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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个人在底层的体验写成了《我的大学》，这里将成为我的大学，我可以挤出时间读书，自学一两种外语，与各种人交往，磨练身体和意志。反正我的刑期还长，只要一息尚存，总可以从生活中吸取力量，一个真正的战士，不会被饥饿、屈辱和灾难击倒，他将勇敢地迎接一切考验。
为了建设这座万人大厂，一车又一车黄牌劳教来到荆竹坝。其中大部分由沙湾农场调来，也有从筑路支队调来，也有人是自己背行李来报到的。其中有众多右派分子，如重庆市民盟宣传部长舒军、李康，成都报界名人王家鼐、老八路庞杰，还有大学讲师、助教、工程师、技术员和技工。他们或因对大跃进不满，或对领导有意见，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古脑儿成了动力城的生力军。工厂的扩大固然令人振奋，越来越多的公民成了劳教，则是社会危机的标志。
板报组还新来两位劳教，一位是戴眼镜的原《重庆工商》编辑吴仕金，较年长，语言谨慎，工作努力；另一位是中国人大研究生、重庆大学经济系助教，也勤奋好学，为人正派，因议论当前形势受处分。这样板报组6人中就有5人是右派，彼此心照不宣，都在认真负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互相配合得很好。被特赦的职工袁奉超和我是老乡，与我关系不错，他在外文书店帮我买了不少外文书报，如英文版《章西女皇》、《仙女座星云》、《小黑马的故事》、《苏联文学》，俄文版的《马尔夏克诗选》、《新时代》和《真理报》。我手上有英汉与俄华辞典，我每天都起得很早，通过翻译来复习外语。李朝文也在阅读俄文版《政治经济学》，却从不交流。大家都不想蹉跎岁月，严肃的工作态度和奋发有为的精神，在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有时，我三四点钟就来到车间，技术室亮着灯却空无一人，我便在桌上读书、翻译作品，感觉充实而愉快，五一前就译完了十余万字的《小黑马的故事》。
1959年冬季阴冷而漫长，1960年春季同样阴冷而漫长．“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上面采取了种种举措，生产还是举步维艰。周末放映《五朵金花》那样喜气洋洋的新片，也激不起热情，似乎离生活现实太远。
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段期间，我试译了俄文版的《马尔夏克诗选》。翻看我在川大时读过的中国文学史参考文选，其中选了《汉书》的《苏武传》，对身陷异邦牧羊北海（贝加尔湖）边的汉使节苏武的精神深为
感动，便动手写了一部一千二百多行的长篇叙事诗《在贝加尔湖边》，抄在何顿川送给我的练习本上。我在诗中细致描绘了苏武和李陵的友谊与不同选择以及苏武丰富的内心世界，我把这首长诗给好几个人读过，都给予肯定，官举俊对其中的情节还作了一些修正。这时，吴家国也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文字较粗糙，我用不少精力为他润色加工，他很满意。周庆洪干事对我翻译作品和写诗肯定有所闻，但他一直表示理解，从未予以批评和干预，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
23枪声的威慑力
暮春时节，荆竹坝召开首次公判大会。“砰！”“砰！”“砰”几声枪响，陈绍尧、王继威应声倒地，血流如注。枪声带来极大的威慑力和震撼力。
在处决这两个人同时，宣判一些消极怠工破坏生产的劳教分子逮捕。市法院代表宣读了判决书。厂长讲话指出：在劳教和犯人中有一股反改造逆流，在刑满就业的职工中也有少数人没有改造好，他们攻击三面红旗，对粮食政策不满，成天叫嚷吃不饱饭，煽动他人消极怠工，蓄意破坏生产。对陈、王两人的处决，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对所有反改造分子是迎头痛击，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在九干人的大会上，与会者低着头，鸦雀无声，只有扩音器的嗡嗡声和厂长的讲话声响彻田野。
陈绍尧是厂部库房的化验员、就业多年的老职工，和刘福祥一样，是一位先进生产者，在历次生产突击活动中榜上有名。这次因在铸造巴氏合金时配方有误，造成了经济损失，被处以极刑。王继威是三车间土搪床的操作者，因土车床精度不够，操作时发生剧烈抖动，造成机身搪孔失圆，达不到技术要求，报废了一百多台机身。他来自锄坝河农场，技术水平低，缺少操作经验，加上对粮食定量怀有抵触情绪，被组长汇报上去，车间便认为他不仅破坏生产还是闹粮的典型。
宣判大会后，各车间职工、劳教和犯人立刻分组讨论，会上发言者并不多。积极分子们说，这次公判大会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说明反改造的路走不得，破坏生产的事干不得，消极怠工要不得。只有努力接受改造，积极劳动生产，才是我们唯一的光明前途。但在个别交谈中，却听到另外两种反映：一种说，政府是借王、陈两人的头来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如《三国演义》中曹操借杨修之头转移视线，维系军心。再说巴氏合金采用什么配方，并不是陈绍尧所能决定，而是干部批准的，陈、王之死有些冤枉。另一种说，在农场改造比较保险，劳动苦一点，出不了大问题，在工厂改造太凶险，弄不好要丢脑壳，生产中还是小心翼翼，保住本钱要紧。杀一儆百能使人恐惧，却未必能推动生产，这次公判所引起的消极情绪，恐怕是主持者始料不及的。
那年我27岁，血气方刚，精力充沛，夜里忙到l2点，睡上几小时就恢复过来了。我从去年大战*月开始就全脱产搞宣传鼓动，车间里的操作人员都尊称我为“记者”、“板报师傅”，见面颔首微笑，干部和外车间人员对我的态度也较友善，使我的心情十分舒畅。除了工作，我还读了《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青春之歌》、《苦菜花》等主流作品，在《绿芽》上发表了不少歌颂大好形势和荆竹坝风光的诗作，私下还写了好几本小诗，我甚至觉得荆竹坝比川大校园对我更温煦，便给赵明贤同学写了一封信，汇报我当时的状态和心态，没几天便收到回信：
地山：
接读来信。甚慰。你在另一种环境中能刻苦学习，干劲很大，不断奋进，深信你仍坚持人的信念，不会虚度时光，知识就是力量，愿你继续努力，持之以恒，将来必能重回人民怀抱，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你大概忘了我们是5年学制．还有一年才能毕业分配工作，经过几年的政治运动，现已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一面学习，一面治病强身，敬祝近好！明贤信写得不长，语言委婉，并无“加速思想改造，痛改前非”之类的告诫，说明他对我仍以友人相待。“治病强身”一语内涵丰富，耐人寻味，似乎传达了川大同学健康不佳，正在治疗水肿病的信息。他当然知道给我的信要经过审查，不宜写得太直露。我有幸能收到挚友飞鸿，更庆幸自己虽身在劳改还较健康，大墙内外并未隔绝。
24参观城市人民公社
1960年初，到处都在兴办城市人民公社。在成都，以宁夏街人民公社最为有名气，《四川日报》作过大量报道。动力厂专门请该社党委书记给大家作报告。那天晚上，大礼堂里人头攒动，我们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洗耳恭听。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一个星期日早晨，干部指定一些人集合，说是要参观宁夏街人民公社。吃过早饭就出发，公路静悄悄，只有我们这长长的队伍鱼贯而行。我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宁夏街对我并不陌生，那是省妇联所在地，成都市监狱的高墙围着难以知晓的神秘，如今的宁夏街人民公社的范围似不限于那条窄小的街道了。
西大街在几年前还相当热闹，如今行人稀疏，店里空空如也，饭馆不见营生，食品店点心铺全未开张。地面倒还干净，全无烟蒂、纸屑、花生壳、瓜子皮的痕迹。
在向导指引下，周干事领我们走进一家木器社。在简陋的居民房中，几位女性正用简易工具划木器的榫口，另有几位女性在钉木箱，叮叮当当的响声不绝于耳，女工们目光呆滞，面无表情。我想，她们事先会得到通知，今天将有劳教和犯人来参观的，她们对此并不感觉惊异或兴趣，看也不看我们一眼，我们也不能提任何问题，成了不会说话的动物。接着我们又走进铁器社、小五金社、缝纫社、布壳社……劳动者多为职工家属。这些中年妇女有的在台式车床上加工小零件，有的在老虎钳上扳螺丝。走过的十几个单位大同小异，给我的印象是家家无闲人。记得1958年政府曾号召城市居民下乡，大专院校也曾动员教职工下乡劳动．剩下的干部、职工家属如今又进入各种各样的手工组和机器社。在那个年月，只有体力劳动才算劳动，否则就是吃闲饭。
中午，我们在公共食堂里休息，正赶上社员开午饭，每人一小碗米饭，一小瓢缺油少盐的蕹菜，俗称无缝钢管。她们小口小口地默默地吃着，饭菜的质量还不如我们带来的馒头和酱菜。
食堂墙壁上贴着小小的墙报，写的是“赛诗台”，刊登了几首写得异常粗劣的跃进诗，内容是干篇一律的快板或顺口溜。我环顾左右，同行者均表情木然，周干事也表情木然。
我的目光审视街头，不见中小学生放学或背书包上课的欢快身影，一切是不可思议的冷清与宁静。我忽然想到今天是星期日，那么，这些木器社、铁器社、小五金厂的职工们为何却在上班呢？莫非是为了我们参观而加班做做样子吗？我以一双记者的眼睛看到的市场萧条，折射出深刻的社会危机已难以掩饰。
刚回厂，周干事就嘱我赶写一份传达稿，“越详尽越好”。这无疑是个难题。既要弘扬时代主旋律，符合劳改八股，又不能太失真，使同行者感觉虚假，只有把看到的景象作亮色处理，说“城市人民公社是大跃进运动中的伟大创举，在党的领导下，众多干部职工的家属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祖国创造财富，他们的艰苦奋斗与奉献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的生活待遇不应高于城乡劳动者的标准。因此，我们更应珍惜自己的改造环境，加速思想改造……”洋洋洒洒，一口气写了20多页，经管教办审核，认为可用，并要我连夜复写十几份，各车间和基建中队传达时一律以此稿为准。
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我内心里常抱怨这几年的报刊宣传和干部说教枯燥刻板毫无感染力，我执笔的传达稿同样是这种模式，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这样的货色才能通行无阻。所幸本车间未指定我去传达，而由划线组钳工唐瑞图去念稿，难为他念了一个多小时，声音洪亮，慷慨激昂，我在台下暗暗叹服：有本事，真有本事！
25重逢林武玉
一天下午，我从宿舍走向车间，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口音呼唤我的名字，停下一看，原来是川大中文系同年级老同学林武玉。他也是调干生，曾在朝鲜打过仗，英武，健壮，比我年长，l957年出了事，现在比三年前瘦多了，面容有些憔悴，双目仍熠熠生辉。我俩紧紧握手，为这意外的重逢而激动。他从沙湾农场调来不久，属基建队中的右派队。我们都意识到这里不是深谈的地方，就相约在本星期日三车间板报组见面。
那个星期日是阴天，车间机床卫生刚检查完，我正在板报组整理材料，他悄悄进来，说已在车间里转了一圈，看到设备齐全，还浏览了几版板报，觉得办得像模像样，想不到你的笔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我觉得在这里长谈也不合适，便一起走出车间。荆竹坝范围很宽，星期日干部和职工进了城，在空旷的通道上散步谈心的人比比皆是，不致惹人注意。
他说：“你离开学校后形势更严酷，整天不上课，大炼钢铁，篮球场种水稻，放卫星，到处乱糟糟，不像个大学的样子。同年级一百零二名同学就有二十来个出了事，胡训政、杨吉甫、黄豹松、史大伟都进了班房，许多人弄去劳教，赵明贤和右派一起劳动。”他还说自己在劳教中几次出事，几乎被机件砸死，又患了水肿病，住进医院，吃过小球藻、康复散，九死一生才侥幸活到今天。我摇头叹息。他接着说：“你关在这里，不了解社会情况。这几年全国闹饥荒，不知饿死了多少人，饿殍遍野，十室九空，百姓普遍活不下去了。劳改队的日子还好些，粮食定量供应，农民到哪里去找饭吃呢，公共食堂只有一瓢清汤汤。老弟，你还在这里耍笔杆，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呀！”
我们边走边谈，遇到车间里的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