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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县制度的佃农分成（3）
说负地价，我的意思是当一个投资者到一个县考虑投资产出，县政府不仅可以免费提供土地，也可能免费为投资者建造厂房，或把若干年从投资者交出的增值税中的县的分成的一部分，送给投资者。当然，不是所有的县都值得投资，例如设厂于荒山野岭没有意思。社会利益不论，负地价可以去到的尽头，是县的税收足以填补收回农地与改进为工商业用途的成本利息。这方面，下一节会再分析。
二○○六年北京开始禁止某些县用负地价，显示着他们不明白县的佃农分成制度的运作。也可能不是不明白。一个困难是中国的人口分布可能过于集中在热门地带，而较为长远的发展，略为平均的人口分布可能较上算。这话题我写过，但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案。正如高斯和我在分析公司的本质时提及，有些事情是没有市场价格指引的，错误的决策往往只能事后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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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三十二 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发表了一篇分析卖地有三个好处的文章。深圳的干部喜欢该文，一九八七年的春天请我去商讨。张五常，《出售土地一举三得》，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于《信报》发表，其后转刊于《再论中国》。
注三十三 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游览长三角一带。米尔顿见到小贩在烂泥路上经营是高兴的，后来在北京会见总书记时，他对书记说街头小贩要贿赂才能拿得牌照。苏州的干部带我们去参观那里的乡镇企业，是令人尴尬的。晚宴上，苏州的一位副市长与米尔顿争论国营企业的优越性。一九九三年的秋天，我再带弗里德曼夫妇到中国。上海的一条大街灯火通明，当我们的旅游大车经过随行的黎智英的商店时，大家一起鼓掌。弗氏夫妇一九九八再到上海半天，米尔顿不相信自己见到的。
夫妇的中国行有两个插曲这里要存案。其一是我给米尔顿上了一课中国经济学。一九八八在上海，在街上走，肚子饿，见到街上一个小贩卖饺子。我拿出钱包，但发觉单是钱不管用，还要粮票。一个过路的人见我跟小贩争议，送给我一小叠粮票。我大喜，米尔顿问我为何那么高兴，我说：「那位先生免费地给我这些粮票。你可以想象粮票一文不值吗？这个城市将要爆炸！」果然爆炸。第二个插曲是米尔顿输了一次辩论！一九九三年在成都，四川的省长接见我们。米尔顿教该省长怎样改革才对，说要斩掉老鼠的尾巴，不要一寸一寸地斩，为了减少痛苦，要一次过地把整条尾巴斩掉。省长回应：「教授呀，我们这只老鼠有那么多条尾巴，不知要先斩哪条才对。」米尔顿不能回应。伤感的是，那位省长今天不在了。是个勇敢的人，以大胆批评知名，听说后来他得不到北京的支持了。
注三十四 Cheung； “China in Transition……；” op。 cit。
注三十五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es （8th ed。； 1920： London； Macmillan Co。 1956）； p。 536； note 2。
注三十六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op。 cit。； p。 45。
第七章 分成方程式的效果
二○○五年的一个晚上，一个遥远的县的县长给我电话，说他碰巧到了我家邻近，要来倾谈一下。进门后，他脱掉鞋子，躺在沙发上好一阵，然后问：「教授呀，可否给我一杯葡萄酒？」当然可以。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样的县干部，全国东奔西跑寻求投资者。当一个招商*在某城市举行，消息传出，无数的县干部会闻风而至。这些日子一个县干部一个晚上吃几顿晚餐是寻常事。
一个三十万人口的县往往有五百个招商员。二○○五年，安徽某县举办选美比赛，要选出美丽、迷人而又懂得说话的女士作招商队长。舆论破口大骂，县长回应：「美丽是资产，不利用可惜。」
需要一个商业牌照吗？县政府会派人代你奔走。要建筑许可证吗？他们给你担保。不喜欢那不洁的小溪流过你的场地吗？他们可能给你建造一个小湖。他们帮你找设计师，找建筑商，而准备投产时，会协助你聘请员工，收的费用合理。是的，县有招工队，替投资者招工。他们会向你推销他们的廉价电力，推销他们的公园与娱乐，推销他们的方便交通，水电供应，光辉历史，甚至他们的女孩有多漂亮——我没有夸张！
中国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外间没有见过。为什么呢？一个因素是分成的方程式。这里谈此式，其它过后才说。
说过了，投资者要付百分之十七的产品增值税。县取此税的四分之一，即产品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土地出售的收入，如果是正数，县收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二十五交上头。这百分率不是一致的：地点较佳的县，分帐率会较低。我遇到过的县干部，没有谁管上头层面怎样分他们交上去的。
土地的成本不低。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农民交出农地要受到补偿。用百分之五的折现率，我估计二○○六年这补偿是三至五倍农地租值的折现。县政府与农民的争吵有所闻，但不是媒体报道那样普遍。有时县干部从中骗取些私下钱，而缺乏资金的县可能欠农民一段长时日。
把农地改进作工商业用地的开发成本更高。二○○六年，这成本约六万元人民币一亩（六百六十平方米），大约比补偿农民高一倍。这些改进包括建造马路，引进电、水、煤气、排污、电话电视与电脑的线路、路灯、园艺等。这些改进是土地出售之前做好的。今天，就是档次较低的新工业用地，比我熟识的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好。最高档次的，例如苏州工业园，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了。中国的农民是超凡的种植能手——他们往往搬动移植五十年以上的树——而你无法斗得过Arthur Lewis说的「无限」人手供应：园艺工人每一长天的工资五美元（注三十七）。
二○○六年我作过估计，用一个发展略有看头的县的资料，得到如下的结果。假设一块工业用地建上容积率零点八的厂房，投产时用上最常见的劳工密度，县政府每年拿得的产品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大约是工业用地的总成本的百分之十二。不包括行政费用，但可见一个县可以把工业用地送出，再补贴投资者一小点，还不用亏蚀。
毫无疑问，在同一县内，同样的工业用地同期出售，地价可以很不相同。除了久不久引起非议的偏袒成交，地价不同不代表价格分歧。县的干部要选择投资者。他们要争取的不单是增值税，还要顾及的是投资者带来的声望，要顾及行业是否与县里的其它行业合得来。不难见到，当一个投资者的项目可以引进很多其它好处时，县政府卖地的负地价可以跌到增值税的收入低于填补土地成本的利息。
县的干部可能贪污，但多年来我没有遇到一个愚蠢的。他们知道土地与土地之间的边际社会收益要相等才能为县及为自己取得最高的收入，如果同样的土地售价相同，他们的目的不可能达到。他们也知道准确的判断非常困难，所以常派调查员到有成就的县去考察。跟县干部的多次倾谈中，他们的常识与他们永远关注着互补性、招徕力、交通水电、娱乐等事项的意识，令我印象难忘。我不是说县干部从来不贪污，但我没有遇到过一个投资者不认为自己有特别的关系可以利用。是的，说服每个投资的他或她有特殊关系，县干部的本领绝对是世界级！
让我再说，虽然增值税率与此税的摊分率是全国一致的，其它的分帐率并不一致。土地出售所得的分帐率不一。不热门的县，此率要高一点才能填补土地的成本。方程式中的分帐奖金也要一提。如果投资者是来自国外的，以他把钱放进指定的银行算，我知道一个县的干部会分得百分之一点五到百分之二。来自国内，奖金是投资的百分之一。这些其实是佣金，由县干部分享。早期条件欠佳的县的奖金高达投资额的百分之五。发展有成逐步减少。有一个热门地区，奖金是投资额的百分之零点零五。这个奖金分帐率可以商议，正如房地产交易的佣金在中国可以商议。我倾谈过的县干部多数认为，奖金率足以鼓励他们东奔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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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县现象的经济解释（1）
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不寻常。我认为那是中国在困难的九十年代还有急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大约二○○四年越南把这中国制度抄过去──有人说是得到我的文章的提点──那里的经济也起飞了。这制度不难抄袭，但需要地区没有顽固的利益阶层，也要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来推行。像北韩与古巴那样的国家，要尝试成功机会很不错。
不难抄袭，但解释却非常困难。不容易明白为什么这制度运作得那么好。我只一个晚上就打开了佃农分成之谜，却要三年的长日子才能解通中国的密码。困难所在，是我们面对的是个复杂的合约制度，此前没有见过。演变迅速，过程中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安排，要到尘埃渐定才依稀地见到一个可以理解的图案。要长时日才能看到关键的要素，而当我认为找到了这些，另一些重要的碎片还是缺少了。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学得很多，使我对合约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理解提升到一个新层面，让我能用有一般性的理论去找寻那些缺少了的，然后把碎片组合，砌成一幅看得明白的图画。
让我从一九六九的春天说起吧。当时高斯和我到温哥华参加一个渔业研讨会议。在座有人提出，因为公海的鱼一般游很远，渔业私产化公海要独占，所以要有垄断权；这样，市场的鱼价会是垄断之价。我立刻回应：「如果地球上所有的农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给无数的农户耕耘；农户之间会竞争，所以农产品之价必定是竞争市场的价格。」
名义上，今天北京是地球上最大的地主，拥有中国天下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他们把土地以五十年长约租出，二○○七年公布租约期满后自动续约，指明政府有特别需要时可支付补偿来收回土地。他们接受了使用权要清楚地界定为私有，也知道要广泛地这样做，于是把有了界定的使用权下放，达到每户每家。为了维护有秩序的权利下放，他们知道承包合约可行，在经济压力下层层承包的合约安排就出现了。今天一个局外人拿着不同地区层面的文件研究内里的法规条文，很难看得出字里行间含意着的是一连串的承包合约。这些文件其实是早前的承包合约经过了修改而演变出来的。
不同的地区层面是垂直或上下串连，同层或左右不连。这是同层的地区互相竞争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由于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一层的竞争最激烈。火上加油，权利的界定的原则无处不用。县的地理界线划分当然清楚，而县干部的权力与责任的划分来得那么清晰，今天的县无疑是一级的商业机构了。性质类同的商业机构互相竞争，是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的另一个理由。
再火上加油，县干部的奖赏按成绩算。政治游戏与贪污无疑存在，但这些行为，就是先进之邦的市场经济中的大商业机构也有。除了前文提到的奖赏方程式，县干部的应酬费用相当慷慨，视乎那个县能赚多少钱。每个干部可以按建筑成本作价购买一间住所，而工作成绩好有机会升职。有一个流行的「五十六岁的假说」：六十退休，到了五十六而积蓄不够，干部贪污的倾向上升。他们也告诉我，能干的县干部不难有外间的商业机构招手，因为管理一个县其实是管理一盘生意。
一九九四全面引进的产品增值税，又再火上加油。那是佃农分成。我早期的论著指出，在佃农制度下，地主关心农户的操作履行比固定租金为甚，因为地主的收入如何要看佃农的工作表现（注三十八）。一个鲜明的例子可以示范县与县之间的热烈竞争。那是购物商场。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税），而我们知道因为有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地选择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第八章 县现象的经济解释（2）
比起上述假设的购物商场，县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