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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3）
山西商人在新疆哈密、巴里坤这一带的活动始于康熙末年，是随清驻防而去的。起初以运粮为主，以后经营茶叶，并向内地贩卖玉石。此外，晋商还在四川雅州、青海松潘这一带地区经商。
晋商在各地经商都对当地有重要影响，即使像苏州这样繁荣的地方，晋商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道光八年（1828 年），由于商业用银多由票号汇兑，少了数百万两现银而使苏州市场波动，物价飞涨。这些发达地区的经济和商业本来就发达，晋商的到来，再重要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对于北部落后地区，晋商的到来就是“雪中送炭”。而且，到这些地方来从事商业活动的绝大多数是晋商。所以，我们重点介绍了晋商在北部边疆地区的活动与影响。
记得有一幅画是表现“领袖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我想，如果画一幅晋商在全国活动的画，就应该写上：“晋商走遍全国，商也富来，民也富。”今天，当我们为这些地方经济发展而欢呼时，不要忘了当年晋商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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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桶金由何而来（1）
了解晋商如何挖到第一桶金，是对历史和先人负责，也可以启示今天希望成功的创业者。学晋商，先学晋商的品德。
在一个传统社会中，当少数人致富之后，社会上总难免有各种怀疑与猜测。这就有了第一桶金来路不正的“原罪”说。有些富人也内心不安，编造了各种“神助”的神话。
太谷北村的晋商大户曹家声称，自己的第一代创业者曹三喜在外卖沙锅时，有一次住在一个闹鬼的房子里。结果，晚上发现满地是金银财宝，从而发家。旅蒙商号大盛魁也编造了一神秘老人留下银子的故事，并煞有其事地设立了“财神股”。在一个人们普遍信神信鬼的社会中，这些故事也许会有人相信。但说得多了，反而会有越描越黑的效果。
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过程也许充满了对外殖民、掠夺的血和泪，但晋商的第一桶金主要还是来源于自己的勤奋和才智，再加上抓住了“开中制”和清王朝统一中国这样的好时机。晋商中许多成功的大户，如曹家、乔家、候家、冀家、渠家、常家等，都是从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经过很多代人努力成为富商的。他们在成功之后也走了官商结合之路，但在起步挖“第一桶金”时，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就是明代张、王这样富可敌国的富户，起先也是自我奋斗，成功后才有人去读书、当官，靠权力而达到顶峰的。了解晋商如何挖到第一桶金，是对历史和先人的负责，也可以启示今天希望成功的创业者。
美国社会学家乔治·吉尔德在《财富与贫困》一书中指出，“财富大半是思想的产物，而不是金钱的产物。”这就是说，人之所以穷，主要是自己安贫乐道。一个人只要想富，总可以通过奋斗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晋商最集中的晋中这一带，自然条件恶劣，人多地少，生活相当艰难。那些安于贫穷的人，就一代一代地在这块土地上自生自灭。但少数不甘贫穷的人却在寻找并尝试不同的脱贫之道。
在封建社会，穷人的脱贫之道一是“造反”，二是经商。山西民风纯朴，没有造反的传统。历史上，没有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在山西，也没有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或重要将领是山西人。于是，那些不甘贫穷的人，就走上了外出寻找脱贫之道的漫长而艰难的旅程。明代王家兄弟王瑶、王现走遍了大江南北；明末范家的范永斗奔波于张家口和辽东之间；清初曹家的曹三喜来到了辽宁朝阳；乔家的乔贵发来到了内蒙古包头；常家的先人来到张家口这一带；侯家的侯万瞻父子从南到北贩运丝绸，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渠家先祖渠济是走乡串户的货郎，以后又到包头。这些今天如雷贯耳的晋商名家，哪一家不是不甘贫穷，走上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创业之路？没有改变贫穷的决心，他们如何能走上这一步？
外出经商其艰苦自不必说，关键是要能经得起惨败的考验。当年乔家的广盛公在包头从事“买树梢”的投机买卖。“买树梢”相当于买青苗，在春天把农民未长成的庄稼买下，到秋后按预定的价格收购。未来是不确定的，“买树梢”是大收益与大风险并存。乔家有一次“买树梢”失败，濒临破产，幸亏有同仁相助才渡过难关。以后，乔家用三年的时间还清旧债，才有了新起步，并把广盛公改为复盛公。如果面临破产、债权人讨债，乔贵发一死了之，以后还有乔家吗？晋商中这种从困境中求生存与发展的例子不少。那个时候，支撑他们的不是财产，而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在以后变成巨大的物质财富。
第一桶金由何而来（2）
与成功的晋商同时出去闯天下的人当然不止我们今天知道的这几家，但为什么只有他们成功了，而失败的是绝大多数呢？我想这有一个眼光的问题。换句话说，成功的人不仅要有艰苦奋斗、不怕挫折的精神，还要有超出别人的眼光，能抓住商机。仅仅能吃苦、勤劳、坚强，还不能保证成功，还需要有能力。有眼光和能力，才能抓住别人看不到或抓不住的商机。
张、王两家抓住了“开中制”后的盐业贸易，侯家抓住了丝绸贸易，常家抓住了与俄罗斯的茶叶贸易，范家抓住了与尚未执掌中原的女真人的贸易，日升昌抓住了票号业，这些我们都已熟悉。这里，再讲一个并非晋商著名大户的例子。
明代嘉靖年间，山西蒲州（今永济市）商人王海峰从事盐业贸易。当时长芦盐场官僚显贵与地方豪绅上下勾结，制造土盐和走私的人相当多，销售量锐减，许多盐商纷纷离去。王海峰想，长芦盐区是当年齐国管仲靠鱼盐之利起家的地方，现在的状况只是暂时的，别人走了，这不正是自己的机会吗？他上书政府整顿盐业，增加税收，这当然与政府的想法一致。长芦盐区整顿后，生产和运销再一次繁荣，王海峰的盐业生意由此做大了，他也成为当时颇有名气的富商。
还有一位更不出名的山西交城县农民王权，家境贫困又遇大灾，投奔兄长当伙计的店，照顾有病的东家。东家被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感动，给他 500 两银子开店。王权回乡时认识了一位在李自成军中管后勤的小官，知道他们正进军北京，而且势不可挡。王权注意到义军带的是一种陕西米脂一带的凉帽（李自成进北京油画和昌平李自成塑像上的那一种），估计他们到京后凉帽都坏了，必定要换。于是，他便到陕西大量收购。凉帽从 3 个铜钱涨到 18 个，他仍然收购，以后李自成部队进京，以每顶 两银子的高价收购凉帽。王权大赚一把，被称为“凉帽王”。市场上机会常有，但能看准并抓住的人并不多，成功的晋商就是这为数不多的智者。
我们常讲“小富靠智，大富靠德”。这就是说，成大事者不会去玩弄那些权术，而在于有做人的大德。许多人在开始创业时往往饥不择食，什么缺德事也干。晋商中这样的人当初肯定也不少，但他们以后无一成大事，赚几个小钱后就销声匿迹了。所以，留下的都是做成大事者的成功事例。
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致庸坚决制止往胡麻油中掺假一事，历史上确有其事。当时，许多商人普遍的做法是把小米粥的汤用搅拌法掺入油中，短期内从颜色上看不出来，也不致毒死人，或者吃下去后有不良后果。乔致庸反对的正是这种做法，要卖就卖货真价实的油。还有一件发生在乔家复字号的事是，当时许多商号卖面时缺斤短两，但复字号卖的一斤面实际是一斤一两。表面看去，乔家是傻子，实际上消费者并不傻。他们以后都到乔家买面，把其他商号都挤跨了。我想，《乔家大院》中每块 1 斤的茶叶实际上是 1 斤 1 两，应该是根据这件事的艺术创造。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商号总以为自己比消费者精明，就用了各种方法蒙骗消费者，实际上消费者什么不明白？经济学告诉人们的一个真理是：人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千万别以为自己比别人精明。把别人看成傻子的人自己才真傻。当年那些卖掺假的麻油、缺斤短两的面粉的人，哪一个以后成了大家？骗得几个小钱回去，又能过几天日子，遑论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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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桶金由何而来（3）
许多人都关心如何创业，如何致富。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葵花宝典”，道理简单得很。当年晋商是这样走过来的，市场经济各国的企业家是这样走过来的，今天的人仍然要这样走。道理并不难，无非是有人不愿意这样走，总想找一条捷径而已。
对于“原罪”说，我是不相信的。我想那不过是想当然，不过是对成功者的一种敌视。那些有“原罪”的创业者，即使当时看去无限风光，但很快就会受到惩罚。赖昌星、顾雏军之类当年靠骗术上过“福布斯”排行榜的人，倒台不也就在几年之间吗？只有那些靠勤奋、才智、人品致富者才是大将之才。
看晋商，想现在。学晋商，先学晋商的品德，才没有白来一趟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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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银行乡下祖父的祖父（1）
票号出现在山西，由晋商首创，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山西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这位“祖父”来自乡下，“土”是“土”了点，但与如今拥有高楼大厦的银行却有剪不断的联系。不过，这位“乡下祖父”还有更“土”的“祖父”，这“祖父”就是票号之前的金融业。只有了解票号之前的金融业，才能了解票号；只有了解山西票号出现之前山西金融业的发展，才能了解为什么票号最早出现在山西，以及为什么那么成功。
只要有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就会有为之服务的金融业。从历史的顺序来看，货币的出现晚于交易。作为最早的生息资本，高利贷与商业资本是一对孪生兄弟，同时产生于商品交换已相当发达的奴隶社会。金融业正是由这种生息资本发展而来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金融业的业态包括典当、印局、钱庄、账局和票号。晋商早就进入这些行业，并颇有成就。
金融业的前身是高利贷的生息资本。高利贷通常采用了三种形式：放贷获得利息、用钱买青苗，以及以高于市价的价格赊销商品。在晋商中，高利贷资本存在的时间相当长，而且也相当广泛。向高利贷者借钱的不仅有急需资金的百姓，也有商人或官员。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当人们资金周转有困难，或者急于扩大业务时，获得资金的方式之一就是向高利贷者借贷。晋商中采用过的“买树梢”实际上就是买青苗。历史上有许多山西人放高利贷，甚至引起借贷者家破人亡的记载。
把高利贷活动企业化，这种企业就是典当或称当铺。当铺是专门收取抵押品而放款的特殊金融机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典当行” 的解释是：“接受家庭用具或个人财物作抵押贷款给顾客的行业。典当业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业之一，在中国二三千年前即已存在；西方典当业可以上溯到中世纪。”对中国典当业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但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是起源于南北朝时的佛寺中。最早的两家典当铺都是寺庙：一家是南齐的招提寺，另一家是南梁的长沙寺。
山西人何时进入典当业已不可考，但最晚在明代山西人已在经营当铺，因为历史上有明天启七年（ 1627 年），大同城内当铺被官军抢劫的记载。因此，山西人进入当铺行业肯定要早于这个年份。明清时代，山西典当业相当发达， 典当也是晋商多元化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清康熙年间，全国有当铺二万二千多家，其中山西境内就有四千七百家，约占五分之一。其他省份的当铺中，有五分之四由山西人开设并经营。当时的说法是，南方当铺的经营者主要为徽州人（尤其是休宁人），而北方的当铺主要是山西人。
与典当相关的高利贷是印局。印局是从事短期高利贷活动的商号，它们所借出的钱被称为“印子钱”，其对象主要是急需用钱的城市贫民和小商贩。印子钱不要抵押品，全凭借贷者的信用，而且期限短。典当通常为三个月、半年或一年以上，印子钱则是一天、十天或三十天。所以， 印子钱的利率也远远高于典当。甚至还有一种称为“扣头”的做法，如借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