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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边走边谈，遇到车间里的熟人，互相颔首微笑，继续慢慢转悠。
“你对目前的形势怎么看？”他问。
“在1957年后，国家就不断向左转，指导方针偏离了正确方向，大跃进得不偿失，农村虚报浮夸，瞎指挥，高征购，才弄到今天民穷财尽的地步。据说彭德怀在庐山为民请命，指出了问题，在那以后继续反右倾，国民经济更加无法收拾，还应了铁托那句话，当年播种微风，而今收获了暴风。”
他点头称是：“目前还有国际方面的问题，你听说了吗？中苏失和，苏联老大哥不赞成我们的做法，已经撕破了脸，撤销了几百个经济援建合同，撤走了专家，还逼我国还债。”
“我从《真理报》上看到苏联同情铁托，只有阿尔巴尼亚站在我国一边，我国在国际共运中相当孤立，但我认为国内矛盾还是主要的。马列告诉我们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他笑了一下：“你还相信马列吗？”
“当然。”我立即回答：“我相信的是真正的创造性的马列，不是僵化的教条。你呢？”
“只要对人民有利的主义我都拥护，让百姓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主义我都不拥护。”他的回答失之笼统。
“这场劫难是空前的，过去谁也不会料到，如今仍看不出有何转机，多少入死去了，我们要坚持活下去，做这个时代的证人，这也许是我们的责任。”
他问我车间的情况，我说：“生产陷于困境，但我人缘还好。”
他感慨地说：“右派队里很复杂，同是受难者却不能患难与共，风雨同舟，槽中无食猪拱猪，不少小人靠出卖别人来保全自己，你也不要大意。”
分手时，他送了我一些现金和粮票，叮嘱说：“如有人问起我们的相遇，只说谈了离开川大后的经历，其余不要涉及。”
患难见知己，异境遇故知，能和林兄交换内心深处的想法，觉得非常满足。
林兄喜帮助弱者。后来得知，与他同车间有个搞美术的、来自郫县文化馆的姓胥的右派，力气不大，许多锤才能砸断一条钢板，样子极为狼狈；林武玉默默走过去，接过胥手中的大锤，喈喈嘴几十锤，一锤砸断一条钢板，砸完后笑笑离去。以后胥逢人便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林大汉！”若干年后林兄改行当了律师，处境大佳，好人自有好报。
26“自然灾害是个筐”
又一个冬天来临了！动力厂实行粮食定量已经一年，钳工每月37斤，车工33斤，收发、检验和宣传员只有27斤，干部定量21斤。每月还要节约两斤，实际19斤，个个饿得精瘦。原来犯人打4两米饭有平平3碗，如今只有平平两碗，稀饭更是清汤寡水，能照进入影。有人一边用调羹舀稀饭，一边唱着：“洪湖水呀浪哟浪打浪呀……”引起广泛共鸣，夜里熬到12点喝2两加班稀饭，上床不久就解溲，半夜起床数次，饥饿已成为头等大事。
这些半饥半饱的人如弃儿，哪有心思劳动？工地上又无干部管理．于是，阴一锄，阳一锄，干一阵，歇一阵，到处乱糟糟的。长期的饥饿产生深刻的饥饿意识，饥饿的滋味如万箭穿心，深入骨髓。饥火如焚，老是觉得肚子饿，咕叽咕叽叫个不停，随时想着吃。于是，谈吃成为永恒的主题。工地离干部食堂不远，那里炒菜的油香传人鼻孔，便猜到是烧豆腐、炒青菜、烧茄子。那时的干部厨房也无丰盛的菜肴，劳教们便联想到自己吃过的鱼香肉丝、红烧排骨、麻辣鸡丁等家常菜。但那些菜肴离现实太远，便谈街头的担担面、烤红薯的浓香和川北凉粉的美味。以往在农村青黄不接的时节，吃煮豌豆煮葫豆、菜稀饭也能填饱肚皮呀！田成义说，敌伪时期日本占领东三省，也实行粮食配给制，大人每月30斤，中人20斤，小人l0斤，但从黑市仍可买到粮食，财主家打发乞丐，残羹羹剩饭还要让人吃饱呢！我想到东德拍过一部影片《每日的粮食》，描写二战后东德的饥馑，为了一块面包，儿子对父亲动手抢劫。我们的光景比东德更为严峻！吃饭不仅是生理需要．而且是心理需要，越饿越想吃，越谈吃越觉得饥饿。本来吃饭是为了活着，如今活着就是为了吃饭，“宁当胀死鬼，不当饿死鬼”，“能吃饱一顿饭，死了也值得！”饥饿腐蚀人的意志，吞噬人的尊严，饥饿更反映了经济灾难、社会危机与政策失误。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怎会弄到这个样子？
田成义原是志愿军司令部的译电员，对彭德怀十分敬重，常常谈起抗美援朝的往事。如毛岸英带来一箱子书，战事紧张的夜晚，仍手不释卷，睡得很晚，黎明时起不来，人们也不便喊他。毛岸英牺牲后，朝鲜为他修了一座“毛泽东之子墓”。听说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写了万言书，他认定彭说的是实话，报纸讲的大好形势则是愚民政策。田成义后来竟成了*。
由于长期的饥饿，生命力消耗殆尽，人人奄奄一息，都设法节省体力。武装管理员和干部也都放弃了体育锻炼，篮球架和单双杠生了铁锈，操场荒草丛生，休息天上床便睡，衣服也懒得洗，数不清的虱子寄生在衣缝里，无力蠕动，当人喝了开水或烤火时才感到奇痒。少数几个人在宿舍门口打纸牌或下棋，却听不到吆五喝六的呐喊声，读书者也极少，饥肠辘辘时，连精彩的情节和优美的文字也引不起阅读的兴趣。文娱组的川剧演出当属一流，也很难吸引铁杆戏迷，人们或坐在小凳上打瞌睡，或躲在角落里闲谈。周末大操场也常放电影，如《太阳刚刚出来》、《红色的种子》、《雾都孤儿》、《鬼魂西行》、《鲨鱼的牙齿》等，优秀影片似乎也丧失了磁性。一次放映影片《五更寒》，描写白色恐怖下农村的艰难，观众们被凤凰山的夜风吹得瑟瑟发抖，牙齿互相碰撞，身上的虱子纷纷落到地面，迄今仍留下深刻的记忆。
在车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报废的35匹马力煤气机如僵死的骷髅，由农村退回废品库。当年日日夜夜加班奋战的产物成为一堆堆破铜烂铁，我不禁想起一部苏联影片中全副武装在战鼓声中挺胸前进的纳粹士兵，一个蒙太奇的镜头转换，竞成为荒野中一排排十字架。在亲属们的家信中写到农村生活，社员一年分到原粮只有百十斤，城乡居民每年发布票只有一尺五寸。在荆竹坝。养猪场被称为动物园，猪总是长不大，肉食可望而不可及。一次食堂打牙祭，不知从哪里弄到鸡肉罐头，干部每人一筒，职工两人一筒，劳教四人一筒，犯人八人一筒，打开时香气扑鼻，放到嘴里便化为一无所有了。这样困窘的局面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总得有个说法呀11961年底，新华社发了一个通稿，各报均刊头条：我国连续两年遭到严重自然灾害，据说是百年罕见的自然灾害。
作为一个报人，我经常编发这类报道。编辑为了论证某个观点，从各方面搜集典型事例，有数字和百分比。有一个专区或一个县、一个乡甚至一个家庭的事实，如此这般以观点引路，给读者以全方位、多侧面反映现实的印象。列宁说过，像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度，要搜集若干个别事例来论证某一观点，那是最容易的事。中国也一样，我国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各种地形和气候带，每年发生局部的天灾非常正常，说全国各地普遍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那就未免是海外奇谈了。我记得《人民日报》1959年还载文痛驳西方报刊关于我国遭灾的说法，说那是帝国主义者可笑的梦呓。我还记得1948年《华中日报》曾发表《全区人民团结起来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的报道，当即受到内部通报批评，说这是缺乏党性的客观主义报道，不加分析地罗列各种灾情，只能使广大群众惊慌失措，对战胜灾害不利。如今新华社和各级报纸为何一反常态大肆渲染所谓百年不遇的天灾呢？
我在板报组的小木房里反复审视这类报道，浮想联翩，思考大跃进以来农业方面的种种失误。什么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乃至几十万斤，分明是弄虚作假，上面对粮食总产量显然是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报载毛主席问过徐水县委书记：粮食太多吃不完，你们怎么办？书记瞠目结舌，不知所对，主席说可以酿造佳酿，可以一天吃四顿，吃五顿。中央甚至认为我国可耕地太多了，用不了那么多地种粮，可以种棉花、油料，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土地休耕，或大种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公社化以来，动辄大兵团作战，大刮一平二调共产风，废除小锅小灶，一律到公共食堂吃饭，破坏了千百年来的家庭生活方式。难怪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都觉得不可思议，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也认为中国的公社是军事公社，像个大兵营，与*主张的自由公社毫无共同之点。将报纸上的只言片语和听到的传闻联系起来，就能展开一幅农村灾难的图画，把它归之于天灾，岂不是最大的谎言吗？中央在1962年初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党中央称这几年的严重局面，来自于“三分天灾，七分入祸。”可见，他的头脑是清醒的。身在底层的人们虽不完全了解刘的讲话内容，但仅凭自己的良知和推测，还是与刘作出了相近的判断。
自然灾害这个说法虽不能令人信服，却是当时以及以后若干年的权威说法，“自然灾害是个筐，一切问题往里装。”从此，动力厂的干部在各种场合大谈“百年不遇的三年特大自然灾害”，作为掩盖问题的*布。
27围炉御饥饿
星期六晚上不学习，难得有片刻的宽松。成品库张干事桌边的一盆炉火还燃着。张干事下了班，杂务组几位知己便到成品库围炉取暖，聊御饥寒。官举俊坐在桌边清理帐目，一边打算盘，一边把晚餐时打的干饭和菜装在小锅里，添了许多水，饭菜在火炉上咕嘟咕嘟地鸣响着，好像在唱一支怀乡曲。罗次岷、李伦和我早已餐毕，便到这儿打精神牙祭。不一会儿，干饭煮成稀饭，容积大为增加，算得上美食了。罗次岷打趣说：“老官的期限快满了，该到饭馆打牙祭了。”老官一边舀饭，一边暇想：“什么时候能炖上一锅肉，炖得J肥戈巴的，进口就化，那才是享受。”官举俊出身望族，吃过满汉全席、烧烤盛宴，如今的向往却如此卑微渺小！
老罗讲起自己的事情，前两天，突然接到周干事通知，说他年逾花甲的老父正在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病，想见儿子一面，管教办同意了，于是得到父子重逢的机会。
罗次岷的老父亲系省政协委员，在成都开会用餐，饥肠辘辘的老人比平时多吃了一个肉包子，竞发生肠梗阻，送川医诊断，需要开刀，亟待亲属签字。老罗的兄弟从宜宾匆匆赶来护理。老罗见到了阔别许久的亲人，又受到兄弟款待，在病房饱餐一顿，真是意外的幸事。老罗感慨说，老父平日进餐十分谨慎，从不多吃一口，如果不是饿慌了，饿枯了，断然不会多吃那个肉包子．也不会有这场大祸。我不由想起川大周菊吾老师讲杜甫生平，说杜甫晚年由蜀北上，漂泊于洞庭湖中，饥寒交迫，船停泊于一座小城，巧遇当县令的一位老友设牛肉宴款待，杜老先生不慎多吃了～点就胀死了。其实胀死是现象，长期饥饿才是本质，我不便接触这个话题，涉嫌借古讽今。
材料库保管员李伦插言说，罗师兄有口福，接着讲成都有好几位同名同姓的李伦，有军人、作家、教师和医生。一次，几位李伦聚会，吃了一餐沙锅鱼头、红烧海参、清炖鱼翅……大家争着付钞，结果还是他请的客。
老官忽然想起锄坝河农场的见闻：“解放初，捕获一批匪首，七人被判死刑。公审大会正在开，要提七名死刑犯上法场，审判员翻阅档案，只有六张判决书，一位姓张的死刑判决书找不到了，只好把那六人带走，立即执行，人头落地，那个姓张的继续被关押。原来是审判员忙于审理别的案子，把他忘记了。两年后忽想起此事，这时政策有所松动，判死刑要省里批准，经重新审理，只判了二十年，后来他表现好又被减刑，此人我见过，你们说怪不怪？”
大家都说此人运气好，保住一条命纯系偶然。我却觉得它反映了我国法制不健全。照理说，一个人犯了死罪，不论何时都该判死刑，如不该处死。何时都不可姑宽，审批权也不可因时而异，变来变去。当时，大家都当做奇闻轶事，好像很正常。
老官又谈起农场草创时漫天风雪，超负荷的劳动难以承受，一度想一了百了，后来慢慢适应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