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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百无大”（4）
来到百慕大不久，查克和丹妮尔就创立了他们第一个有名字的慈善基金——戴维尼基金。“戴维尼”这个词是查克母亲的娘家姓“戴维斯”和父亲的姓“菲尼”的综合体。它并不是个正式注册的基金会，而只是在建立真正的基金会之前的一种“试运营”，尝试着对个人、教育和慈善机构进行匿名捐赠。作为一名美国大兵出身的世界弄潮儿，菲尼主要用这项基金来资助其他出身平寒，但却天资聪颖、积极进取的孩子，特别是他手下员工的孩子。“戴维尼是我第一次尝试着进行回报。”菲尼说，他第一年为戴维尼基金输送了100万美元。
查克指派新泽西的妹妹厄休拉来管理戴维尼基金。厄休拉飞到百慕大来创建银行账户，“我还记得卡明斯·朱伊尔跟我一起去银行开户，他穿着短裤，当时我就想：‘这是一家什么银行，员工能穿成这样？’”第一批受赠者是菲尼的一个雇员的四个孩子，他们的父亲在服役期间结识了菲尼，当时已经因心脏病而去世了。“我想让所有这样的孩子都能受教育。”查克告诉妹妹。厄休拉还利用戴维尼基金账户里的钱，为20多个聋哑儿童和失明儿童组织了一次为期两周的夏威夷夏令营。她慢慢悟出了一个道理：受赠者必须值得援助。戴维尼基金为夏威夷DFS店员们的约20个孩子每人提供2 000美元的资助。“这些孩子进入一所指定的大学，他们只需出入签到就能拿到学位。”厄休拉说，“我这个老太婆琢磨着，或许他们应该把成绩单寄给我。这下子，你都不知道有多快，两个孩子就消失了。申请基金的孩子们不是轻而易举就能上大学的，他们必须努力取得好成绩。”
与此同时，查克和哈维的谈话已经有了新的进展，查克倾向于把所有的财产都投入基金会——包括在DFS的股份、他的产业以及所有的投资。他得征求丹妮尔和孩子们的意见，家里的房产都不动，不过那将是他们所有的财产。
哈维·戴尔回忆说，那是菲尼的一系列想法，是“循序渐进”的。他认为，菲尼是在1980~1982年作出那个决定的。“查克作决定的方式跟我认识的其他人都不同，他常常是作出一些重要的决定后，把它们埋在心里，就像发酵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寻找到这些决定在内心水到渠成的时机。”菲尼已经记不清那个“翻越悬崖”的时刻了。在作出决定之后，他也没有对其进行哲学思考。“我认识到我不需要很多钱，因为我不想过那种需要很多钱的生活。”他简单地说。
在反复考虑这件事的过程中，菲尼进行了他个人的第一笔大额捐献。1981年，他与厄尼·斯特恩取得了联系。斯特恩为纪念届康奈尔1956毕业25周年而创立了一个基金。当时，康奈尔大学有个传统：校友们都会在自己毕业25周年的纪念日凑集25万美元捐给学校。斯特恩在另一个更富有的同学约翰·林赛思的鼓动下，打算募集100万美元。（约翰的父亲埃尔默·林赛思就是克利夫兰电力公司的总裁。）学校发展规划办公室告诫斯特恩说，他设置的目标是不现实的。斯特恩联系到了菲尼，请他来相助。“我只是模糊地记得他是个‘三明治小伙儿’，我想他的主要论点就是——别放太多腊肠或大红肠，多用些面包！”而菲尼的答复是一张70万美元的支票。“结果我们捐了200万美元。”斯特恩说。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1 “百无大”（5）
菲尼认为，此举只是给他们班增光添彩了，但并没有解决学校的任何具体问题。他捐赠的欲望是来自一种坚实的信念——这一信念既受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也源于他自己的企业家天赋，即他应当发挥已经为他带来巨额财富的才能，保证这些财富得到正确的使用，而不是简单地签出支票。
要建立一个菲尼心目中那种针对具体需求的注册基金会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这个基金会必须遵守百慕大对慈善活动的狭隘定义——不许向体育运动捐款，而这也许正是热爱运动的菲尼想做的。建立一个特定的慈善机构来进行全世界范围内的匿名捐赠，最终还需要得到百慕大议会的特别许可。1981年，哈维·戴尔从岛上最大的律师事务所科尼尔斯·迪尔&皮尔曼”请来一位英籍律师弗兰克·马奇，协助起草这项必不可少的法令。一年后，他们向百慕大议会的私人条例委员会提交了这项法令草案。它可申请成立一个名为“大西洋基金会”的慈善基金。为了向议员们表明诚意，草案同意百慕大慈善委员会监督大西洋基金的运作。百慕大慈善委员会于1982年通过了《大西洋基金会公司法案》，并获得了百慕大众议院的批准。
大西洋基金会正式成立于1982年3月1日，原始文件保存在哈密尔顿国会街30号的公司机要室，启动资金为500万美元，宗旨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救济穷苦人民，推动教育发展，援助以健康、年轻人、老人和国际正义为主题的项目。在项目和方向上，大西洋基金会没有为自己的活动设定限制，它的管理人有查克·菲尼、丹妮尔·菲尼和哈维·戴尔。菲尼委任雷·汉德兰为总裁，此人曾在康奈尔大学负责发展规划；顾问组成员为三位康奈尔人——查克·索尔斯、罗伯特·贝克和弗雷德·艾登特——以及乔治·帕克的朋友杰克·诺德曼。
菲尼给基金会的每个人都发了一篇卡内基如何对待财富的文章，让他们阅读。尽管菲尼一说起生意就伶牙俐齿，但他却从来不能明白地讲述自己的人生哲学，这让他颇为尴尬。不过，他并不自我反省，而是说一些俏皮话来掩饰。熟人们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菲尼一句反省的话，他总是用自己的幽默感避免表白内心。他从不解释自己的想法，而是给朋友和家人看一些从报纸、杂志上摘下来的文章或片段，他们只能从中领悟菲尼的意图。给他们看《财富》一文就很好地表明了自己捐赠的真谛，菲尼自己也放了一份卡内基的文章在桌上。
确切地说，安德鲁·卡内基并不是查克·菲尼想要追随的楷模。这位苏格兰裔慈善家用苛刻而无情的手段获得了自己的财富，他喜欢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图书馆和学校，而这两者都不适合菲尼。不过，卡内基的基本理念很纯洁——活着就要给予。那些在菲尼影响下读了《财富》一文的人都认定，他想要把自己在DFS积累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财产都捐献出去，而且打算放弃在被称为“贪婪的10年”的20世纪80年代打拼下的巨额财富。
父母的言传身教，在新泽西蓝领家庭成长过程中接受的“共享”文化，不愿疏远童年邻居和伙伴的愿望，以及他自己生而有之的善良和对别人的关注，这些都浇铸成了菲尼的秉性，无疑是他作出这个决定的根本原因。在新泽西埃尔莫，人们总是互相帮助，不会标榜成功带来的财富，也不会吹嘘自己有多么好的工作。
尽管机构已架设到位，但戴尔认为应当在看到大西洋基金会确实是按预期那样运转之后，菲尼再往这个基金里投入物质财产。他建议菲尼先把它作为一个“传递实体”运行两年，资金先注入再捐献出去。至于应该给丹妮尔和孩子们留出多少钱，菲尼夫妇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也没有达成共识。“不过，当时查克很清楚，那些钱是唯一的例外，除此之外的所有钱都要纳入基金会。”
还要额外考虑的是：由于这一切用的都是法国公民丹妮尔·菲尼的名义，因此如果丹妮尔出了什么意外，依照法国的法律，她的全部财产都要转移给孩子们——他们也是法国公民。“这里存在一个重大的纳税问题。丹妮尔是法国人，在法国拥有居住权，孩子们也有法国国籍，”弗兰克·马奇解释道，“查克是个美国人，在全世界都可以征税。如果丹妮尔在掌资期间去世，那么依照法国法律的规定，她的遗产应当由孩子们继承，菲尼不可能得到，除非卖了它们。问题就在于菲尼是否拥有所有权，按惯例，菲尼可以把它们归入百慕大信托基金，可信托基金必须有受益人，这样就又回到了法国法令的制约中，而建立基金会或慈善机构就避开了法国法令的难题，而且减轻了查克在美国的债务。从这个角度说，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奇特的是，查克所投入的资金的量。把全部的资产都投入基金会，这是绝无仅有的。我见过许多创办基金的欧洲人，他们只投入30％左右的商业资金。这件事中独特的一点就是，那的的确确是菲尼的全部财富。”
关于菲尼将要进行的惊世之举，他和戴尔进行了一次“严肃的会谈”。“我们达成的共识之一就是，不管那些财产价值多少，除了留给丹妮尔和孩子们的之外，其他的全部投入基金会。这个决定极其不寻常，也许在世界上都史无前例。我说：‘你必须确认这个决定，因为如果你在三个星期以后改变主意，那就太糟了。钱已划走，你无法追回，也不能再用。’我说得声色俱厉，但他毫不动摇，因为他知道自己想清楚了，而那正是他想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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