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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蒙哥马利将军的大将终于攻下了安特卫普。艾森豪威尔同意让巴顿再次冲击德车。然而，“无情的一分钟”已经过去。希特勒放弃了“不准后退”的命令，使德军在几天功夫里重新集结，巩固了防线。巴顿的部队在莫塞尔河前遇到德军的猛烈抵抗。接下来是连续9个月的对峙，而苏联人乘机夺取了柏林。人们在当时和以后很长的时间里都在辩论着一个问题——盟军是否错过了迅速结束战争的关键时机。盟军在解放西欧过程中100万人的损失人有3/4发生在巴顿将军受阻之后。在战争的最后8个月里，数百万人在炮火中和德国的集中营里死亡。不仅如此，如果盟军能早些时候自西攻入德国，战后欧洲的地图就会截然不同，苏联的势力绝不会如此伸入欧洲的心脏。
然而对艾森豪威尔来说，那是一个困难的决策。允许巴顿单刀直入要冒很大的风险，不仅影响盟军的团结，而且会将第三军暴露给敌人。当时有消息说德军正在巴顿部队的侧翼集结。艾森豪威尔认为那样做将“正中敌人的下怀。”
另有一些人认为当时应集中兵力，由蒙哥马利将军统一率领，跨过鲁尔，径取柏林，而巴顿的部队可发挥先锋作用。
英国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史学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对此颇有一番思考。这位机械化部队运动战争之父在1970年逝世前不久发表了他对巴顿战略的看法。他认为，1944年8月末的几天的确是“无情的瞬间。”当时，德国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莱茵河上没有一座桥梁准备拆除。而“关掉了巴顿部队坦克的油门”，或许的确丢失了“速战速决的最佳时机”。
第二十四章 苏伊士运河危机（1）
苏伊士运河是在埃及沙漠中开凿的一条长100英里的狭长水道，它把红海和地中海联接在一起。这条运河是19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的建造者法国人费迪南？德莱赛普斯享有“伟大工程师”的美誉。
苏伊士运河于1859年破土动工。10年之后，这条运河展现在人们眼前。当英国人看到这条运河可以大大缩短通往印度的旅程时，立即为没有直接投资于这条威尔士亲王所称的“我们的印度通道”而追悔莫及。幸好，1875年，埃及的克迪夫君主无力偿还债务，出售了埃及持有的44％的运河股权。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手疾眼快，在罗思柴尔德家族的英国分支的及时资助下，巧妙地购买了这部分股权。于是，苏伊士运河公司就变成一家英法合资公司了。
对于旅行家和商人而言，运河把通往印度的旅程缩短了一半。然而，运河最突出的意义是它的战略价值。它把英国与远东连接在一起，成为大英帝国的主要航道和生命线。保卫“通往印度的交通线”遂成为英国安全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然而，1948年，运河突然之间丧失了传统的意义。印度在这一年获得了独立，保卫印度已不再成为控制运河的理由。不过恰恰就在这时，运河具备了新的用途，它从帝国的通道变成了石油通道。产量与日俱增的波斯湾原油大部分经过苏伊士运河水道源源运往欧洲。苏伊士运河将翻过好望角至南安普敦的英里航程缩短到6 500英里。到1955年为止，石油已占运河运输总量的2/3，欧洲2/3的石油供应都要经过运河。运河北侧还分布着穿越阿拉伯半岛的输油管和伊执克石油公司输油管。因此，在战后国际石油格局中，苏伊士运河成为一条至关重要的纽带。对于日益严重依赖于中东石油的西方大国来说，这条水道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
民族主义者：时势造英雄
英国对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控制延续了3/4个世纪之久。首先借助于赤裸裸的入侵和军事占领，然后是对几代傀儡政权的政治和经济支配。但是，埃及的民族主义潮流长期以来奔腾不息，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变得更加强劲。1952年，一个军官集团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政变，并且把沉缅于奢侈生活的法鲁克国王流放到莱维埃拉。1954年，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上校推翻了1952年政变的名义领袖纳吉布将军，成为无可争议的埃及领导者。
纳赛尔是一个邮局职员的儿子，天生工于心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开始，他已有10年反英活动的生涯。他在担任国家元首以后，曾经告诉来访者和助手，他仍然感到他是一位阴谋家。他还具有在阿拉伯世界捕捉和引导民族主义新思潮的能力。作为穆罕默德？摩萨台的高才生，他对于施展辩才和利用电台煽动和动员群众的手法早已融汇贯通。他可以鼓动数万乃至数十万示威者满怀狂热激情涌上街头。他为新兴的第三世界各国树立了由军官转变成热忱的民族主义领袖的楷模。
纳赛尔不愧是献身于埃及复兴与独立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还想把影响扩展到埃及边界以外，从阿拉伯语世界的一端扩展到另一端。他利用名为“阿拉伯人之声”的功率强大的电台向全中东地区播音，通过空中电波，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呼吁人们反对西方，并且对该地区其他一些阿拉伯政权发出威胁。他的计划包括创建纳赛尔领导下的阿拉伯新世界，并且纠正他所谓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际罪行”——创建以色列。
在苏伊士运河上，头顶炎炎烈日指挥过往船只的大多数人是穿着整治的齐膝短袜、短裤、洁净的白色衬衣和头戴船长帽的法国和英国导航员。在纳赛尔的新埃及的中心地带，苏伊士运河的面貌显然令人尴尬，它仍然是一副19世纪殖民地的旧模样。不过，人们所关注的还不仅仅是运河的面貌。诚如摩萨台实行国有化以前的伊朗石油租让地一样，运河公司的大部分过境费收入都流进了欧洲股东们的腰包，其中包括英国政府这个最大的股东。如果埃及完全控制了运河，那么，过境费就会成为这个一贫如洗的国家的新财源。
无论如何，租让地的末日已经屈指可数了。按条约规定，租让期将在1968年满期英国的努力已经开始退却。按照1936年英国埃及条约的条款，英国依然在运河区保留着一个军事基地和一个大型补给中心。但是，埃及人对于英国的撤离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开展了一场袭扰运动，其中包括搞恐怖活动、袭击、暗杀和绑架。英国之所以保留这个基地，本来是为了保卫中东，可是当这个基地受到来自于它所要保卫的核心地区的攻击的时候，保留这个基地还有什么意义呢？1954年，外交在大安东尼？艾登主持了一次谈判。根据谈判达成的协议，驻扎在运河区的最后一批英国部队将于20个月之内撤离。 。 想看书来
第二十四章 苏伊士运河危机（2）
人们希望英国政府能够与埃及政府保持合理的关系。但是，当纳赛尔试图把苏丹并入“大埃及”的时候，这种希望终于破灭了。美国对纳赛尔抱以比较容忍的态度。美国政府和许多国会议员在欧洲殖民主义国家面前摆出一付道貌岸然的姿态，盼望它们尽快失去殖民帝国。美国人认为，在西方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斗争中，殖民主义残余是对西方的巨大妨碍。尽管苏伊士运河水道颇具经济和战略意义，但苏伊士运河公司却是最显而易见的殖民主义残余之一。
1955年秋季，埃及独裁者已经转向苏联集团寻求武器的传闻不胫而走。对纳赛尔的恐惧不仅笼罩着伦敦，而且蔓延到了美国。这是否意味着苏联势力的扩张？伊士运河是否会对西方的石油和海上交通关上大门？石油公司又对供应中断的可能性忧心忡忡。1956年4月，新泽西美孚公司就如何在运河关闭情况下把波斯湾石油运往西方的课题，委托起草了自己的研究报告。
大约就在同时，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在埃及拜访了纳赛尔。劳埃德明确指出，“运河是中东石油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英国至关重要。”纳赛尔反驳说，石油生产国已经得到了石油利润的50％，而埃及却没有得到运河利润的50％。他宣称，如果说运河是石油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埃及就应当像石油生产国那样享有同样的对半平分待遇。
1955年底，英国和世界银为了安抚纳赛尔和加强埃及经济，共同开始考虑向埃及提供贷款，以便在尼罗河的阿斯旺兴建一座巨型水坝。这一项目似乎即将上马。纳赛尔得到了进一步的回报。根据艾登在两年前谈判达成的协议，最后一批英国部队于1956年6月13日撤出运河区。然而，纳赛尔的军队与苏联集团之间的武器交易却是引起了华盛顿的警觉，并且造成了纳赛尔与美国之间的疏远。美国认为，埃及人会把有限的资金用于购买苏制武器而不是用于水坝项目；此外，还估计到这个巨型项目会引走经济困难，进而导致埃及对出资国的敌视和报怨。最好还是让苏联人去做这样长期吃力不讨好的的事情吧。纳赛尔承认“红色中国”更加使美国政府和国会惊恐不安。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告诉杜勒斯，在南斯拉夫的铁托和埃及的纳赛尔这两位“中立的”候援领导人之中，只能批准向其中的一位提供援助。杜功斯选择了铁托。艾森豪威尔认可了这一决定。英国也对此予配合。1956年7月19日，杜勒斯撤回了向阿斯旺水坝提供贷款的建议，使纳赛尔和世界银行措手不及。
代号；“德莱赛普斯”：纳赛尔开始行动
纳赛尔感到气愤、羞耻，并且渴望着复仇。他认为，运河过境费可以用作阿斯旺水坝的投资。他对于出现在埃及中央地带的殖民主义现象恨之人骨，必欲除之而后快。7月26曰，在亚历山大，纳赛尔在他童年第一次参加反英示威的那个广场上发表了演说。他以埃及领袖的名义，对运河的建造者德莱赛普斯指名道姓地反复加以诽谤。“德莱赛普斯”是埃及军队开始行动的代号。当纳赛尔演讲结束的时候，埃及军队已经控制了运河区。苏伊士运河被没收了。
这是一个轰动一时和颇有胆略的行动。运河区被占领之后，局势戏剧性地骤然紧张起来。
寻求妥协的外交活动和徒劳无功的努力一直持续了三个月之久。9月中旬，一直坚持在运河上引导船只的英国和法国导航员按照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指示撤走了。这项工作被认为是商船航运业中的尖端技术，伦敦和巴黎的高级官员们认为，由于运河水浅和从西奈吹来的强劲溯风，埃及人是无力独自经营运河的。然而，早在若干年之前，埃及政府已开始重视培训埃及的导航员了。及至运河国有化的时候。一大批富于才干的埃及人早已作好了接掌航轮的准备。苏联集团也匆忙派遣了一批船舶驾驶员前来相助。因此，在纳赛尔当政时期，国有化后的苏伊士运河基本上保持了正常的运营。
在危机开始和升级期间，英国和法国政府都曾明确表示，他们绝不想中断运河的航运，特别是石油运输。美国政府的立场如何呢？在这几个月里，不仅英国和法国，就连一些英国官员也捉摸不透美国的立场，更糟糕的是，个人恩怨和性格上的矛盾挫伤了艾登与杜勒斯之间的和气。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道出了一部分原委。他写道：杜勒斯“在介绍情况时并不特别循循善诱。令人奇怪的是，他有时似乎并不懂得如何利用言词和仪态去打动对方”。杜勒斯同其他美国人一样，认为艾登既傲慢又刻板。他们话不投机，除了性格的矛盾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早在两年之前，艾登和杜勒斯就曾经在法属印度###战争问题上发生争论。艾登主张使用外交手段，而杜勒斯则对和平解决方案毫无兴趣。 。。
第二十四章 苏伊士运河危机（3）
1956年8月，就在运河国有化的几天之后，杜勒斯向英国和法国的外交部长们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找出办法，让纳赛尔交出运河”。在此后的几个月中，这一看法一直萦绕在艾登的耳边，给他带来某种安慰。然而，在英国人看来，美国人却没有想出什么切合实际的外交策略。这不禁使英国人疑窦丛生。美国仿佛只是想推延英法的直接行动而已。
其实，美国的决策人并不是杜勒斯，而是艾森豪威尔。这位总统对于美国应当采取的立场，早已胸有成竹。在他看来，诉诸武力既无取胜把握，亦无开战理由。美国对策的实质就是防止英法的军事干预。他认为，欧洲国家没有能力在埃及建立一个有生存能力的驯服政府。任何这一类尝试都会激励阿拉伯人和整个第三世界反对西方，并且被苏联人利用。除此之外，他还告诉艾登：“纳赛尔靠戏剧性场面而走红，最好的办法是让这出戏渐渐地冷场。”艾森豪威尔曾经向他的顾问抱怨说，英国人的思维已经“过时”，纳赛尔体现了该地区人民“打倒白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