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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试着请示肖姆龙，但是无线电联络信号非常差。就在这时，依库提·亚当从空中指挥部通知肖姆龙，应该摧毁米格战机。阿姆农在无线电里收到这个命令，将它转给了海姆，然后海姆又转给了肖姆龙。但是，肖姆龙告知他们自己正忙着疏散人质，所以此时不要拿米格战机的事情来干扰他。
因此，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欧姆没有得到答复，于是独自决定要摧毁这些飞机。因为他从约尼那里得知，原则上的决议之一就是要炸掉飞机。欧姆用机枪对着米格战机挨个地一阵猛射，飞机从头到尾全是被打穿的弹孔。而且，有两三架飞机发生了爆炸，燃起的冲天火焰照亮了整个机场。肖姆龙在远处看见这个场景，不知道欧姆的属下为什么对飞机开火。于是，他用无线电联络肖之后询问了其中的缘由。肖感到很茫然，不知道如何回答。但是，亚当的命令好歹被执行了，即使命令没有真正经过正规的程序传达下去。
在约尼被抬上飞机后不久，第一批人质抵达了大力神运输机。飞机舷梯旁边的医疗小组正在努力地抢救约尼，而那些失魂落魄的人质正迈着沉重的步子经过他们身旁进入机舱。但是，这点轻微的干扰对约尼的伤势不会有任何影响。两名医生停止了抢救的努力。约尼已经魂归西天，无法再让他复活了。他的尸体被抬到飞机前部，安放在那里的一副担架上，并且用铝制的医用毯盖起来。
整个机场已经被肃清，包括主跑道区域在内。几分钟之后，大力神4号飞机将搭载获救的人质从那里起飞。
控制着主跑道的新航站楼已经在行动开始之时被伞兵部队所占领。他们紧跟在约尼的奔驰车和两辆吉普车后，从大力神1号飞机徒步走下来。在往新航站楼方向行进了一小段路程之后，他们在大楼不远处的湿草丛里安扎下来。从那个位置，他们可以辨识出侦察营的三辆汽车在朝旧航站楼行进，直到最后消失在视野中。伞兵队员面向大楼铺开。如果有人攻击他们，他们要做好还击的准备。同时，他们也在焦急地等待着远处传来的枪声，因为那预示着旧航站楼的行动已经打响，而且那也是他们向新航站楼突击的信号。大楼内外灯火通明，而且入口前方的广场看上去非常荒凉。部队的指挥官维尔奈发现在入口附近有一个户外楼梯，于是向一名队员作出指示，务必要在突击开始之时从楼梯爬上屋顶。
他们听到枪声响起，那是侦察营与乌干达哨兵爆发的冲突。于是，伞兵队员开始向新航站楼奔去。苏林没有等待队伍的指挥官——维尔奈刚才跟他讲话来着——而是和其他士兵冲进了大厅。苏林的队伍本来被安排冲到屋顶；由于不知道使用户外楼梯的指示，他在大厅里寻找通往屋顶的楼梯。几个乌干达平民看起来非常惊讶，坐在地上默默地东张西望，没有插手周围的任何事情。苏林所在营队的指挥官尼赫迈亚派了几名士兵赶往二楼，而苏林也跟着他们。
他们发现二楼几乎是人迹罕至。苏林从一个宽大的窗户里看到自己的队员正从户外楼梯爬向屋顶。从二楼找不到出路抵达这段楼梯，于是他的队友从对面的窗户里向他示意，他应该冲到外面然后绕道过去加入他们。苏林从大楼主入口冲出去的时候，发现马坦·维尔奈站在那里，并且听到远处从旧航站楼传来的枪声。而直到现在，新航站楼的一切都显得非常安静，一声枪响也没有发生过。那些企图逃跑的平民被抓获之后带到了大厅里，而其他人也被挟持在了那里。因为有令在先，苏林把以色列制的加利尔步枪竖起翘在脖子上，但是安全栓已经开启。早前发布的命令要求开启安全栓，是因为队员可能会在这新航站楼里遇到平民，而不会遇到任何乌干达士兵。苏林急忙冲向大楼拐角处的户外楼梯，打算飞奔上去追他的队友们。楼梯依一个方形立柱而建，因此人从一侧爬上楼梯的时候，立柱就会将另一侧部分隐藏起来。
苏林到达二楼平台的时候，突然发现两名乌干达人，一名穿着警察制服的男子和一名从楼梯上朝他走下来的女子。那个男人立刻将手枪瞄准了苏林，在不到3英尺的距离之内毫不犹豫地连发两枪。第一颗子弹打偏了，而第二颗子弹击中了苏林的脖子。苏林倒在台阶上的时候，两个人迅速往楼梯下方逃离。由于这次跟敌人遭遇事发突然而他步枪的安全栓又是开启的——这本身就说明他没有预料到会使用武器——苏林从来没有先发制人的机会。乌干达人的这两枪是发生在新航站楼的唯一的交火行为，但是对于苏林来说，它们意味着一个生命篇章的开始。
马坦·维尔奈听到枪声的时候，带着他的指挥小组的医生迅速冲上了楼梯，而此时乌干达人显然已经逃跑了。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一把加里利步枪横在楼梯上。几步之遥的地方，他们发现苏林趴在台阶上，从脖子上流出来的鲜血染红了地板。
苏林处于完全清醒的状态，但却不能说话。当他意识到自己不能移动手脚的时候，才知道子弹已经击穿了他的脊柱。但是，他依然不清楚自己到底伤得有多严重，或者这个伤痛是永恒的。不久之后他才知道，这次行动让他付出的代价几乎要高出任何可以偿还的事物。
吉普车继续在旧航站楼和大力神飞机之间往返奔忙，将人质运送到飞机上。戈兰尼部队的卡车也由于形势所迫加入了行动，而且还有几名戈兰尼士兵过来协助撤离人质。
步兵和伞兵指挥部的首席医疗官伊弗雷姆医生，以及戈兰尼部队的医生也都赶到了旧航站楼。戈兰尼医生和大卫一起，对入口广场上的伤员进行治疗。大卫回忆说，他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事情上——不是因为战斗太激烈，而是因为掩护部队射向控制塔的震耳欲聋的炮火声。
那个时候，在突击队员和沙尼的装甲车的护送下，一些人质已经分成几个队伍徒步走向飞机。在路上，沙尼小心地将装甲车的探照灯转向控制塔，希望让那里的乌干达士兵无法抬起头然后向人质开枪。
当一队人质接近飞机的时候，率领他们的阿姆农指着飞机说：“就是这里。”人质不再有任何言语，开始朝飞机跑去。戈兰尼士兵在飞机后舱门的两边呈扇形排开，使那些惊慌失措的人质能够向机舱汇集而不至于跑进深草丛中。
在大力神飞机迅速装满人质的时候，戈兰尼士兵试着清点数目，因为他们被要求这样做。米歇尔·巴科斯机长登机之后，看见约尼的尸体被银色的毯子包裹着。“这是谁？”他问一名士兵。“一位军官，”士兵回答道，“他已经死了。”
获救的人质拥挤在大力神飞机的机舱里，一声不吭地站着。也许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自己正在远离一个地狱。而这个地狱，是他们在一周以前飞机在地中海上空被劫持之后就陷进去的。那一周里，很多人开始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生命的尽头可能即将来临。早在31年前，伊扎克·大卫曾在纳粹的集中营里绝望过。而现在，他因为受伤躺在一架以色列飞机的机舱里。几分钟之后，他将从这个新的死亡陷阱脱身飞往安全地带。这个时候，他甚至不知道离他几英尺外的地方有一具尸体。而这个人，指挥了这次解救他们的行动。
用带子固定在飞机舱壁上的担架分为上下两层。下层的担架上躺着让·雅克·迈蒙尼，这名人质因为在突击行动中跳起来被伤得很重；上层的一副担架躺着被子弹伤到心脏的布洛克维奇。上层左边的担架上躺着一名腿部受了轻伤的侦察营士兵。另外一副担架上躺着骨盆被击中的帕斯科·科恩。当大卫在大厅外面抢救他的时候，他还非常清醒。而在被转移到撤离的飞机上后，医疗小组甚至一定程度上成功地稳定了他的伤势，但是后来由于伤势恶化，这些医生也没能挽救他。
一名叫宜兰·哈图的获救人质走到多尔医生跟前，说自己不知道是应该飞回国内还是留在恩德培。“昨天，我的母亲因为一片肉卡住了喉咙，被送往了坎帕拉医院。”这个万分焦虑的哈图说。“或许，我应该留下来以便确保她的安全。”
“如果你留下来，”多尔告诉他，“他们肯定会杀了你。但是，像你母亲这样上了年纪的女人，很有可能会生还。”多尔错了，至少在再次想起这件事的时候。突击行动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那天清晨，伊迪·阿明的士兵把哈图的母亲从医院的病房里抓走，然后无情地杀害了她。这位母亲享年75岁。
获救的人质和伤亡人员挤满了飞机，而驾驶员哈里尼想要尽快离开机场。于是，他让装机工程师报告飞机上的人质数量。而那个人回答说，所有的人质都上了飞机，但是哈里尼坚持让他以书面的形式把登机人数写给他。装机工程师只得写在一张纸片上，然后把它递给了哈里尼。上面写着93名人质，还有两具尸体。哈里尼要求更详细的报告，包括阵亡人员的名单。因为根据他接收到的数据，恩德培应该有106名人质。现在，纸片的另一侧已经列出了阵亡人员的名单：伊达·布洛克维奇和让·雅克·迈蒙尼。而名单的最后列着第三个人：约尼中校。尽管戈兰尼士兵反复清点，飞机上的人数和已知的人质数量就是不吻合。但是，人质自己都非常确信，除了朵拉·布洛克之外，所有的106名人质都上了飞机。
自从飞离沙姆沙伊赫之后，哈里尼第一次从座位上起身，然后走到机舱尾部去看望那些人质和伤亡人员。
最上层的担架上躺着一名侦察营士兵——他是这架飞机上和人质一起活着回来的唯一一名侦察营成员。在行动结束之后这几分钟，人质都还没有机会看到其他人。哈里尼把手放在这名伤员的肩膀上。而人质都聚集在他的面前，大部分坐着，还有一部分站着，并且所有人都凝视着空中。人质中间夹杂着戈兰尼士兵、医疗队员，还有空军机组人员。因为舱内的拥挤，哈里尼沿着舱壁只走了几英尺的距离。寂静，笼罩着一切。
哈里尼立刻辨识出了米歇尔·巴科斯。因为他穿着白色的制服，佩戴着飞行员的肩章。于是，哈里尼向巴科斯示意，让他过去。
“你是法航的飞行员？”哈里尼用蹩脚的法语问。“是的。”
“你所有的机组人员都在吗？”“是的。但是，我的乘客怎么样了？”“他们都在这里，”哈里尼告诉他。“不过除了朵拉·布洛克。我们必须要马上起飞。”哈里尼和一些乘客简单交流了几句，其中有一直以后备人员身份在他属下服役的乌兹·戴维森，然后返回驾驶舱请求允许起飞。他从驾驶舱里依然可以看到控制塔方向传来的一阵阵炮火，只能祈祷这些子弹不要射中他的飞机。“我们坐在机舱里，伴随着引擎的轰鸣，而且追踪器从各个方向飞来。”哈里尼回忆说。“毕竟，飞机能做什么呢？这个由电子管、电线和电缆组成的庞然大物，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个想法从我的大脑里闪过：愿上帝保佑以色列——让飞机安然离开吧。”哈里尼接收到起飞的许可。自从他把飞机停靠在旧
航站楼附近已经过去了26分钟，而这段时间对哈里尼来说似乎成为了永恒。大力神4号飞机出发了，将那些炮火甩在了身后。哈里尼沿着对角处的着陆地带滑向主跑道，然后转弯朝着南面加速。飞机很快掠过新航站楼，飞跃到了维多利亚湖的上空。而此时，是以色列时间夜晚11：52。仅仅在第一架飞机着陆51分钟之后，这些人质就踏上了自由的旅程。哈里尼迅速将飞机掉头向东，飞往肯尼亚的边境。不一会儿工夫，飞机已经远离了恩德培机场，远离了任何真正的危险。
在对旧航站楼进行彻底的搜查之后，穆吉断定里面不再有人质，然后侦察营的突击队员开始了撤退行动。施洛莫的任务之一就是确保不能让一个队员落下。他的手里拿着一个硬纸板，上面写着所有队员的名单。他站在一辆吉普车上，开始大声喊出队员的名字。每当一个队员回答的时候，他就在名字旁边做个标记。
“约尼·内塔尼亚胡！”施洛莫在名单的中间喊出了这个名字，然后等待回答。
“他受伤了，”有人喊道，“他们把他和人质一起带走了。”
这时，施洛莫才回忆起他的脑海里塞满了过去一个小时的记忆——突击过程中是如何看见约尼在他面前倒在地上的。施洛莫继续点名。
点名结束的时候，突击队员驾着车往新航站楼前面的停机坪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