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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驼帮运往俄罗斯的茶叶迅速增长。仅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就高达 67000 箱，约合 500 万磅。按当时恰克图的市场价格，上品茶每磅 2 卢布，中品茶每磅1卢布，下品茶每磅 卢布。如果都按中品茶计算，销售额高达 500—600 万卢布。利润是对半。俄罗斯商人的利润也与此相当。恰克图每磅 2卢布的茶叶在圣彼得堡可以卖到 3 卢布。据记载，1839 年俄罗斯商人在恰克图以 700 万卢布买的茶叶在下哥德罗市场上卖了 1800 万卢布。
中俄两国的贸易仅在恰克图的进出口总额就从 1757 年的 113万卢布增加到 1800 年的 623 万卢布。出口全是销往中国，进口全来自中国。当年恰克图的贸易占俄国进出口总额的 40％—60％，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 16％—19％。当年的中俄贸易，中国是顺差。俄罗斯政府当时禁止白银出口，俄罗斯商人就把成色相当高的白银做成粗糙的工艺品来补偿。晋商为了安全，就地把这些银器熔化后铸成重达千斤的银坨，用特制的车拉回山西的深宅大院。这种千斤重的银坨谁也动不了，故称“没奈何”。这种“没奈何”运回山西之后再熔化，窖藏或铸成银锭、元宝在市面上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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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遥远的驼铃声（3）
中俄贸易也使恰克图这个本不出名的边境小城成为繁荣的商业都市，晋商纷纷在这里建店铺、设商号。晋商在恰克图的商号最多时达 140 家之多，首推榆次常家。他们家从乾隆时就从事茶叶贸易，子孙相承，前后一百五十余年。他们在恰克图有大德兴、大德诚、大玉川、巨盛川四家商号，贸易额占到市场的 40％。其次是祁县渠家，他们从乾嘉年间开始从事茶叶贸易，“川”字牌砖茶就出自渠家。太谷曹家曾在库伦、伊尔库茨克、恰克图和莫斯科设了经营茶叶和丝绸的锦泰亨商号。在康熙时，曾为恰克图商号之冠。晋商在俄罗斯经商的人数之多，无法统计，仅十月革命后就逃回 3 万余人。
驼帮的衰落其实还不到一百年，我们的另一篇文章会介绍茶叶贸易中一段伤心的历史。那茫茫大漠上的驼铃声并不遥远，当你在山西享受旅游的欢乐时，别忘了奔波在沙漠上的晋商。
来自北方的商机（1）
明初实行的“开中制”为晋商带来了发展机遇。此后，山西商人开始活跃于大同、宣府和北部边镇。
无论对一个人、一个商帮，还是一个国家，机遇都是重要的。晋商的机遇就是明初实行的“开中制”，地点是在大同。
今天的大同是繁荣而又有点污染的煤都，但退回两千多年，这里是多事之地。大同原为北狄所居之地。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拓疆土，设云中、雁门、代三郡，大同属云中郡。秦统一六国后，在此设平城县，辽代改为大同。大同是各个民族交往、融合之地，也是中原汉族政权与北部少数民族纷争之地。汉高祖刘邦北征抗击匈奴时曾在此被围，史称“白登之围”。以后的数百年中，这里也充满了纷争与流血。大同并非大同世界。1368 年，明朝建立之后，大同也是使朱元璋头痛的一个地方。
明朝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退居漠北的蒙元残部仍不时侵犯北部地区，成为朝庭心腹之患。于是，明政府在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的万里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九个军区。大同是蒙元残部入侵、骚扰最多的地区，在“九边”之中最为重要。朱元璋派开国元勋徐达为大同总兵，并建成有“金城汤池”之美称的城垣。
“九边”的驻军达 80 多万，战马 30 多万匹，军需供应成为最严重的问题。朱元璋推行过“屯田制”，但这一带天寒地冻，自然条件恶劣，未成功。后来又由各地政府拨粮饷，但路途遥远，运费超过粮食的价格本身，民苦不堪，常有为此倾家荡产者。当时正值开国之初，稳定经济和民心极为重要。这种由地方政府和百姓运军粮的做法既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又引起百姓不满，不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洪武三年（1370 年），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向朱元璋上书，建议采用“开中制”，或称“开中法”。
“开中制”类似于北宋实行过的“折中制”，就是让商人运粮食和其他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以所运之粮食换取“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建议。当时的规定是每在大同纳粮一石或在太原纳粮一石三斗，可以换取一份“盐引”，一份“盐引”支取食盐 200 斤。
“开中制”对晋商的形成为什么至关重要？我们知道，食盐是人生活的必需品，垄断了生活必需品可以获取暴利。春秋时齐国的管仲认识到这一点，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实行盐业专卖。当时的盐业专卖就是由国家从事盐业生产、运输、批发和零售的经营，私人不能进入这个行业。
秦以后，盐业专卖没有实行。西汉汉武帝听从桑弘羊的建议，实行盐铁专卖，从此以后各朝各代政府都采取了这种做法。在专卖制度之下，盐业成为暴利行业，这就引起私盐泛滥。一些商人为了暴利而不惜冒杀头之险从事盐业走私，唐朝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就是私盐贩子。“开中制”允许商人加入盐业贸易，山西商人（以及陕西商人）就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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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方的商机（2）
山西历来有经商的传统，长期的经商过程中又有资金与人员储备，这样天赐之商机当然不会放过。山西人还长期与北部边疆少数民族之间有贸易联系，向北部边疆运粮也是轻车熟路。山西除南部是产粮区外，总体上并不是产粮大省。但与之相邻的河南、山东都是产粮大省。这些地方传统上也是山西人经商的地方。实行“开中制”之后，山西人就到这些地方收购粮食，运到北部边疆换取盐引。也有山西商人在靠近北部边疆的地区招募走西口的流民开垦荒地种粮，运到“九边”换盐引，这可以称为“民屯”或“商屯”。这时北部边疆的军需主要由山西人供给，他们以粮换盐引也大发其财。明代涂宗的《边盐壅滞疏》中记载：“延绥镇兵马云集，全赖商人接济军需，每年有定额，往往召集山西商人，领认淮浙二盐，输粮于各堡仓给引，然后前去江南盐运使司，领盐发卖，大获其利。”
实行“开中制”之后，山西商人活跃于大同、宣府和北部边镇。他们的规模迅速扩大，在河东和长芦两个主要产盐区都有相当大的势力，并形成了自己的行帮——纲。据雍正时的《长芦盐法志》记载，“明初，分商之纲领者五：曰浙直之纲，曰宣大之纲，曰泽潞之纲，曰平阳之纲，曰蒲州之纲。”这五个纲中，除浙直纲外，其他四纲都是山西人。其中，泽潞、平阳、蒲州三纲以晋南人为主，宣大纲以晋北人为主。这也说明晋商起源于晋南，所以在明初的盐纲中势力强大。这一时期，山西人从事盐业且成功者颇多。有记载者如太原闫氏、洪洞李氏、蒲州范世逵、大同周全、代州冯氏，等等。其中，最大者是我们以后要专门介绍的官商一体的蒲州张、王两家。
促进晋商盐业贸易发展的另一项政策是政府退出盐业生产领域。盐业专卖是政府垄断了盐业生产、运输和销售的各个环节。实行“开中制”，仅仅是放开了运输和销售，生产仍然由政府直接经营，商人获得的仅仅是销售权。官营盐的生产采用盐丁制。制盐是一个极苦的行业，当政府完全垄断时，收入又低，无人愿意从事。盐丁制就是强征百姓为盐丁去制盐。盐丁是一种强迫劳动。盐丁苦不堪言，官府用暴力强制，其效率极低。加之官场腐败，管理混乱，产量极低，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 年），河东盐年办盐课额 42 万引。到正德四年（1509年），所欠盐引达 46 万引。这种状况也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明政府不得不调整盐业政策。
宋代实行“折中制”放开盐业销售后，五十多年间生产增加了 89％，但在元代后生产提高并不多。到明代，河东盐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在采用捞取自然结晶盐时，产量有限，而且往往因为洪水入侵使卤水（池水）变淡，产量并不稳定。明初时采用“且种且漉”的方法，即由捞盐改为垦筑畦埂引卤晒盐。此时限制盐产量的就不是技术，而是“国有国营”的体制了。明正德年间以后，政府允许部分商人自备工本参与池盐生产。
当然，促成这一变革的还是自下而上的推动。在官盐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商人已看到官办盐池的低效率，曾奏请过由商人按引交银，自雇夫役捞办。正德十三年（1518 年），商人吕铃等奏，河东盐地，中池一区已是办纳正课（即完成指定的定额），而东西两头“悉皆遗弃”，建议“每引定价一钱二分，召商中纳，会其雇役捞办关支，庶官民两便”
来自北方的商机（3）
。当时的户部尚书石不承认河东有遗弃的盐池，还把吕铃等人视为奸商玩法，欲治罪。但吕铃等人也有豪贵的支持，此事不了了之，盐业生产实际上放开了。以后完全实行了“畦归商种”的政策，废除了官办制。到清康熙十九年（1680 年），有盐商（制盐者）513 名，每商一处，领池地 8 分 3 厘。每领一号畦地，纳课六锭，每锭纳银 50 两，即一号畦地纳银 300 两。
盐业生产的开放，增加了产量，促进了贸易。在宋代，潞盐最高年产量为 8000 多万斤。明代实行民营之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年产量达 亿多斤，增加了近 倍。河东盐的产量增加，行销地区扩大了，原来一些销两淮盐的地区改销河东盐，如河南的洛阳、汝宁、南阳及陈州。当年，河东盐占领了河南、陕西和山西。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山西人把商业扩展到了更广泛的地区。
“开中制”是盐业的“国退民进”。山西人利用这个机会，做大了以盐业为主的贸易。随着山西人把买卖做到更广泛的地区，他们需要相互之间的帮助，这就形成了“纲”，形成了以地域乡情为纽带的松散商业联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晋商。晋商起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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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中制”到“折色制”（1）
明代中期，盐业政策转向“折色制”。山西大盐商迁到扬州，剩下的人开始寻找与北部少数民族进行贸易的机遇。
抓住一次商机，只有一时的辉煌。不断抓住新的商机，调整自己的经营，才有持久的辉煌。晋商能够成就五百年的辉煌，正在于他们抓住了历史提供的一次又一次商机。也许他们没有听说过“与时俱进”这个髦得合时的词，但却实践了这一点。
明代中期，盐业政策由“开中制”转向“折色制”。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政府逐渐增加了向“九边”拨运的响银。天顺、成化年间，在推行纳粮开中的同时，也允许纳银开中，以后在盐运司纳银开中逐渐成为主要形式。这些银子运到户部的太仓府，作为京运年例银调拨到“九边”。于是，以银货为中心的边饷筹集体制逐渐取代了以实物为中心的体制。“开中制”已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弘治五年（1492 年），户部尚书叶淇变法，把纳粮开中改为纳银开中，并提高了盐引值。这就是“开中制”变为“折色制”。在“折色制”下，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纳粮换盐引，而是在内地就可以到盐运司纳银换取盐引。
盐业政策的变化必然影响到盐商。盐商分为“边商”与“内商”，“边商”是在边疆纳粮换取盐引的商人，“内商”是在内地纳银换盐引或购买“边商”的盐引从事贸易的商人。“边商”利用的是地理位置的优势及“开中制”下对盐引的控制。实行“折色制”以后，在盐业贸易中，“边商”的地理位置优势没用了，也无法控制盐引。“内商”控制着两淮的主要盐场，资金雄厚，迅速发展起来，而“边商”逐渐衰落。而且，由于扬州临近两淮盐场，“内商”逐渐向扬州集中。扬州的盐商包括徽商与晋商。晋商中，仍然经营盐业的逐渐迁往扬州，其中著名的，如太原望族贾氏由“边商”转为“内商”，举家迁往扬州；清初著名学者闫若琚的第七代先祖“业盐策迁淮”；代州人杨继美迁扬州后不仅商业做得大，而且颇有文化，被推为盐商祭酒；临汾的亢氏和大同薛氏都成为扬州著名的盐商。
在“开中制”和“折色制”下，纳粮或纳银换引无须什么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