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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飞机离开肯尼亚的时候，以色列部队中还没有传来任何死亡的报告。“当最后一架飞机从内罗毕起飞的时候，”古尔的秘书雷切尔说，“这是一场欢庆的开始。总参谋长的司机从某个地方拿来几瓶香槟，然后每个人举杯相庆。最后，他们离开了。办公室又恢复了平静，而莫塔和哈盖·瑞格夫独自留了下来。我走到厨房喝了一些咖啡。突然，其他秘书跑过来，逮着我就说：‘约尼牺牲了。’他们说的是哪个约尼自然清楚了。我放下所有的事情来到总参谋长的办公室。我打开了两分钟前离开的那扇门，那个时候门里面充满了胜利的喜悦，而这种喜悦甚至意味着没有伤亡……然后我看见总参谋长坐在那里，阴沉的脸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更别提哈盖了，因为他已经彻底地崩溃了。不到一分钟，所有的喜庆气氛已经烟消云散……就好像，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每件事都有自己独特的分量。”
这个消息是埃胡德在内罗毕打电话告知古尔的。古尔来到佩雷斯的办公室，而这位国防部长已经躺下休息了。“他起来开门，”古尔说，“当他听说此事的时候，他彻底地震慑了。首先，让他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在不知道约尼死讯的时候就欢庆胜利；其次，我能发现他在默默地为此哀悼。他说‘天哪’或者类似的话，犹如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一般……不像一个国防部长听到军官阵亡时的表现。”
佩雷斯在日记中写道：“凌晨4：00，莫塔·古尔走进我的办公室，然后我发现他非常地悲伤。‘西蒙，约尼牺牲了。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心脏。很显然，子弹来自于控制塔……’”
“在这个狂乱的一周，我第一次，”佩雷斯写道，“再也无法抑制住泪水。”
阿维还在侦察营基地。白天的时候，他特意留下来出席了一个新闻发布会，然后又去了一个情报中心，在那里了解最新的行动战报。直到凌晨1：00的时候，才传来最后一架飞机离开恩德培的消息。他接着把约尼的车开到了侦察营基地。他没有到自己的营房睡觉，而是在办公室的电话旁边躺下来。凌晨4：00的时候，电话铃吵醒了他。电话另一头的军官告诉他，约尼的伤势非常严重，也不知道他的命运如何。几分钟之后，这位军官再次打来电话说，约尼牺牲了。
茫然无措的阿维走出了办公室。外面，天空中第一缕微弱的曙光乍现，一切都鸦雀无声。阿维穿过训练场来到电话总机室。
因为无法入睡，侦察营的秘书都整夜守在电话交换机旁边。他们知道，阿维刚才接过电话。
“情况怎么样，阿维？”他们看见阿维出现就连忙问。
当他把约尼牺牲的消息告诉大家时，所有人都失声痛哭起来。
阿维没有按照和约尼之前商量好的一样亲自开车去机场，而是留在侦察营安排车辆去迎接那些返航的队友。“这真是太令人痛心了。约尼没能活着回来的事实，让整个行动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我不想说是失败，但却很难定义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阿维说。“当然，我们的目标实现了。即使大家都觉得行动一定会有伤亡发生，但没有人会想到在行动取得成功的同时，却带来了约尼的死讯。这真是让人无法接受。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是，当率领整个部队的侦察营指挥官阵亡的时候，没有人怀疑这个事实太残酷了。”
返回以色列的旅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大力神4号飞机上，获救的人质几乎一动不动地坐着，没有人起身，甚至也没有人去厕所。在飞机的前舱安放着阵亡将士的尸体。这也许会让那些已经重返自由的人们更平添了不少伤感的情绪。而且，他们所经历的那种惊恐还没有完全消退。几个小时的空中飞行之后，一位女士举起了手。斯内医生走了过去。她从身子底下拿出一个她一直坐着的东西，而斯内发现她递给他的是一个装有微型手榴弹的弹药袋。他猜想，这个弹药袋应该是担架被转移到前舱的时候从约尼身上滑落的。有好几个保险盖都是打开的，所以手榴弹可以被迅速拔出然后引爆。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是空的。
应哈里尼的邀请，米歇尔·巴科斯坐到了驾驶舱的前面。想起看到的那些阵亡将士，巴科斯没有任何的愉悦心情让自己轻松下来。
哈里尼通过和人质的简单交流，得知他们对巴科斯可谓赞扬有加，而且哈里尼对巴科斯和机组人员在飞行期间为他们指示航线表示感谢。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感谢我，”巴科斯说，“我的职责就是照顾好这些乘客。我不希望任何人因此而感谢我。”
在大力神1号飞机上，突击部队和伞兵特遣队的一些队员已经入睡了。其他人都安静地坐着，陷入了沉思。不过，有少数几个士兵时不时地在彼此交谈，大部分说的是有关行动的事情。也有一些人，因为行动取得成功而且安然无恙地踏上回家的旅途而欣喜万分。哈森医生独自坐着，脸上充满了对眼前情景的哀思，因自己竭尽全力还不能挽救这些生命而悔恨。他的思绪一刻也停不下来，也无法将过去的一切抛在脑后。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忆抢救伤员的步骤。他不断地问自己，是否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是否想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
飞行期间，机组人员为了消遣打开了无线电——而且意外地收听到以色列军方电台对恩德培突击行动的一则报道。他们表现得怒气冲天，因为他们还必须在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狭窄的国际水域上空长途跋涉。而且在此期间，他们对于任何想要拦截的企图都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后来，士兵和机组成员听说伊迪·阿明发布声明——已经“重新占领”恩德培机场——的时候，所有人都哄堂大笑。
清晨时分，以色列的幻影战机出现在他们眼前，准备将这些大力神运输机护送回家。对飞行中队的成员来说，这是一个欢迎的场面。所有完成的计划和目标都标志着行动已经结束。
飞抵以色列领空之后，人质才表现出精神奕奕和欢呼雀跃的神情。上午9：43，他们的飞机降落在特拉诺夫空军基地。多尔医生走下飞机的时候，捧着约尼的弹药背心，这是他还在恩德培时藏在约尼的担架后面的。他在寻找一个可以将它托付的侦察营士兵，然后他发现了阿米拉姆·列维。而结果是，他将要取代约尼成为侦察营新任的指挥官。后来，阿米拉姆回到侦察营的时候，从弹药背心里费力地拔出了一杆被损毁的AK…47冲锋枪。而正是这种枪的一阵扫射，夺走了约尼的生命。
人质被带去参加一个通报会，并要求他们不要对媒体透露任何关于救援行动如何展开的信息。后来，他们回到了大力神飞机，接着又飞往罗德机场。那里有一场盛大的招待会在等着他们。人群欢歌笑语、手舞足蹈，挥动着旗帜。人质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被记者和摄影师给团团围住。哈里尼和机组人员在飞机上等待人质散去以及那些闪光灯消失之后，才从飞机里走出来。哈里尼在飞机外面遇到了外交部长伊加尔·阿隆。
“阳光普照，鲜花怒放。”哈里尼开始吟诵哈伊姆·纳曼·拜力克的古典希伯来诗文。《屠戮城市》一文讲述的是犹太人在1903年残忍的基什尼奥夫（摩尔多瓦共和国首都）大屠杀中的孤立无援以及国际社会对他们处境的漠不关心。哈里尼没有吟诵下一句“刽子手杀害了”，而是指着远处说：“以色列的旗帜在迎空飘扬。”
阿隆开始哭起来。其他飞机也在特拉诺夫着陆。沙尼从驾驶舱往后走向飞机一侧的舱门。“飞机上的人数大致差不多，大家坐着的方式也跟出发时一样，除了奔驰车的方向颠倒后变成了面朝前方。我们着陆的时候，第一个迎上飞机的是拉宾总理，他看上去非常兴奋。拉宾第一个跟我说话，而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约尼在哪里？’他想亲眼看看约尼的尸体。”
侦察营士兵都离开了飞机。穆吉走出来的时候，佩雷斯转过身问他：“约尼是怎么牺牲的？”
“他第一个冲出去，然后第一个倒下。”穆吉这么回答，没有做更多详细的解释。
外面是一阵喧哗的场面。只见丹尼·达刚对阿米兹喊道：“快点，让我们离开这里。我们开奔驰车走吧。”阿米兹开车，而其他侦察营士兵都挤在车的后排。当他抵达基地的时候，阿米兹停好汽车然后关了引擎。后来，他们再次启动的时候，尽管试了好几次，点火装置就是没了反应。丹尼跳下车，看到了侦察营的创始人亚拉罕·阿南，他一直在基地等着大家。阿南让丹尼告诉他，约尼牺牲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丹尼说起了他仅知道的一点信息：在恩德培他接到肖转发的一个报告，说约尼的伤势不重也不轻。不过，后来他听说约尼在飞机上牺牲了。“这两件事情不太吻合。”丹尼说。就在这时，哈森医生刚好经过他们身旁，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亚拉罕和丹尼赶到了医院，发现哈森医生正在那里从包裹里取出装备然后收拾起来。他好像还不能接受他所钟爱的约尼已经牺牲的事实。亚拉罕开始质询大卫医生，似乎认为他没有尽一切努力去抢救约尼，或者出了差错。一脸沮丧的大卫解释说，他从来没有报告说约尼的伤势不太严重。反而，他及时地意识到这位指挥官的伤势处于紧要关头，并且做了他认为必要的施救措施。几分钟之后，阿南的问题结束了。这位军官的牺牲已经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阿南曾经千方百计把他任命为侦察营的指挥，把他看做能够继承自己使命的人选。
“亚拉罕的所作所为，”约尼曾经提起过阿南，“绝对算得上是独一无二的。他主动请缨建立了一支新部队，一支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部队。尽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他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这支部队，其丰功伟绩是无人能与之匹敌的。”现在，阿南带着沉重
的心情离开了医院，沿着基地的小路前行。几年前，他就是选择在这里建立了侦察营。这是他的骄傲和成就所在，而且他对侦察营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那天晚上，他驾车到耶路撒冷和我见面。然后，从我的公寓前往我们父母的住处。早在一年前，约尼就主动提出在父母出国期间让他住在父母那里。阿南接受了。那条哈伯兹姆大街就是为纪念1948年独立战争时在邻国克敌制胜的英雄营队而命名的。那个时候，在侦察营服役的阿南还只有17岁。现在已经45岁的他，知道自己患了无法治愈的疾病，而且自己的生命也在走向终点。
军官和士兵们都充满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因赫赫战绩和荣归故里而陶醉，一方面又因失去率领他们奔赴恩德培的指挥官而悲痛。这次行动依然历历在目，而更深刻的记忆将会在几天或者几年以后浮现在他们大多数人的心头。
“我们到达基地的时候，甚至没有感觉到哪怕一丝的兴奋。”阿莫斯·格伦说。“侦察营的所有人已经完全远离了行动之后的喜庆氛围，远离了一切的公共活动……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所感受到的只有空虚和失落。”
在密集的办公区的一间屋子里，聚集了一些后勤人员。从打开的房门里，他们看见凯旋的士兵从装甲车里爬出来。当然，一些人表现得非常兴奋。这时，一位军官过来宣布：“指挥官牺牲了。”士兵们一下陷入了沉默。他们中有一名机械师阿维·罗林斯，曾经在星期五
帮助维修过奔驰车的发电机。和其他许多后勤人员一样，他认识约尼已经好几年了。
“约尼很欣赏我，而我还不知道真正的原因。”阿维说。“在他担任侦察营副指挥的时候，我有一次工作到很晚之后才去餐厅。当时侦察营有一群野蛮的司机在那里，而且他们围坐在一个餐桌旁。我在他们后面的一个餐桌上坐了下来。约尼也坐在餐厅里一个军官餐桌上，旁边没有任何人。我吃着自己的晚餐，而那些司机开始向我的盘子里投掷橄榄。‘好了！够了！’我说。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停。我警告他们：‘如果再扔一颗，我就把盘子摔给你们。’他们还在继续，于是我抓起盘子连同上面的所有东西一起朝他们扔过去。盘子被一个人挡了一下，然后掉到地上摔碎了。”
“我走出了餐厅。几分钟之后，约尼也走了出来。他跟我说：‘阿维，到这里来，我有话跟你讲。’于是他把我拉到一边。‘你不应该这样做，把盘子到处扔。’他说。他说话的方式非常和蔼，全然没有责备的含义，但是这种方式却能教会我一些道理。在约尼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