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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法罗，零售酒商们说他们快被我们挤兑死了。”马尔斯特德说，“举个很典型的例子，人们一旦知道了我们公司，会开车越过一座桥，订购我们的酒，然后从另一座桥开回去，声称他们已经走了48个小时，而且这也没有年龄限制，他们可以在车里装10个小孩儿，为他们每个人都申报托运行李。”
美国各州的司法部长们接到了太多美国零售商的抱怨，因此他们打算寻求法律手段来遏制酒品订购的狂潮。一天，一名酒水权威组织的官员来到旅客国际的纽约办事处，找到了哈里·阿德勒。他宣称：“阿德勒先生，您向纽约州的市民们售卖酒品，但您没有营业执照。”阿德勒回击道：“我们没有向市民售卖，而只是面向游客。”于是，纽约州酒水权威组织把旅客国际告上了法庭，但最终败诉。
不久，阿德勒就离开了旅客国际，转而到凤凰城从事家具生意。“跟查克在一起很有意思。”他追忆道，“查克永远离不开他的公文包，他的一切都是围着生意转。我们做了很多疯狂的事，我成为他‘青年时期初涉商界’的同道者之一，因为他身边总是有很多头脑聪敏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他们大多是单身，而且雄心勃勃地要‘征服这个世界’。我是他那群‘牛仔男孩们’中年龄最大的，经常给他们泼冷水，跟他们说：‘你们疯了吗？’不过，那是我一生中非常振奋的一段经历。”
在那些日子里，查克·菲尼和丹妮尔·菲尼总是在纽约和巴黎之间辗转——他们在蒙马特尔有一所住宅，他们的业务遍及整个欧洲。菲尼总是不断地奔波，以至于他根本没有固定的地址。“那时候，我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也许我也不需要。”菲尼回忆道。不过，他却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安个家了。1962年1月，他们的第一个女儿朱丽叶出生了。同年12月，第二个女儿卡罗琳也在巴黎出生。
菲尼回新泽西探家时，并没有标榜自己的成功——那不符合他的性格，而且也不会受他在伊丽莎白区的老同学们的欢迎，他一直跟他们保持着联系。不过，他决定送给父母一份昂贵的礼物。1963年11月，他说服父母踏上了一段巡洋之旅。他们离开时，他秘密地安排工人将他们在帕利塞德路上的房子重新翻修了一番。在工人们进驻之前，他和阿琳的丈夫吉姆·菲茨帕特里克把房子打扫了一遍。“我们搬到了地下室，扔掉了许多废弃的东西。”菲茨帕特里克回忆道，“老菲尼先生喜欢攒东西，他会把报纸都收藏起来，摞得直到天花板那么高，顶层的阁楼也是，其实这是一种火灾隐患。所以，我和查克租了一辆卡车，把这些东西全都扔掉了。老菲尼夫人巡游归来看到眼前的景象，高兴得不得了。整座房子焕然一新，新的摆设、新的家具，所有东西都是新的。她说：‘如果我早知道咱们家会变成这样，我就应该带船长一起回来了！’老菲尼先生则径直走进地下室。他想杀人！我赶紧从那房子里逃了出来。”
6 暴风骤雨（1）
1964年6月，旅客国际的业务已经扩展到了27个国家，并拥有200名雇员。在纽约，他们的总部已经迁到了列克星敦大街上一个大一些的办公室。旅客国际已成为一家分支众多的跨国公司，包括汽车国际和两个机场DFS，不过经营这家公司的4名康奈尔人，却从未在一间屋子里聚齐过。那年9月，菲尼把他们召集到纽约，召开第一届董事年会。这家公司由许多在不同国家、以不同公司为名注册的半独立分部组成，而菲尼则在核心位置贡献着动力、规划和好主意，他们需要一个合适的管理架构。
查克·菲尼就座后，告诉他的三位搭档——鲍勃·米勒、杰夫瑞·马尔斯特德和李·斯特林：他现在担忧的是，旅客国际已经发展到了如此庞大的规模。他说，眼下首要的目标是要为公司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础，以利于往后的循序渐进的增长和全面扩张。这4个美国人在短短5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可是他们却没有未来发展的计划，没有系统的规划，没有公司的历史，没有统一的目标，甚至没有一份公司雇员的名单。“我们的公司必须发展成为一个更有效率和活力的组织。”他说。为了实现流线型分工，他给每人都分派了管理角色：米勒负责远东地区，马尔斯特德负责北美，斯特林负责欧洲，而菲尼的职责则是协调其他三位的报告，并制定策略。
作为并肩创业的*，菲尼和米勒还制定了公平的利润分配办法：他们俩各拿，杰夫瑞·马尔斯特德拿，李·斯特林拿10％。李对此很不开心，因为他认为自己应该和马尔斯特德拿的一样多。当时，他们只是握手确认了这一分配方案，并没有诉诸文字。
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公司在赚大钱。他们每个月可以销售4 000辆汽车，钱财滚滚而来。不过，由于没有资产负债表，他们无法知道自己的生意究竟有多好。他们指定鲍勃·米勒在香港雇用的会计德斯蒙德·伯恩——一个体型魁梧、有点夸夸其谈的英国人，作为公司的财务总管，让他集中管理所有的现金流，并直接向菲尼汇报。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菲尼遇到了一位从新泽西来的朋友，说起自己在全世界拥有27家公司。那位朋友问道：“可是，你现在赚钱吗？”这个问题一语中的。1965年1月，4位董事在第二届董事年会上再次碰头，这一次是在日内瓦海尔维林荫大道76号他们的办事处，德斯蒙德·伯恩汇报了自己巡查各个分公司后的发现。公司业务在迅猛增长，但长期资金短缺。“我们并不是没有钱，先生们，”伯恩直白地说，“可是钱都到哪儿去了？”
伯恩披露了汽车销售分公司存在的7个问题。往往是预定的运送时间到了，可钱还迟迟不能到账，无法付款。于是，他们动用保修部门的资金，用来支付日常开支和汽车运费。
几位董事大吃一惊，他们原以为公司有盈余的资金在内部流转。于是，他们决定缩减开支，研究对策。菲尼建议从降低他们的薪水下手，他们每人每个月可以拿到2 000美元，这是对身在国外的美国人设置的免税点，董事们同意将他们的薪水降到每月1 200美元。
“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财务上是如何运作的。”马尔斯特德回忆道，“如果一个地方成立了一个办事处，谁有钱谁就给他们汇钱。局面很混乱，没有人计算，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记录。我们往香港汇钱，香港又往加拿大汇钱，可是从来没有人把这些账目汇总在一起。”业务扩展得如此迅速，他们没有在记账上花费太多精力。“我们没有花任何时间来进行整体协调，或者做类似的工作，我们只是忙着卖汽车、卖免税酒，赚钱，把钱存进银行，存进去，再取出来。”米勒回忆道。 txt小说上传分享
6 暴风骤雨（2）
这几位康奈尔毕业生在酒店管理学院时学到了很多经营旅馆和餐厅的知识，然而他们现在必须掌握管理一个蓬勃发展的全球性企业网络的原则。他们几个找来一本艾尔弗雷德·斯隆的《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My Years with General Motors）互相传阅，那是1963年的畅销书。在书中，斯隆把自己经营通用汽车的成功归因于分散经营和财务控制。旅客国际做到了前者，却忽视了后者。“财务控制并不是当务之急，”菲尼的目光转向背后，满是嘲讽地说，“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钱！”
他们遇到的一大难题是，汽车生意正遭遇来自美国军方的残酷竞争。1960年之前，美国那些设在海外的军卖店，比如PX等，并不销售美国制造的汽车和奢侈品。可现在，PX等军卖店已经开始向派驻欧洲的士兵们售卖免税的美国汽车了，而且也是运送到他们家里。他们为三个美国汽车制造商设立了展示厅：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他们的条件当然非常诱人，”菲尼说，“你环游一圈儿回国后，可以到当地的福特汽车经销处提取你在欧洲订购的车，他们几乎把我们排斥在外了。”
在香港，汽车销售也面临着其他竞争。菲尼和米勒手下的销售员们一直以来都把太平洋市场据为己有，直到第七舰队的一艘轮船从太平洋转移到了地中海，进驻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当第一位竞争对手的汽车销售员登上轮船时，才知道军官们都已经在香港买过车了。于是，秘密泄露了。
通过菲尼在加拿大边境的邮购酒品业务，钱汩汩不断地涌入了汽车国际。不过，正如那些跟风的竞争者们所指出的，他们的业绩正在下滑，年销售额从1963年的2 000万美元滑到了1964年的500万美元。
经过一年前在纽约大街上发生的那件事，各位合伙人都已经意识到，他们在许多方面已处于深重的危机之中——这些危机足以将他们送上法庭。一次，李·斯特林偶然遇到了一位出道不久的律师哈维·戴尔，是斯特林在纽约长恩中学时的老同学、康奈尔大学的校友，斯特林向他讲述了自己从事的汽车生意。当时，戴尔刚刚加入柯蒂斯、马利特–普雷沃斯特、科尔特和莫斯尔在纽约开办的律师事务所。这位律师新手拥有丰富的国际法律知识，他意识到这几位企业家以后很可能会惹上税务方面的麻烦。“你们几个最好抽身自保，因为法律改了。”他说。
李·斯特林汇报了自己听到的这些话后，菲尼和鲍勃·米勒来到了位于公园大道101号的柯蒂斯–马利特办公室，以了解更多的情况。菲尼大致叙述了他们公司的生意流程，几位律师听着， 惊讶地摇着头。律师们解释道，美国已经收紧了对居住在国外或在国外做生意的美国居民的征税规则。因此，这几位售卖汽车和酒品的企业家面临着许多税收和责任方面的问题。
哈维·戴尔列席了那次会议。这位年轻的律师对菲尼有点儿了解，在成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之前，他曾在康奈尔大学学习过哲学。菲尼和米勒请他对他们公司的全球业务进行一番巡查，看看公司该如何规避在税务方面应负的责任。他们的交往自此开始，而哈维·戴尔最终成了对查克·菲尼一生之中影响最大的人。
为了解决税务方面的问题，查克·菲尼还结识了另一位律师，一个风趣而健谈的意大利裔美国人，他也将在菲尼的商业生涯中担任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时，托尼·皮拉罗（昵称托尼）还在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读一年级，他刚刚加入这个律师事务所，那天他参加会议只是负责记录。尽管他身材矮小，但在高中时却担任过棒球队、橄榄球队和篮球队的队长。菲尼对这位聪敏、自信的年轻人印象很深。后来，1964年12月，当他听说皮拉罗打算去巴哈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时，他就去劝说皮拉罗加入旅客国际。皮拉罗感觉菲尼是一位很有天分的企业家，而且必将取得巨大的成功，于是他答应了。他不是很清楚自己的职位，但他觉得可能是税务顾问和投资顾问。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6 暴风骤雨（3）
哈维·戴尔很快就确认了这4位康奈尔人所面临的境况比破产还要严重。“他们所做的生意存在法律上的风险，这足以将他们送进监狱。”他回忆道，“事情的严重性就在于，虽然他们不是有意而为，但事实上，他们的行为相当于挪用了给琼斯准备的信托基金，来支付给史密斯邮寄物品的邮费——这是一种庞氏骗局①，是欺诈行为。如果事情已经发展到所能预见的最坏程度，那么他们就得承担法律责任了。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从法律方面，他们所面临的后果都很严重。”
经济上的危机还为公司带来了另一个人，他在未来很多年里也将成为关键性的人物。他是普华永道的一位资深合伙人，他翻阅了旅客国际的账本，建议他们请个好点儿的会计，并推荐了艾伦·帕克。住在日内瓦的艾伦·帕克是英国人，出生于罗得西亚②，他额头高高的，戴一副大大的眼镜，是一名很有天分的法务会计。菲尼请他到伦敦来面试。帕克清楚地记得，菲尼是用何等迅疾的步伐走在伦敦的街道上。“我差不多落后他三步，”他说，“我不管走多快，都永远赶不上查克。”菲尼走路之快简直成了神话。菲尼手下的伦敦办事处经理邦尼·苏赫特说：“有时，他在跟你说话的时候已经走远了，你不得不跟在他后面跑下楼。”
帕克进入公司后，很快发现“人们像疯了似的花钱。在日内瓦，每个人都跟旅客国际的人吃过午餐，而鲍勃·米勒或者杰夫瑞·马尔斯特德则负责埋单。我立即制止了这种行为。我说：‘你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呢。菲尼在加拿大边境开创的生意已经迅速膨胀，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