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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课后温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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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分析实例中领会到另一个教训是常识的重要性。在书中我们反复说，研究各项提案的影响时，不仅要观察短期内特殊群体所受的影响，也要考察长期内所有的群体受到的影响。但我们发现，这个结论往往只用普通常识就能推论而得到。即便一个不懂经济学的人，只要他稍微看远一点，他肯定不会觉得：橱窗被砸破、城市毁于战火是件好事；兴建不必要的公共工程，一点都不浪费；政府裁撤冗员让闲人重回劳动市场非常危险；添置机器会令人不寒而栗，即便机器增进财富创造、能让工作更省力；对自由生产和自由消费设置障碍，可以提高财富；迫使其他国家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购买我们的产品，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富裕；储蓄是既愚蠢又邪恶的行为，挥霍享用才能带来繁荣。
亚当？斯密用极其普通的常识，回应当时的诡辩家说：“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很少会是错的。”但很少有人在处理复杂的状况时意识到这句话。即使他们得出来的结论非常荒唐，他们也不会重新检查自己的推导过程。哲学家培根说：“浅薄的哲学会使人的思想倒向无神论，但是，深刻的哲学思考将人的思想带回宗教。”依读者本身的信仰而定，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这句箴言。不过，下面这句话却千真万确：浅薄的经济学会使人的思想倒向荒谬的结论，但是，深刻的经济学思考将人的思想带回常识。所谓深刻的经济学思考，是指去考察一项政策产生的所有影响，而不是只关注那些显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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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又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他就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的“被遗忘的人”（Forgotten Man）。读者也许还记得萨姆纳1883年所写的文章：
当A觉察到，那种做法是错误的，害得X因此遭受苦难，于是立即和B谈这件事，两人接着提议立法，矫正那种错误的做法，以此来帮助X。他们通过的法律，总是规定C应该为X做什么事，更好的情况则是A、B和C应该为X做什么事……我想做的事，是探访一下C……我称他为“被遗忘的人”……他是从来不被考虑的人。他是被改革者、社会投机者和慈善家所牺牲的人。我希望将他的特征和加在他身上的各种负担展示给你们，以得到你们的注意。
“被遗忘的人” 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再度被人提起时，不是指C，而是指X，真可说是历史的反讽。至于C，则是被要求支持更多的X，和以前比起来，更是彻底遭人遗忘。就是这个C，这个被遗忘的人，还得经常响应政治号召去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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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相当关心的核心谬论，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系统性地出现的，如果我们现在就此打住，那么这堂课的研究就不算完成。事实上，这种系统性谬论是劳动分工所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社会化劳动分工出现以前，原始人的一切工作都只为自己或家人而做。他消费的东西，完全是他自己生产出来的。他的产出和他的满足之间，始终存在着直接和立即的关联。
但是当更为细致的社会化分工出现，这种直接和立即的关联就不复存在。我消费的东西，不全是我生产的，我可能只生产其中一样。我用我生产的商品、用我提供的服务所赚来的钱，去购买其他我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我希望我购买的每一样东西，价格越便宜越好，但是我生产的商品、我提供的服务，价格要越高越好。我希望其他所有的东西越丰富越好，但是我的同行和他们的产出要越稀缺越好。常言道，物以稀为贵，若能得遂所愿，我付出的努力就能得到更丰厚的回报。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会限制我自身的努力以减少自己的产出。事实上，跟我生产同样产品、提供同样服务的人是大有人在，我只是行业中普通的一员，而且我们这一行是自由竞争，如果我限制自己的努力和生产，对我自己并没有好处。相反，如果我是一个麦农，我会希望我所种植的小麦产量越高越好。当然，我也希望其他所有麦农的产量越低越好；我希望市面上小麦及其替代品供给稀缺，我的收成就能卖到最好的价钱。
第25章 课后温习（3）
上述这种自利动机对小麦的总产量一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事实上，只要存在竞争，每位生产者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尽可能多的农作物。这样，靠自利动机的力量（不管是好是坏，它比利他动机更持久且更具威力）就能使产出最大化。
但是，如果所有麦农以及小麦替代品的所有生产者，能够联合起来消除竞争，而且政府允许或鼓励这种做法，形势就会发生逆转。麦农就会去说服本国政府（最好是说服相关国际组织），强迫所有的麦农等比例缩减小麦的种植面积。这样就会让小麦供不应求，进而抬高小麦价格；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涨幅，很可能大于产量的降幅，麦农整体上就会因此受益。他们会赚到更多的钱，也就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其他人的状况都会因此变差（假使其他条件不变），因为其他人都必须拿出更多自己生产的东西，来换取更少的小麦。很清楚，小麦减产的数量，就是整个国家财富减少的数量，国家因此变得比较贫穷。但那些只将目光放在麦农身上的人，看得到麦农因此获得的利益，却没看到其他所有人因此遭受的损失。
这个道理，适用于其他每一种行业。如果因为气候反常，柑橘的收成突然大增，所有的消费者都会受益。柑橘增产多少，整个世界的富有程度就增加多少。但是，柑橘会卖不起价钱，这会使全体柑农比以前贫穷，除非大量的柑橘卖得出去，销量增加足以弥补降价的损失。当然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柑橘收成反而不如常年，我一定会因为普遍性丰收导致的低价而蒙受损失。
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供给发生变化的情形，同样适用于需求发生变化的情形。不仅新发明或新发现会给各方造成利弊不同的影响，消费者品味改变同样会给各方造成利弊不同的影响。新型棉花采摘机，虽然可以降低每个人购买棉质内衣和衬衫的成本，并且提高整体的财富，但是受雇的棉花采摘工人数量会减少。新型纺织机器可以用更快的速度织出更好的衣料，但许多老式纺织机器却会因此遭淘汰，尚未收回本钱的淘汰机器，其部分投资将就此损失，其所有者当然变得比较贫穷。进一步开发核能发电，可以造福全人类，但煤矿和油井的业主却会因此不堪设想。
没有一种技术改进不会伤害某个人，同样的道理，大众的品味变得高雅、社会风气得到净化，没有哪种好的进步不会伤害某个人。若更多人倾向于审慎节制，成千上万调酒师将因此失业。若赌风日衰，在赌场和赛马场营生的人就只好另谋职业。若男人更懂得洁身自爱，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就会陷入绝境。
但是民风突然改善，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以迎合人们低级趣味为职业的人。那些毕生致力改善社会风气的人，受到的伤害更大。牧师面前做忏悔的人会减少。社会改革家会找不到责任之所在。人们对他们的服务的需求减弱了，他们能为社会做的贡献也减弱了。如果没有人犯罪，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律师、法官、消防队员，也不需要监狱看守和锁匠，甚至可以不要警察（交通警察除外）。
简单地说，在分工体系之下，我们很难想象，当一个人的需要获得更大的满足时，不会伤害满足那份需要的人。为此投资的人、为此苦练技能的人，至少会遭受暂时性的伤害。如果各个经济领域都是非常均衡的共同增长，那就不存在特殊群体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利益对抗，就算有，也不会构成任何严重问题。如果同一年全球的小麦收成同步增加，我的小麦收成也同比例增加，与此同时，柑橘和其他所有农作物的收成同时增加，所有工业产品的产出也增加，单位生产成本相对下降，那么我这位麦农不会因为小麦产量增加而受到伤害。虽然，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可能下跌，我的产量增加也没能完全弥补总收入的减少，但是，如果其他每个人的供应量增加，我也能用更便宜的价格卖到他们的产品，算下来大家扯平，那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如果其他每一样东西的价格跌幅，和我的小麦价格跌幅完全相同，我的富裕程度会和我收成增加的幅度同比例上升；其他每个人的富裕程度，也会和所有产品与服务供给增加的幅度同比例上升。
这种齐头并进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未发生过，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增长只可能是在不同领域以不同的步调增长，甚至此消彼长。如果我生产的那种商品，其供应量突然大增，或者如果新发明或新发现，使得我生产的那种商品不再有人需要，这些使整个世界获益的好事情，对我和我的同行们来讲，都是一个悲剧。
人们的注意力，总爱集中在最显眼的地方，即使公正无私的观察者也不例外。大家往往不会去注意供给增加或新发现所带来那些分散各处的利益，而会去关注少数人因此遭受的损失。每个人都在享用更多价廉物美的咖啡，这个事实没有人注意；人们看到的，只是咖啡种植者们因为咖啡豆买不起价钱而生活难以维继。新机器以更低的成本，提高鞋子的产量，这个事实没有人注意；人们看到的，只是一群男女劳工的生计因此没有着落。这些群体的悲惨处境应该被承认，他们应该受到同情地对待，而且我们也应该研究一下，能否利用在这一特殊进程中得到的收益去帮助这些人另谋生计。这绝对是我们该做的事，也是全面了解问题所必须要做的事。
问题的解决方法，绝对不可以是武断地去减少供给量、去阻止进一步的发明或发现，去帮扶处境艰难的人继续从事已经失去价值的工作。然而世界各国，竞相利用开征保护性关税、捣毁机器、烧毁咖啡树、制定各种的限制措施等种种手段，去解决上述问题。这是通过制造匮乏来创造财富的疯狂教条。
不幸的是，这类教条（可以说是人为炮制的物以稀为贵），对于特定的生产者群体而言的确是金科玉律——如果他们能使控制自己生产的商品的供给，他们就会制造出相对匮乏，以保证他们必须购买的其他所有东西相对充裕。但这一教条对整个社会来讲是荒谬的，它绝对不能运用于所有的领域。因为那么做，等于经济自杀。
最后，来高度概括一下我们这一课：当我们专注于某个单一经济群体时，看起来可能是千真万确的许多事情，在转而考虑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每一个人的利益时，却有可能是一串错觉。
看问题时，是看整体，不是看片段。这就是经济学的目标。
第26章 三十年后的这堂课（1）
本书第一版是1946年出版的。我现在写这段文字时，一晃已经过了32年。在这三十年间，本书当年所阐述的那些教训，我们学到了多少？
若拿这话问那些政治人物，也就是那些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人，那么他们根本没学到什么。相反，本书反对过的各种经济干预政策，如今远比三十年前更深重、更盛行，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
以尤为突出的通货膨胀政策为例。实施通货膨胀政策，往往是其他经济干预政策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为了涨价而涨价。今天，通货膨胀已经是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标准象征。
1946年版中阐明了通货膨胀的后果，但是当时的通货膨胀相对温和得多。我们看到，美国联邦政府1926年的财政支出不到30亿美元，并且有财政盈余。相比之下，虽然在1946财政年度，支出上升到550亿美元，赤字为160亿美元，但是在1947财政年度，随着战争结束，支出降到350亿美元，还出现了4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但到了1978财政年度，支出飚升到4；510亿美元，财政赤字竟达490亿美元。
这一切都伴随着货币存量的激增——活期存款加上人们手头的现金，从1947年的1；130亿美元直升到1978年8月的3；570亿美元。也就是说，三十年间，流通货币的供应增加了两倍多。
货币增加直接导致物价急剧上涨。消费者物价指数从1946年的飚升到1978年9月的。也就是说，物价同样涨了两倍多。
我们已经知道，促使物价上涨是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的部分原因。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那本书被各种分析和经验彻底推翻也已经有20年，时至今日，一些政治人物仍在继续