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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尼把目光转向了关岛这个太平洋岛屿，它也是美国时间开始的地方。菲尼预测它会成为日本人将来旅游的目的地，并从东京乘坐4小时的飞机前去一探究竟。关岛是马里亚纳群岛最南边的一个岛，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归属美国。1941年，它曾被日本占领，不过三年后又被美国军队夺回。关岛的面积相当于三个华盛顿特区——不过其中1/3的陆地面积都是美国军队的驻地——它的常住人口只有万；通行的货币是美元，商店里陈列的都是美国货。
日本游客还没有到来，不过菲尼认为他们肯定会来。关岛拥有美国文化，温暖舒适的气候，还有美丽的珊瑚礁，很可能会成为日本人眼中的“迈阿密海滩”。“我意识到这就是我们想要找的地方，它是个天然的度假胜地。它也像香港一样：只有酒水和烟草征税。所以，我们可以开一家店，卖烟酒之外的商品。这简直易如反掌！”
“托尼，我们可以占有这个地方。”皮拉罗记得，在1971年飞往关岛的飞机上，菲尼这样对他说。“他把一面无形的旗帜交给了我，就在我们乘坐的飞机上，他说：‘我想让你来掌管。’我来到关岛，购买了日常用品，购买了机场的经营权，在酒店租下了店面，很快就投身到了那里。”
关岛机场当时被称为“布鲁尔海军机场”，没有航站楼，只有一个木制的小棚子。一个因为美国在1944年的胜利而来到关岛的美国老头儿肯尼思·琼斯，已经在这里成立了一家名为“琼斯–格雷罗”的零售公司，在机场拥有零售经营权，不过菲尼觉他并不懂经营之道。DFS在关岛的首家国际酒店——第一酒店开设了一家商店，这里地处杜梦湾，可以俯瞰金黄的沙滩、碧绿的礁湖，还有湛蓝的海水。店里陈列着尼娜·里奇香水和卡慕干邑，皮拉罗说：“我们带来了一丝巴黎的气息。”1972年，他们在市区开了第二家店，并在年底取得了机场DFS的经营权。在杜梦湾那一排高级酒店里，他们又开了4家店。查克派来他最好的汽车销售员鲍勃·布鲁索——他曾是美国海军的一名军需官——管理关岛的生意，以便在日本游客如他预料的那样蜂拥而来时应对自如。
DFS在关岛的成功促使菲尼决定考察一下*，它属于北马里亚纳群岛，面积只有关岛的1/5，但与日本的距离却近了200英里。*甚至连个机场也没有，登陆*的飞机都是在一条土路上滑行，停进那个匡西特活动屋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个岛属于日本，可是在1944年6月那次堪称二战最激烈的战役中，美国海军打败日本军队，接手了这里。岛上的32 000名日本士兵中，有29 500名都在战斗中牺牲了。成百上千的日本士兵和当地居民带着他们的家人，从*最北面800英尺高的拉德兰断崖跳下去，宁愿自杀也不愿被美军俘虏，这也构成了太平洋战争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根据美国在战后签署的一项协议，*成为美国的托管领土。1974年，当菲尼乘坐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到达*时，他发现岛上仍残留着战争的遗迹。不过，它的海滩比关岛的还好，而且西海岸长满了珊瑚礁。这里也是日本人纪念战争亡灵的圣地。
“塞班没有任何旅游业，甚至没有一家酒店。”艾伦·帕克回忆道，“查克突发奇想地认为这里会成为旅游胜地，可是战争只在这里留下了一条飞机跑道，破旧、漫长而杂草丛生的跑道。我们找到当地政府，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修建机场大楼，修缮跑道，不过筹码是20年的塞班免税经营权。’”“然后我们就做成了这桩世界上最划算的交易，”皮拉罗说，“我们把塞班变成了美国最大的免税天堂。我们运作通过了一项法令，免除了在*产生的所有收入的税收。我们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这里是个金矿，而且免税。”
DFS花了500万美元来建设航站楼，1976年塞班的国内机场开放时，DFS一手操办了所有的事——DFS、礼品店、咖啡厅，以及4家开在旅馆里的店铺和一家市区店铺。在DFS公司内部，人们都称那条机场跑道为“皮拉罗跑道”，以表彰他在建设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不久，这里的游客数量就达到了每年1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来自日本。大型连锁酒店纷纷进驻塞班，而日本游客的数量再次飙升。“这是商业界的一块无价之宝，在岛上没有什么事可做，只能去沙滩和我们的店。”皮拉罗说。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周末从东京飞到关岛或*打打高尔夫、买上二三百美元的东西，然后再飞回来，整个的消费水平比在日本打一局高尔夫还便宜。
进入迅速膨胀期的DFS已有能力获得加拿大多伦多机场、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机场和奥克兰机场的DFS经营权，并且在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市区都开了店，服务于海外游客。当时，华尔街已偃旗息鼓，DFS却成了轰鸣资本主义的成功投资。从1968年到1974年，华尔街的股票平均跌了70％。而在同一时期，DFS的现金红利却以每年好几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着。1977年，公司年红利达到了3 400万美元，菲尼和米勒各得到1 200万美元，帕克拿到了大约600万美元，皮拉罗拿到了差不多100万美元，所有这些都是用现金来支付的。他们正迈向超级富豪之列。
10 怎样才算富有？（1）
在香港之外奔波了4年后，菲尼已经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开创DFS以外的事业了。他跟父母说，为公司日复一日地操劳，他感觉自己在退步。在1971年的一次董事会上，他建议由托尼·皮拉罗接任首席执行官。菲尼还继续保留股东的身份，参与新店选址、制定海外发展战略、共同进行续签经营权的投标等事宜。
菲尼已经厌倦了在香港的这种类似于流放的生活。他和丹妮尔回到法国，主要是为了孩子们能进入法国的学校。现在他们有5个孩子了，最小的帕特里克出生于1971年11月。他们先去了巴黎，随后转到里维埃拉，菲尼在圣让卡普费拉买了一栋豪华别墅，那里是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富人们最喜欢去的度假胜地。从这里可以俯瞰维勒弗朗什海滩，15年前，查克和丹妮尔就是在那里相识的。这对夫妇于1972年5月搬到了那里。房子的外形很简单，花园里野草丛生，不过一家人都很喜欢那里。菲尼执意保留那些旧藤椅和天鹅绒面的家具，但丹妮尔发现他不舍得在装修上花钱，他似乎在财富带来的享受和对这种奢华生活的不安之间挣扎。买这栋房子是他用自己攒的钱进行的一项投资，可他对金钱以及他们所用的奢侈品却表现出日益剧增的不安。
他甚至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可以有这么多钱。多年后，当问起他那时候是否富有时，他回答说：“怎样才算富有？可以说，它高于所有期望得到和应该得到的东西。我只是得出了一个结论，钱可以买到船和其他所有身外之物，但对我没有吸引力。”他有意识地培养一种朴素的生活方式，戴一块廉价的天美时手表，买了一辆二手的沃尔沃。即使是跨越大洋的飞行，他也坚持自己和家人乘坐经济舱，因为这样能更好地体现金钱的价值。他勉强到巴黎和蒙特卡洛参加了为数不多的几次正装晚宴，但当一幅他和丹妮尔的照片出现在《巴黎竞赛报》（Paris Match）上时，他顿时大怒。从此，他不再参加任何类似的活动，也切断了与上层社交圈的联系，而他们在法国南部的时候曾是其中的一员。
菲尼用自己的穿着表示了对虚荣的厌恶。DFS曾在曼哈顿雇用克雷萨普–麦考密克和佩吉特”顾问团队，以对日本的旅游业趋势进行评估。曾在该顾问团任职的托马斯·哈维尔回忆起他到火奴鲁鲁会见这位DFS最高执行官时说：“面前这个人穿着一件褪色的夏威夷式运动衫、白色粗棉布裤子，光脚穿着鞋。这就是查克·菲尼。”
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他之所以保持如此低调的姿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20世纪70年代，绑架幼童案在意大利非常普遍，而菲尼在法国的家距离意大利边界只有30英里。1970~1982年间，意大利的犯罪团伙和政治集团制造了512起此类绑架案。菲尼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遭到克里斯蒂娜·马佐蒂那样的厄运——这个18岁的意大利女孩1975年被绑架，在家人支付了200万美元赎金后还是被罪犯杀害了。他不允许女儿们去意大利，孩子们在成年之前确实也没有去过。绑架团伙的罪犯们有时也会穿越国境：1977年，一个5岁的意大利女孩在日内瓦的上学途中被绑架，歹徒在拿到200万美元后将她释放。
在女儿卡罗琳与伊莎贝拉·里佐利交上朋友后，菲尼对孩子们人身安全更加担忧了。伊莎贝拉的父亲安杰洛·里佐利是个意大利电影制片人，也是米兰《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的出版商，他们家距离菲尼家只有5分钟车程。她们考入了同一所学校，卡罗琳开始带伊莎贝拉回家。当卡罗琳到伊莎贝拉家玩时，她看到警卫们拿着Uzi手提机关枪在周围巡逻。有一次，两个姑娘去一个休闲公园玩耍，伊莎贝拉的父亲派出了装甲汽车和六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她父亲是重点攻击目标，我总是悬着一颗心。”菲尼说，“她们总是炫耀自己的富有，开着大型轿车去学校。”他不让卡罗琳陪同伊莎贝拉去意大利，“因为歹徒们可能会为了一个目标而抓两个人”。伊莎贝拉非常喜欢菲尼一家，以至于几年后菲尼家搬到美国时，她就央求父亲允许她跟他们一起到美国。可是，家人却把她送进了瑞士的一所贵族学校。伊莎贝拉在那里染上了毒瘾，1987年，在她23岁生日后的一个月，她自杀身亡。“卡罗琳那个美丽的朋友吸毒之后，从摩纳哥一座大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菲尼说。她短暂的一生也戏剧性地表明，有钱并不代表着幸福。
10 怎样才算富有？（2）
菲尼在家中举行了一次*，专门接待像伊莎贝拉那样失意、不幸的年轻人，尤其是家庭破碎的孩子们。他为这些年轻人找工作，或者把他们送入大学，成了他们的良师益友。这些事情，他的孩子们必须学着自己去面对。还在新泽西的时候，十几岁的菲尼就曾把朋友带回家，给予照顾。据他的姐姐阿琳回忆，一个单亲家庭的男孩在菲尼家待了一个晚上之后，又继续在那里住了一个夏天。
菲尼身边的人都注意到了那个时期他在性格上的变化，有人还记下了年届而立的菲尼对世界形势的担忧。对于这个美国人来说，早些年的商业历练是一段乐观的经历，而现在他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鲜活的世界，在那里，一切皆有可能。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正沉浸在空前的稳定和繁荣之中。不过，接下来的1964年，肯尼迪总统遭暗杀，越南战争爆发，以及全世界弥漫着反美情绪。“他和他的很多朋友都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菲尼的儿子帕特里克回忆说，“我想，在那样的背景下，他非常期望世界能变得更美好。但随着他日渐变老，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他的失望来源于他年轻时过多的希望。”
看似自相矛盾的是，菲尼在变得越来越朴素的同时，更加致力于在全球建立DFS网络，这给他带来了更多的财富。在丹妮尔看来，菲尼似乎变得更急迫、更专注于自己的商业利益。他阅读商业方面的书籍和成功商人的传记，他不停地巡视，到伦敦、纽约、夏威夷、香港、东京、关岛、*。汤姆·哈维尔等同事还记得，那个时候的菲尼就像个“上满发条的人，不停地搜索新的商机，不停地巡查，不停地学习。他旅行时很少带行李，总是在每个落脚点都留一些换洗衣服”。
不过，对于菲尼的孩子们来说，那却是一段最幸福的时光。他们很喜欢他们在弗兰奇–里维埃拉的学校，他们还记得，当他们到地处山上的“白雪学校”时，他们的父亲会开三个小时的车，带着放映机和大荧幕来给同学们放映最新的电影，比如《音乐之声》和《生而自由》。菲尼把年迈的父亲接到了圣让卡普费拉，并安排家人回新泽西探访。新泽西的家中常常有客人，而且总是充满欢乐。
菲尼在摩纳哥设立了一个专属办公室，离法国蓝色海岸只需很短一段车程，在那里他可以口授机宜，管理他蓬勃发展的生意。他招募了一名税务专员——杰克·穆尔，还雇用赫尔加·弗莱兹做秘书，赫尔加从汽车国际时代就一直在DFS供职。
1975年，DFS管理层出现危机，菲尼又被拉了回来，继续担任总经理。已经担任主席的托尼尼·皮拉罗雇用了一个来自夏威夷“自由之家”的生硬粗暴的美国人埃德·阿特伯里，他是DFS管理层中第一位外来的总经理。阿特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