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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特丁在经商时显然掺入了感情因素。他与白俄移民柳佳？帕夫洛娃喜结良缘之后，似乎更加顽固，公开###。他甚至致电小洛克菲勒，恳求他阻止美孕各公司购买苏联石油，使苏联无法获得硬通货，这样，它不久就能垮台。
价格之战
尽管迪特丁多方阻拦，分家后的两个美孚公司——纽约美孚石油公司（索科尼）和真空公司，仍旧我行我素，继续同苏联进行交易。纽约公司在巴统为苏联建造一座煤油厂并租赁经营。纽约和真空两家公司同时与苏联签约购买大量苏联煤油，主要投放印度和其他亚洲市场。索科尼公司需要苏联石油供应其在印度的市场。壳牌公司有其他石油来源供应印度市场，但索科尼公司却别无门路。
迪特丁大发雷霆，辱骂索科尼公司总裁迈耶“既无信用又无才智”。他为了报复索科尼公司“背信弃义”之举，于1927年在印度发起了一场残酷的价格战。不久，他又将这场战争引向世界各地市场。索科尼公司予以反击，在另外一些市场削价售油。迪特丁还蓄意发动舆论攻势，指责纽约公司购买“共产党的”石油。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也被卷进这场纷争。蒂格尔十分不安，其实这一直就是迪特丁的目的所在，他一心指望新泽西公司能够驯服索科尼公司。不出所料，新泽西公司被迫公开指责同苏联做交易的两家公司，蒂格尔也颇感欣慰：“有头脑的欧洲人现在第一次认识到各家美孚石油公司之间实际存在真正的区别。”
新泽西公司的董事们怀疑迪特丁因为受到英国政府的压力而退出联合购买苏联石油的协议。但是，随着价格战争愈演愈烈，一位英国高级官员告诉美国人事实并非如此：“亨利？迪特丁勋爵不懂策略，总是陷入困境。”当苏联人询问拟议中的壳牌公司和新泽西公司联合采购计划里的有关赔偿金问题时，“亨利勋爵完全丧失理智，告诉苏联人他将阻止所有人购买苏联石油……由于看到自己白费口舌，亨利勋爵大动肝火，才大肆攻击纽约美孚石油公司，并宣称削价出售石油”。
迪特丁则另有一番解释：“几年相安无事之后，我们发现在缅甸遭到突然袭击。纽约美孚石油公司开始进口苏联煤油。以攻为守实为上策，我随即接受挑战。因此从那以后，我们避实就虚，努力寻找对手的薄弱环节。我认为，至少此时此刻，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对苏联石油的立场再次为众人所知。”
真空和纽约这两家手足无措的美国公司却绝不会接受这种解释。真空公司总裁认定，由于他的公司偏巧与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直接竞争市场，所以迪特丁要切断真空公司苏联低价石油的来源，从而“垄断可供出口的苏联石油”。就在新泽西公司指责两家公司违背美国原则的时候，真空公司总裁注意到美国的商人和农场主正忙着向苏联出售棉花和其他产品，便质问：“从苏联购进商品和向苏联出售商品，哪个更不讲道义？”这将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到20世纪20年代末，各大公司对苏联石油问题早已厌倦不堪。企图夺回资产和追回投资的努力均告失败。另外，伊拉克巴巴格格的自喷井将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中东的新油源。新泽西公司董事会决定采取中立立场：“既不同苏联签订合同，也不参与任何抵制。”1927年秋，里德曼总结了这场争斗：“对我来说，我已经在记忆中埋葬了苏联。”
如果真是如此，苏联将是一具充满活力的尸体，因为越来越多的苏联石油涌入饱和的世界市场。迪特丁在印度和世界其他市场挑起的残酷而疯狂的价格战争，原想打击苏联石油，却给角逐国际石油领域的所有参与者都带来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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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日本通向战争之路（1）
1931年9月18日夜，驻扎在中国满洲的日本皇军爆破了南满铁路。爆炸的痕迹微乎其微，仅见于31英寸长的一段铁轨。几分钟后，一列特快列车飞驰而过，竟然毫无问题。日本人控制着铁路，他们故意这样做，其用意无非是要把损失控制到最小程度，同时又能加罪于中国。现在，日本陆军有了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的借口，并且立即开始行动。满洲事件标志着战后被日本人自己称为“黑暗之谷”历史时期的开始。
甲午战争和1905年对俄战争的胜利，以及其后与中国缔结的一项条约，使日本在满洲取得了包括驻军在内的许多经济和政治特权。及至20世纪20年代末，全面控制满洲的计划在日本国内得到了强烈的支持。日本的某首相称满洲为“日本的生命线”。它能提供原料，为日本本土狭小拥挤的岛屿提供必要的“生存空间”，对日本的军事力量至关重要。更有甚者，控制满洲对日本的安全具有重大作用，因为日本军方已经越来越担心苏联的共产主义和中国的民族主义对日本国形成的威胁。就另外一些与太平洋有关的大国来说，它们对日本这个在短短几十年内崛起的军事和经济大国，也越来越警惕。
“我们能否信任日本？”
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助理海军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审时度势，于1923年撰写了一篇题为《我们能否信任日本》”的文章。编辑在文章的序言部分介绍说，罗斯福在“任职期间，大部分时间的主要工作是准备与日本作战”。罗斯福在他的文章中指出：“远在1914年的事件①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开以前，预言家们最肯定的就是美日战争。当时，其一触即发之势众人皆知。”然而，经过一番推理，罗斯福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十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日本变了。那个国家遵守它的国际承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军事秩序中，它站在英美一边，而在太平洋地区，“那里似乎有足够的商业空间供日本和我们在无限的未来和舟共济”。
罗斯福的这番分析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日本的议会制度在运转。1921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避免了日美英三国在太平洋地区潜在的海军军备竞赛。从那以后，日本将其安全建筑在同美英列强的合作之上。但是，这一合作没有度过20年代。日本的军方特别是陆军终于控制了政府，日本在东亚踏上了帝国扩张之路，并在这一过程中努力将西方列强排除于它其后自诩的“大东亚共荣圈”之外。
多种原因造成了这一决定性的变化。大萧条和世界贸易的崩溃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日本更加感到缺乏资源和受制于日益缩小的国际市场的危险。与此同时，日本陆军及日本一些重要社会阶层陷入了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道德的苦恼和自傲、对日本文化和帝国制度以及“王道”的盲目崇拜。那种其他列强故意约束日本，令其囿于二等地位，得不到在亚洲应得的一份的做法更是使上述现象火上加油。1930年2月，赞成延长同英美缔结的海军协定的日本首相浜口雄幸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但几个月后反动派的力量就显露无疑。一名对同英美合作不满的日本青年在东京的一处火车站开枪刺杀了新首相。浜口雄幸始终未愈，次年逝世。随之而去的是合作精神。凭借“暗杀出政府”势力，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代之而起。日本还在满洲组织了一个新的傀儡政权，称之为满洲国，由被废黜的溥仪皇帝出任名义领袖。当国际联盟对日本在满洲的行为表示谴责时，日本怒冲冲地退出了那一组织，开始自行其是——走上了最终导致毁灭的道路。
亚洲新秩序
其后几年里，东京把它的扩张描绘成了一种“使命”，说成是日本“在东亚的特殊责任”。日本政坛阴谋迭出，形形色色的思想流派和秘密社团甚嚣尘上，它们把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斥为软弱和腐朽的滥觞。荣耀莫过于在战场上为天皇而死。不过，时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些日本军人已经把注意力放在现代战争艺术这一更实际的问题上。他们宣扬整体战争和“国防国家”的概念，试图将国家的工业和军事资源融为一体，牢牢控制以应付全面战争。这些军官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不是曾经密切注视，就是认真研究过，他们的结论是德国经济不堪一击。它缺乏原料，不能抵御协约国的海上封锁。他们抑郁地认识到，日本的条件还远远不如德国。它所面临的供应问题比别人都突出。这是因为，日本几乎没有石油。虽然石油在它的全部能源消耗中仅占7％，但却不乏战略意义。石油主要是军用和供应海运业使用。到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自产的石油仅占其全部石油消耗的7％，其余全部靠进口，其中80％来自美国，10％来自荷属东印度群岛。当时，美国在亚洲推行经济和政治的“门户开放”政策，这种政策与日本的帝国野心格格不入。在美国最可能成为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敌手的情况下，对日本人来说，一旦战争爆发，军舰、飞机所必需的燃油从何而来？。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十六章 日本通向战争之路（2）
这一问题已经在日本的陆军和海军之间引起了严重的分裂，这种仇隙对日本政治的发展和变化至关重要。日本陆军的注意力集中在满洲、华北、内蒙古，以及苏联的威胁。而海军在“北御南进”思想的指导下，目标是荷属东印度群岛、马来亚、印度###和太平洋上的几座小岛，目的在于保证帝国的天然资源，特别是最主要和绝对不可或缺的资源——石油的供应。然而陆、海军的中心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以“共存共荣、王道乐土”改造亚洲，使之控制在日本人的手中。
20世纪30年代初，满洲事件爆发后不久，日本政府试图控制石油工业，使之为其需要服务。两家西方公司占据了日本市场的60％，它们分别是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分号太阳公司和新泽西石油公司与纽约美孚司在远东合股成立的斯坦瓦克公司。大约30家小型日本石油商瓜分了市场的其余部分，它们从几家美国石油公司进口石油。日本军方在希冀扩大市场份额的日本商业利益的支持下使政府通过了1934年的《石油工业法》。根据此法，政府被授权控制石油进口，决定各个公司的市场份额和售价，并可以征购各公司的产品。外国公司被要求在商业需要以外，另备6个月的石油库存。这些行动的目的十分清楚：加强日本所有的炼油工业，缩小外国公司的作用，为战争作好准备。与此同时，日本在它的新殖民地满洲国确立了石油垄断，以期挤走西方公司。
外国公司意识到它们将受到排挤。美英政府亦不满日本新通过的限制性石油政策。怎么对付日本人？在华盛顿、纽约和伦敦，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要对日本实行全面或部分地禁运，限制对日本的石油供应。1934年8月，亨利？迪特丁和沃尔特？蒂格尔去华盛顿会见了国务院的官员和石油总监哈罗德？依克斯。两位石油大亨建议向日本暗示禁运，“吓唬”它改弦更张。他们希望消息传到日本，会使日本政府的政策缓和下来。1934年11月，英国内阁批准了外交部的立场，声明“最严厉地抵制”日本的石油政策，英国政府将支持私人部门组织的禁运。然而，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宣布美国政府不支持这一行动。关于禁运的议论到此告一段落。与此同时，石油公司和日本政府之间的紧张抗衡有增无减，直至1937年夏，日本突然改变了态度。
“隔离政策”
1937年7月7日夜和8日凌晨，日中两国的军队在北京附近的芦沟桥发生了并不引人注意的两起冲突。在随后的几周时间里，双方的冲突升级。中国国民党挺起胸膛，不再向日本作进一步的退让。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宣告国民：“再丢失一寸领土，我们将对民族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日本人一方认为，必须教训教训中国人，要对中国军队进行“彻底地打击”。从第一声枪响算起的一个多月之后，即8月14日，中国军队轰炸了日本设在上海的军港，日本对华开战①。
日本旋即加快了战争经济的建设。同时，它迅速修复了与外国石油公司的关系。日本政府不愿冒石油供应中断的风险。与此同时，日本国会举行特别会议，在批准战争动员法案的同时，通过了《合成油工业法》。这项法律为一份7年计划提供根据。按照计划，日本将能够在1943年之际生产相当于日本1937年全年能源消耗半数的合成燃料，主要是从煤里提炼的液体燃料。这一目标不仅雄心勃勃，而且极端地脱离实际。
美国的官方政策和公众舆论从一开始就把中国看成中日战争受害的一方而予以支持。但是，美国还未能脱离其孤立主义的枷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