
四川大学像一个温暖的新家，中文系一年级先到校的新同学与我这个当过多年党报记者的调干生热情握手，投以亲切的眼光和真诚的微笑。校党委办公室李安澜主任见到我就说：“你在党报是搞思想工作的干部，如今在这里就学，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请多提些意见，给党委以帮助。”使我听后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党委宣传部聘请我任广播室副室长，团委黄桂芳、谭万贞似乎把我当作理所当然的“左”派，几次送给我内部发的座票，让我听一些报告并参加欢迎日本青年代表团等活动，还说我编写的稿子能把握分寸，格调健康，语言生动。我在广播室工作一年间，是广播室最有朝气的时期。
党的八大使全国人民热血沸腾。七大自1945年闭幕以来，已经11年，*不仅取得了新*主义革命的胜利，还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化三改造胜利完成，剥削阶级已经消灭。毛泽东的开幕词热情洋溢，告诫全党“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指出，全国面临的矛盾是对物质、文化生活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和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矛盾，我们即将向科学文化进军，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和西方许多兄弟党都派了高级代表团列席盛会。真是一场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进军。年级党小组长秦育聪指定我对八大的意义作一次中心发言。秦和我很友好，我们常在一起朗诵郭小川长诗《致青年公民》、邵燕祥长诗《我们爱我们的土地》，合唱《我们的马儿过草原》。新中国大学生是何等幸福啊！
10月，报社通知我到总支办公室一叙。何宗君笑逐颜开，通知我的工资由行政l9级提为18级，到会计科领取补发的两个月工资，并退还了肃反时没收的日记本和笔记本。寒假时。副秘书长张枫苑从中央党校学习回家度假，约我一叙，他关心地询问：“你为何要离开报社？”我不便作答，他接着说：“也许是一时处境有些困难吧？我看这样，以后寒暑假期间，你可作川报特记者，我们开介绍信，你可以到工厂农村体验生活。5年后毕了业，仍回报社编副刊，你可不要忘记报社啊！”我和赵明贤谈起此事，他说：“难得，很难得，报社对你不薄。”我甚至设想如果李力众、张枫苑两位老领导不去北京学习，我也许在肃反中不致遭到如此沉重的打击。
1956年10月爆发的匈牙利事件，在社会上与大学生中有种种猜测。我仔细阅读川大政研室收藏的内部资料，兄弟党领导人普遍认为这是斯大林主义留下的阴影，东欧各党存在个人迷信的遗毒，党内*不足，存在*作风，关键是要扩大*。我们的报纸却把匈牙利事件归之于帝国主义的颠复活动。康乃尔对大学生们讲了四点：1．匈牙利的党组织发展过快，900万人IZl的国家有90多万劳动人民党党员，党员素质不高，未能起到核心与模范作用，战斗力不强；2．党内*不够，拉科西、格罗都比较*；3．知识分子缺少思想改造，裴多菲俱乐部活动猖狂，造成知识界的思想混乱；4．对敌对阶级的专政也做得不够，使他们有机可乘。因此，匈牙利的问题不仅是要扩大*，而且要加强专政。当时的大学生普遍拥护*的立场和观点，认为中国的情况与东欧完全不同，我们是通过长期革命战争打出来的天下，党内团结坚如磐石，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普遍团结在党的周围，1956年提出的“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